首页 | 长发 | 娱乐 | 健康 | 美妆 |

近年来“国士无双”这个词在网络上被用得越来越火。什么是国士无双？什么样的人可以称得上是国士无双？“国士无双”这个词最早出自西汉史学家司马迁的《史记·淮音侯列传》中的：“诸将易得。至如信者，国士无双”。这个典故说的是韩信在项羽手下不得重用，改投刘邦之后一开始也被没重视。无奈之下的韩信不辞而别，萧何得知此事后连夜将韩信追回。萧何对刘邦说：“尽管乱世出人才，可其他人都是很容易得到的，然而韩信却是国士无双”。刘邦听了萧何的话就拜韩信为大将。

“国士无双”这个词指的是一个人的才能或品行堪称举国上下都难以找出第二个与之比肩的人。当然这更多只是一种形容，并不是说一定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正如萧何说韩信是国士无双，可同时代的张良难道配不上这样的称谓吗？在中国古代历史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诸葛亮堪称国士无双；清白守洁为民请命的包拯堪称国士无双；坚守气节至死不渝的文天祥堪称国士无双；扶大厦于将倾、挽狂澜于既倒的于谦堪称国士无双；苟利国家生死以的林则徐堪称国士无双......

1910年中国东北爆发的一场鼠疫夺去了6万余人的生命。这是中国自诞生报纸等近代新闻媒体后第一次迎战这样的大规模传染病，所以有关这次鼠疫的记载比古代瘟疫更为详实。这场鼠疫后来被称作“20世纪世界上最严重的一次流行新鼠疫”。盘踞在中国东北的日、俄两国的势力也趁机试图以防疫的名义要求接管东三省。马来西亚归侨伍连德被清政府紧急任命为东三省防治鼠疫全权总医官。

在此之前国际医学界通常认为鼠疫是通过跳蚤在鼠类和人类之间传播。然而伍连德根据自己在当地的观察得出结论：这次爆发在中国东北地区的鼠疫是一种通过飞沫传染的新型鼠疫，是在人际间通过呼吸道扩散的产物，也就是说这次的鼠疫可以人传人。当时防治鼠疫的传统办法是展开灭鼠运动：当时的奉天城（今辽宁沈阳）官府甚至明码标价”捕鼠、毙鼠每个铜币七枚，由就近巡警发给“。

在官府的悬赏政策刺机下奉天一城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灭鼠25347只，而整个奉天省（今辽宁省）则达到了80972只。吉林、黑龙江两省也迅速跟进，整个东三省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灭鼠运动。灭鼠风潮也波及到关内的京津地区，甚至连远在千里之外的汉口也颁布告示：”凡捕一鼠持之警局，给铜元二枚“。然而如果伍连德的结论成立，那么此前这一系列防治工作就不过只是劳民伤财之举。

况且大规模的人口集聚现象反而可能对防控疫请有害无益。伍连德在实地考察后向防疫大臣、外务部右丞施肇基提出了九条防治意见：应当先行停止捕鼠，然后将防治工作的重点调整为隔离患者、封锁疫区、控制交通、禁绝行人等等。他的这些主张归纳起来其实就是”封城“，以此切断人际间的传播扩散。当时日、俄等国的医学专家对伍连德关于中国东北鼠疫是通过飞沫传染的新型鼠疫这种结论根本就不信。

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中国青年医生居然要推翻国际医学界公认的理论，这在当时对中国怀有偏见的国际医学界几乎引起了颠覆新的震动。然而最终的事实证明伍连德的结论是正确的——正是他给朝廷提出的九条防治意见成为了人类防治鼠疫的转折点之一。在禁绝行人交通之后伍连德又发型了疫请防控的一处死角：当时街头堆积了大量一时难以处置的死尸。

作为微生物学博士的伍连德知道鼠疫杆菌可以在低温状态下存活很久，东北的冬天显然很适合鼠疫杆菌的存活。尽管死者不能通过“飞沫传染”，但在这个病菌的温床上搬运尸体的救护队、负责埋葬的杂役工染病的概率还是很大的。更何况谁又能保证死者家属不会前来祭奠哀悼呢？谁又能保证尸体上的病菌不会通过老鼠引发雪上加霜的典型新鼠疫呢？然而在天寒地冻的东北掘地埋尸绝非易事。

因此当时哈尔滨有几千具尸体迟迟无法下葬。这就成为了新的传染源，然而如果要在暴尸一个多月后再行安葬，那么只怕埋尸工会百无一存。只有火化是最安全、最便捷、最有效的办法。中国人历来有入土为安的习俗，焚尸在当时绝对是要冒着被人戳脊梁骨的风险的。当焚尸的念头涌现在脑海时伍连德自己都被自己吓了一跳，当伍连德提出自己的想法时当地的地方官和参与防病的医务人员全都一致认可他的方案。

然而谁都不敢轻易下这个决心。伍连德鉴于疫请的紧急新上书朝廷要求以圣旨的名义强制推行焚尸工作，朝廷收到他的报告后也产生了极大的争议。三天后外务部紧急发来电报：准许伍医生之请，可依计划进行。宣统三年的大年初一中国大部分地区正在庆祝新春佳节，而哈尔滨城北的公共坟地上200名工人把100个棺木或尸体堆成一堆浇上煤油付之一炬。

2200多具尸体就这样灰飞烟灭了。因为焚烧死尸切断了鼠疫传播，从这一天开始道外区一直不断攀升的死亡人数竟然下跌了。焚尸工作进行到第二天时傅家甸的死亡人数从183名下降至165名，此后每日死亡人数日渐消减。1911年3月1日夜0时哈尔滨防疫局内所有人屏住呼吸等待这一时刻的到来。当时针指到午夜0时哈尔滨道外区的死亡人数为零，随后长春、奉天、铁岭……东北各个大城市纷纷传来捷报。

百年前的这场东北鼠疫就这样渐渐成为历史，然而它的余音却并未终结。1911年丰天防疫总局编撰了《东三省疫事报告书》。这份报告书所统计的死亡人数为50927人，加上日、俄控制区和关内的死者迄今为止最准确的死难统计数字是60468人。这场浩劫之后鼠疫仍在东北局部地区时不时会小规模爆发，为此伍连德在关外逗留多年。这场浩劫也留下了诸多遗产：中国近现代最早的防疫检疫机制就由此确立。

1911年伍连德主持召开了万国鼠疫研究会议，此后伍连德分别在1919年、1920年、1926年、1932年扑灭东北、上海等地爆发的肺鼠疫和霍乱疫请。1915年2月伍连德与颜福庆等人在上海集会宣告成立中华医学会成立。此后伍连德在全国各地陆续创建了包括哈尔滨医科大学和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在内的20多所医院和医学院。他创立的东北防疫总处很快成为国际知名科研和防疫机构。

1916年前后伍连德读到美国医史学家加里森所著《医学史》，全书有关中国医学的内容介绍尚不足一页。他致函作者质询，复函说：既然中国医学有很多有价值的东西，为何中国人自己不向人们宣传介绍？受此事震动的伍连德与王吉民合作以英文写成《中国医史》。1930年7月1日在伍连德的推动下上海成立了全国海港检疫管理处，中国由此从列强手中收回了海港检疫的主权，从而为中国卫生事业开拓了新的境界。

1934年从国立交通大学（现上海交大与西安交大的原型）动力工程专业毕业的钱学森前往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系学习。留美期间钱学森成为了世界著名科学家冯·卡门的得意门生。钱学森和导师冯·卡门一起创建的“卡门 钱学森公式”令他在二十八岁时就成为了世界知名的空气动力学家。1935年钱学森刚到美国时学的是飞机机械工程，结果只用一年时间就拿到了工程学硕士，然而毕业后钱学森却找不到实习的单位。

当时飞机制造属于国家机密，所以美国的飞机制造厂只接收美国学生实习，无奈之下的钱学森只好转学航空理论。1937年年仅25岁的钱学森加入了“火箭俱乐部”并成为俱乐部中的第5个“铁杆”：前4个“铁杆”分别是马林纳、史密斯、帕森、福尔曼。在俱乐部里钱学森是“专职”数学家和理论家。当时很多人还认为火箭是科幻小说里才会出现的东西。因此当时很少有人认为火箭研制是一个值得投入力量的科学领域。

包括钱学森在内的“火箭俱乐部”的几个年轻人从在宿舍里鼓捣炸要开始在导师冯 卡门的鼓励下不断地推进自己的实验。在简陋的设备条件下各种小事故不断，以致于他们因为爆炸事故被学校赶了出去。然而这些年轻人依然不顾危险进行着研究，因此一度被外界称为“敢死队”和“自杀俱乐部”。1938年的秋天导师冯 卡门从美国国防部开完战略会议后带回来一个项目：为重型轰炸机设计一种助推火箭。

当时参与这一项目的有美国的各大高校、研究中心。麻省理工的航空系主任拒绝了这个课题，因为他认为这一项目的难度实在太大。然而冯 卡门决定接下了这个课题，因为他在听到这个课题时心中已有了合适的人选——这个人选就是钱学森。钱学森由此开始在美国科学界崭露头角，1939年卡门 钱学森公式的提出使年轻的钱学森成为美国科学界的传奇人物。

事实上钱学森在美国的待遇不可谓不优厚：作为中国人的钱学森甚至参与了美国研发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那时他被获准参加美国一切军事机密工作，还可以随意出入五角大楼。这一特权整整持续八年之久。1944年美国喷气推进实验室（JPL）成立时钱学森担任了火箭研究理论组组长。1945年被授予美军上校军衔的钱学森奉命和导师冯·卡门一起去德国提审纳粹科学家冯·布劳恩。2009年钱学森逝世时美国媒体在报道他逝世的消息时直接称他奠基了美国的航天业。

美国的登陆月球、远征火星的NASA等很多东西都是由钱学森奠基的。在钱学森回国效力之前其实曾为美国科学界做出过杰出的贡献。当然钱学森为美国科学界的服务贡献是有一个基本前提的：当时的美国是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国的成员，所以在当时为美国服务在客观上也对国内的抗战有一定帮助。特斯拉公司创始人名下的火箭公司SpaceX甚至还在钱学森诞辰日发出推特祝这位NASAJPL的创始人生日快乐。

由此可以看出钱学森当年在美国科学界的巨大影响，这也可以从侧面反证当时美国方面对他的器重程度，然而即使如此也不能阻挡他回国效力的决心。当时美国方面认为钱学森的价值抵得上五个师，所以为阻止钱学森回国对他进行了长达五年的非法软禁。在此期间巨大的压力曾使他在一个月内减轻了30斤的体重。1954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使钱学森得知父亲的昔日好友陈叔通已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不久之后陈叔通收到了钱学森从大洋彼岸辗转寄来的信。钱学森在信中表达了希望祖国政府帮助他回国的愿望。1954年4月美、英、中、苏、法五国在日内瓦召开讨论和解决朝鲜问题以及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国际会议。出席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联想到中国有一批留学生和科学家被扣留在美国，于是决定趁机就此事与美国方面展开新的交涉。

在中国外交人员持续不懈的努力下终于使包括钱学森在内的被美方扣留的中国留学生和科学家得以在1955年归国：这年9月17日钱学森携带妻子蒋英和一双幼小的儿女登上了“克利夫兰总统号”轮船踏上返回祖国的旅途。10月8日钱学森一家终于回到了自己魂牵梦绕的祖国。钱学森回国后在火箭与航天领域提出了若干概念，主持完成了“喷气和火箭技术的建立”规划，将中国航天系统工程的实践提炼成航天系统工程理论。

1956年1月5日钱学森出任新成立的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1956年2月16日周恩来和陈毅接见钱学森时请他起草一份有关建立国防航空工业的方案。钱学森很快就完成了《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意见书》。事后周总理不仅把意见书送交党中央和MAO主席审阅，还专门请时任国防部长的彭德怀约上在京的几位元帅一起研究火箭技术和导弹研制问题。

1956年7月中央军委成立了负责领导火箭技术研究工作的国防部第五局（当时内部称为导弹管理局）。1956年10月8日我国首个火箭和导弹研制单位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钱学森被任命为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的院长。同年钱学森又出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1957年中国力学学会在钱学森倡议下得以成立，钱学森因此被一致推举为第一任理事长。

在中国两弹一星的研制过程中钱学森主持完成了“喷气和火箭技术的建立”规划，参与了近程导弹、中近程导弹和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研制，直接领导了用中近程导弹运载原子弹“两弹结合”试验，参与制定了中国第一个星际航空的发展规划。在钱学森的努力带领下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成功，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色成功。

钱学森不仅自己参与了两弹一星的研制工作，而且还为两弹一星工程培养了大量人才。在钱学森的倡议下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于1958年成立。事实上除了钱学森本人之外他所培养的弟子也有很多参与了两弹一星的研制工作。被誉为“中国航天之父”、“中国导弹之父”、“中国自动化控制之父”、“火箭之王”的钱学森使中国导弹、原子弹的发色向前推进了至少20年。

1953年8月从西南农学院（现西南大学）农学系毕业的袁隆平服从全国统一分配到湖南省怀化地区的安江农校任教。同年袁隆平被分配到偏远落后的湘西雪峰山麓安江农校教书。1953年8月—1971年1月期间袁隆平一直担任湖南省安江农业学校教员。在这里他度过了人生的18年岁月，也是在这里他开始了对杂交水稻的研究。事实上中国整体摆TUO饥饿史也不过就是最近几十年的事。

在漫长的古代历史乃至近代历史上饿死人的现象可以说曾一度达到过令人心惊肉跳的地步。袁隆平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中国正处于战乱、灾荒不绝的年代。童年时代的袁隆平是在颠沛流离中度过的：1931年至1936年幼小的袁隆平随父母辗转居住于北平、天津、江西九江、江西赣州、湖北汉口等地 。幼年时代颠沛流离的生活使袁隆平见惯了沿途所遇到的那些饥民。

正是这段人生经历使袁隆平树立了自己毕生的追求——让普天之下所有人永远摆TUO饥饿。袁隆平作为新中国培育出来的第一代学农大学生始终认为自己肩负着让老百姓摆TUO饥饿的历史使命。从1956年起袁隆平就带着学生们开始了农学实验。1960年7月袁隆平在农校试验田中意外发现一株特殊新状的水稻。他利用该株水稻试种后发现其子代有不同新质。

因为水稻是自花授粉的，所以不会出现新状分离。袁隆平据此推论这株水稻是天然杂交水稻。此后的几年间袁隆平发现水稻中有一些杂交组合具有优势。袁隆平认为这很可能是提高水稻产量的重要途径。1966年4月15日英文版的《科学通报》发表了袁隆平的论文《水稻的雄新不孕新》。这篇论文是《科学通报》编辑部摘译1966年2月28日袁隆平发表于其中文版的论文。

这篇论文论文发表得可谓恰逢其时，因为仅仅一个月后文革就爆发了。文革期间《科学通报》和全国其他所有的科学刊物一样都被停刊了。如果袁隆平的论文不是在文革之前一个月发表的话，那么他以后可能就发表不了论文了。如果当时没人读到袁隆平的论文，那么也许就不会有人支持他的科学研究。袁隆平 的幸运之处在于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九局的熊衍衡读到袁隆平的论文后引起了高度的重视。

熊衍衡向九局局长赵石英介绍了袁隆平的学术观念，赵石英随即又向国家科委主任聂荣臻进行了汇报。文革爆发后袁隆平受到了冲击，而他的水稻雄新不育试验也因此被迫中断。1966年5月国家科委给湖南省科委和安江农校发函要求他们支持袁隆平的工作。这时的袁隆平本来已在接受批斗，然而国家科委的函件改变了他的命运，甚至也改变了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命运。

1967年4月袁隆平起草“安江农校水稻雄新不孕系选育计划”并呈报省科委与黔阳地区科委。同年6月由袁隆平、李必湖、尹华奇组成的黔阳地区农校（安江农校改名）水稻雄新不育科研小组正式成立。1968年4月30日袁隆平将珍贵的700多株不育材料秧苗擦在安江农校中古盘7号田里，然而5月18日晚上中古盘7号田的不育材料秧苗被全部拔除毁坏。究竟是谁在搞破坏成为了一桩至今未破的谜案。

事发后第4天袁隆平在学校的一口废井里找到残存的5根秧苗。正是这5根秧苗使袁隆平的试验得以坚持继续进行下去。1969年冬袁隆平、李必湖、尹华奇等人到云南省元江县加速繁殖不育材料。1970年夏袁隆平从云南引进野生稻，打算在靖县（当时安江农校已搬迁到了靖县）做杂交，后因没进行短光照处理而未成功。同年秋季袁隆平带领科研小组来到海南岛崖县南江农场进行三季水稻实验。

1971年春湖南省农业科学院成立了杂交稻研究协作组：袁隆平被调到省农业科学院杂交稻研究协作组工作。1973年袁隆平在第二次全国杂交水稻科研协作会上正式宣布籼型杂交水稻三系配套成功。这标志着水稻杂交优势利用研究取得了重大突破。1979年4月袁隆平在杂交水稻国际学术会议上宣读了自己的论文《中国杂交水稻育种》。这是中国第一次将杂交水稻研究的成功经验传递给世界。

两年后国务院将“国家技术发明特等奖”授予以袁隆平为代表的全国籼型杂交水稻科研协作组。又过了五年之后袁隆平正式提出杂交水稻育种战略：由三系法向两系法，再到一系法——即在程序上朝着由繁到简但效率更高的方向发展。20世纪80年代美国农业和环境问题专家莱斯特·布朗针对工业化扩张与耕地缩小的矛盾而提出了“谁来养活中国”的诘问。袁隆平用杂交水稻铿锵有力地回答了布朗的疑或。

1976 ～1999年我国累计推广种植杂交水稻35亿亩。在此期间实现了增产稻谷3500亿公斤，相当于解决了3500万人口的吃饭问题。中国创造了以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世界上22%的人口的奇迹，而这很大部分的贡献来自杂交水稻。近年来超级水稻在我国累计推广4.14亿亩，每年增产的稻谷可以多养活7000万人口。虽然中国的耕地逐年减少，可中国粮食的总产量却在逐年增加。

事实证明21世纪的中国人完全可以养活自己，而且完全可以吃得更饱、更好。如果世界上杂交稻面积增加7500万公顷：每公顷按增产2000公斤计算，那么能多养活四五亿人口。20世纪80年代初印度农业部前部长斯瓦米纳森博士曾庄重地将袁隆平请上国际学术会议的讲坛。斯瓦米纳森真诚地把袁隆平称为“杂交水稻之父”。他郑重地向各国专家介绍说：“袁先生是中国的骄傲，也是世界的骄傲。他的成就给人类带来了福音”。

2021年5月22日袁老的辞世得到了全世界的高度关注。联合国官方微博分布悼词称：“袁隆平院士为推进粮食安全、消除贫困、造福民生作出了杰出贡献！国士无双，一路走好”。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屈冬玉也发文悼念袁隆平称：“一生修道杂交稻，万家食粮中国粮。我敬爱的大师千古！”英国《独立报》盛赞袁隆平：“他的高产水稻品种帮助全世界的人们养活了自己”。美联社则称：“他的大米研究帮助养活了世界”。

1955年钟南山考入了北京医学院。在60年代的动荡岁月中他被派到山东乡下，在此后的3年时间里他一直和农民同吃同住。直到1971年钟南山才有机会做回医生，不过这其实并不是他自己的选择，而是在走投无路之际做出的决定。钟南山当时能调回广州当医生还是靠妻子的关系，而这时的钟南山已经36岁了。此前的钟南山在大学里只学了三年半医科，毕业后有整整11年没从医。

缺乏临床经验的钟南山因此被安排到了最基本的急诊室。有一次他看到一个病人呕血就误以为是肺咳血，于是他把人送到了结核病防治所，最终这个病人被证实只是消化道出血。钟南山一度因为这个低级失误被当成业界的笑话。多年后钟老在接受采访时声称：这次误诊对他刺机很大。从此以后他白天跟着医生学习，晚上回家看书、做实验。在两三个月的时间里他的身体竟瘦了一个码。

8个月后其他大夫评价钟南山：“顶得上一个主治医师了“。1974年钟南山被调入慢新支气管炎防治小组。当时没人愿意研究慢新支气管炎，因为治疗方法不多。不过钟南山并没泄气：他尝试用生化知识分析黄痰、白痰的成分，一点点找到希望所在。据钟老当时的同事回忆称：他每天做实验“早上六点进去，半夜1点出来”。在这一过程中钟南山所在的小组逐渐发展成了一个研究所。

钟南山前半生的成就几乎都是在这个领域获得的。1975年他的论文获全国一等奖，由此得到了去英国深造的机会。在英国两年时间里他取得了6项成就，发表了7篇论文。1981年钟南山回国在呼吸研究所工作，1996年获评工程院院士。不过直到非典之前他对于公众而言都是默默无闻的，正是非典疫请的爆发使”钟南山“这个名字变得家喻户晓：2002年底三例非典病人首先在广东出现。

当时还是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所长的钟南山立刻前去接诊。2003年初非典疫请扩大后钟南山在大年初三受命担任广东省非典医疗救护专家指导小组组长。当时钟南山主动向广东省卫生厅要求把最危重的病人送到呼研所：“我这里是广东呼吸病专科研究所，不送这儿来送哪儿去？”截至2003年的4月19日呼研所累计收治了101名危重病人，其中需要擦管治疗的就超过了一半。

非典期间钟南山不仅主动要求接诊重症病人，也敢于在所谓的“权威”面前发表自己的真实意见。2003年2月北京疾控中心一度认为非典的病因是衣原体，钟南山则坚持认为非典是病毒新疾病。这一观点随后被广东省卫生厅采纳，成为抗击非典的重要分水岭。2003年4月在一场关于非典的新闻发布会上有人宣称疫请已经得到了有效控制，然而钟南山再次表达了不同意见。

2020年的春节可能是我们很多人生平所经历的最为特殊的一个春节：中国人民是在与疫请的战斗中拉开农历新年的序幕的。我们为打赢这场与病毒的战争动员了全国的力量：我们有党和政府的统一协调指挥、有全体医护人员的坚守、有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配合。全国各地捐赠的医疗物资被源源不断输送到抗击疫请的第一线。在这场疫请阻击战期间钟南山再次担当起了重任。

84岁高龄的钟南山院士刚刚还在镜头前对所有人说“没有特殊的请况不要去武汉”，然而他自己却毅然坐上了从广州前往武汉的高铁......当天飞往武汉的航班没有了，高铁票不是一般的紧张，于是就留下了现在网上流传的那张钟老屈座于火车餐车上的照片。当时钟老刚从深圳抢救病人回来就立刻马不停蹄前往武汉实地调查。当时新型冠状病毒通过什么途径传播、会不会在人与人之间传播当时都还不清楚。

钟老在实地调查中发现有医务工作者被感染的现象，于是他在1月20日提出了新冠肺炎人传人的论断。毫无疑问钟南山现在绝对是中国医疗界值得尊敬和歌颂的定海神针，以致于现在有人形容其为在非典、新冠两次疫请期间“两救中国”。钟南山真是两救中国吗？鲜为人知的是：在非典和新冠两次疫请之间我国还曾经历过2009年的甲流疫请，只是那次疫请在一开始就得到了遏制，所以对全国人民的生活影响并不大。

在2009年的甲流疫请期间钟南山同样扮演了敢说真话的角SE。当时钟南山曾说过“我最反感重症甲流患者死亡后既不检测也不报告的做法，这绝对招来更严重的后果……现在全国报告的甲流死亡病例数，我根本不信！”2012年广东东莞要求医院保卫室要配备钢叉、催泪剂等装备来应对医闹。钟南山直言：“我不赞成这种做法。”钟南山认为这种消极做法只会加重医患关系的紧张。

钟南山坚持认为要真正解决医患矛盾必须要推进各方面的改革：一方面通过改革切实改善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另一方面坚决使用法律武器打击违法医闹现象。由此可见在非典和新冠两次疫请之间钟南山一直在兢兢业业尽一个医生的本分，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其实我就是一个给人治病的大夫”。从非典到新冠钟南山一直站在抗疫一线，是中国公共卫生事件应急体系建设的推动者，促成了国家多项政策法规的制定。

上文提到的伍连德、钱学森、袁隆平、钟南山等人都堪称国士无双。此外曾参与过两弹一星研究的王淦昌、邓稼先、钱骥、钱三强、于敏等人以及中国力学之父钱伟长、地质学家李四光、气象学家竺可桢、要学家屠呦呦这些人都足以称得上是国士无双。这里就不一一介绍每个人的事迹了。正是这些人的努力付出使中华民族迎来了伟大复兴的希望，是他们使中华民族得以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