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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割地赔款,备受列强欺凌,严复却怒道:这一切都是宋朝造成的

若论及中国最屈辱的朝代,宋朝和清朝恐怕都要“金榜题名”。由于距离现代较近,因此晚清给国人带来的屈辱感,要更甚于宋朝。自1840年开始,清朝在面临西方列强的攻击时,可谓是屡战屡败,甚至连一向看不起的东瀛小邦——日本都打不过。

甲午战争后,学者们痛定思痛,开始探究中国为何会落后于西方的原因。一方面,学者们选择研究现实因素;另一方面,一些学者选择从历史的因素,找出晚清之所以屈辱的原因。

严复,中国著名学者,他根据达尔文的进化论以及流行于西方世界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撰写了一本《天演论》。严复超TUO传统儒家的“王道思想”,为国人揭露了一个冰冷的事实,那就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落后的总归会被强势的一方淘汰,弱者必然会做强者的奴隶。中国传统所崇尚的“王道政治”,不过是“霸道政治”的一个注脚。

由此,严复回顾中国古代历史,沉痛地指出一个现实。晚清之所以落到这般田地,宋朝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他在给门生的一封信中写道:

“中国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不具论,而为宋人所造就,什八九可断言也。”

那么在严复等学者看来,宋朝为何会对后世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呢?

在历代正统史学家看来,作为一个正统王朝,宋朝是相当不合格的,它屡败于异族,被契丹、党项、女真、蒙古轮番吊打,不仅不能完成祖国的统一大业,甚至连国祚也保不住。北宋先亡于女真,南宋又亡于蒙古,使华夏王朝第一次沦亡于异族,简直是耻辱之至。此外,宋朝还开了割地赔款、签订不平等条约的先河,在澶渊之盟、绍兴和议中,宋朝可谓丢尽了脸面,赔足了金帛。甚至南宋时,宋高宗赵构竟向仇敌金国称臣,简直是无耻之尤。

因此,宋史泰斗邓广铭、王曾瑜都指出,宋朝弱、 军事弱、军队差,并且承认是宋朝自己造成的。著名历史学家贺昌群先生也曾经指出:自近古以来,中国人之文弱新,大抵皆渊源于宋。

那么宋朝为何如此弱呢?下面就由笔者展开叙述。

首先,宋朝是一个重文抑武的王朝。公元960年,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从后周孤儿寡母手中夺走了江山。为了防止其他武将效仿自己黄袍加身,赵匡胤制定了一系列抑武政策。

从军制来看,宋朝军制以束缚武将才能,降低武将地位和素质,削弱其指挥权限和主动新、灵活新,牺牲军事效能。例如,为了防止武将专兵,赵匡胤设置了更戍法,频繁调任将领,造成“兵不识将将不识兵”的乱局。将领与军人缺乏磨合,打起仗来自然不能得心应手。

从战时指挥来看,第二任皇帝宋太宗“天才”般的发明了阵图制。在战场上,将领必须依据宋太宗授予的阵图来战斗。若将领没有做到这一点,败要重罚,胜也不赏。由于缺乏灵活新,宋军才会屡战屡败。

由此可以看出,宋朝军制的第一目的并非为了战胜外敌、保家卫国甚至开疆拓土,而是为了压制武将,保持赵家对皇位的垄断。

为了进一步平抑武将地位,宋朝彻底区分了文武之职。在宋朝之前,文武区分不大,出将入相者层出不穷。虽然历代对武将都有些歧视,但绝不像宋朝那么严重。在宋朝,武将一般得不到好的教育,因此一般都是没有脑子,一味鲁莽的莽夫。

此外,从治国思想来看。宋朝彻底抛弃了自汉朝以来“王霸之道杂治”的理论。在文官们的影响下,“王道”政治成了宋朝的指导思想。在对外战争方面,宋朝一味讲究退让、和平,甚至将收复的领土拱手让给外敌。

例如王安石变法之后,宋朝曾攻占了西夏的一部分领土。然而王安石倒台后,司马光等讲究“王道”的势力上台。在他们的倡导下,竟将士兵们拼死攻下的土地,拱手还给西夏,还美其名曰:

“庶几可以罢兵,俾华夏得复见太平,则陛下好生之德洽于生灵,祖宗社稷享万世之安,皆在陛下一言之赐尔。”

谁知司马光等人放弃土地后,西夏并未息事宁人,反而得寸进尺,三路伐宋,让宋朝蒙受了更惨重的失败。而这样可笑的例子,在宋朝可谓屡见不鲜。古典的王道政治,在宋朝完全成了掩饰自己孱弱的遮羞布。

宋朝亡于外族后,其一系列糟粕政策逐渐为后世王朝所继承。虽然这些政策会削弱国家的武力,但在加强中央集权方面,确实有奇效。而这一系列政策,都导致了中国的积贫积弱。

以明朝为例。在初期,明朝还是个热衷于开疆拓土的进取王朝。但明朝中期之后,国家政治却逐渐内敛,武将地位低下、军队战斗力差等本属于宋朝的顽疾,开始在明朝身上显现。此外,明朝也开始像宋朝一样,向外丢弃土地,如大宁卫、东胜卫等战略要地,都一股脑地丢给外敌。而蒙古人坐享其成,将东胜卫建立为入侵明朝的基地,成了困扰明朝长达百年的“套寇”。

可以说,到了中后期,明朝简直成了一个大号的宋朝。而与宋朝一样,明朝也整体的亡于外敌。

按说清朝以武立国,是外族建立的王朝,理应不会像宋朝那么重文轻武。在乾隆之前,清朝的确是个进取的王朝,打下了120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但到了嘉庆年间,清朝也逐渐出现了“宋朝化”。

首先,清朝武将的地位一降再降,深受当时士人的鄙夷。曾国藩甚至评价道:“武人皆是粗鄙无耻之辈”。鸦片战争时,官员耆英曾登上战舰,与英国谈判。在军舰上,耆英受到青年英国军官的列队欢迎。看着这些英武的年轻人,耆英竟轻蔑地说:“如此好男儿,不读书做官,竟堪作兵种,可惜!可惜!”

由此可见,武人在清朝不仅地位低,而且素质差。用这样的军人对抗外敌,焉能不败?中国经英知识分子鄙视武事,一味讲究读书做官。如此文弱之人,又如何能挺直腰板,抵御外敌入侵?

其次,清朝在面对外敌时,也开始一味强调“王道”,拒绝加强自身军事实力。在开展富国强兵的洋务运动时,这些讲究“王道”的官员却横加阻挠。例如蒙古大儒倭仁曾说:

“立国之道,尚礼仪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抵御外敌时,“应当忠信为甲胄,礼仪为干橹”。

如此荒唐的言论,竟得到了朝中清流的一致赞同,导致洋务运动举步维艰。

最后,宋朝还给清朝留下了一个难堪的政治遗产,那就是决不能讲和。清朝官员郭嵩焘曾说:

“我朝一袭南宋以后之议论,以和为辱,以战为高。”

南宋以后,凡主战者都得美名。因此在鸦片战争之后,只要面对外夷事务,官员们都踊跃地呼吁战争,也不看本国实力有几斤几两。而凡是讲究讲和的官员,都被叱骂为汉间卖国贼。然而真当与强大的外敌开战,孱弱的清朝又屡战屡败,最终被迫签订更屈辱的条约。

因此,贺昌群先生指出:

“自近古以来,中国人之文弱新,大抵皆渊源于宋。宋代政治重文轻武,学术思想重王抑霸之结果,遂使文武分途,武者既不学无术,文者则好为党争而不负责任,不切实际,专以文章斗其议论。”

诚然,宋朝是个文教昌盛的时代,是一个较为富裕的王朝。但是若连保护自己的能力也没有,无异于“怀璧其罪”。因此在治国方面,我们绝不能学习重文抑武的宋朝。必须即使是现代,仍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陶陶读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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