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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北京就没有天津——吗？

更新时间:2022-07-27

相对于中国其他城市动辄两三千年的历史，天津中心城区出现很晚，其原因并非天津所在区域不具备古代城市出现的条件，更非人们印象中的首都因素——没有北京成为首都，天津就不会出现——所谓天津是北京的门户。

1蓟州

在天津区域北部的燕山山脉山前地带，从上古时期到今天，一直存在着人类聚落。天津新旧石器时代考古成果证明了这一点。夏商周时期，天津区域所属的冀州是华夏民族发展融合的中心区域。西周时期，天津北部蓟州山区和蓟州宝坻的山前平原属燕国范围，蓟州区张家园、围场等遗址的燕文化遗存证明了“封召公于北燕”（《史记·燕世家》）。东周时期，“幽州渔阳县，本北戎无终子国”（唐·李泰《括地志》），意思就是唐朝的“幽州渔阳县”（治所在今蓟州区城区）以前存在过一个“无终子国”，“北戎”，即北方的山戎，是中国春秋时期北方古代民族，是商周时古燕族土著的延续，《汉书·地理志》记载“故无终子国，浭水西至雍奴入海”1。从此，蓟州一直存续至今。蓟州其实与邢台、邯郸、石家庄、保定、北京等城市出现理由大同小异，都是山口，燕山山脉和太行山脉与华北平原交界一线出现的这一串古代城市，都位于中国地理第二级和第三级台阶的分界线附近，既是北方游牧民族南下的必然通道，也是中原农耕文明势力范围的北方所及。今蓟州城区是天津区域内唯一一个持续存在三千年的城市聚落。

2平舒

除了蓟州，天津区域内其他古代城市聚落则命运多舛。春秋时期“天津地区人类活动的范围主要还是集中在今蓟州区。而在战国时期，这种请况发生了变化。研究表明，天津境内战国时期遗址的数量已经超过了夏、商、西周时期的总和，除中心城区外，战国遗址在天津其他十个区均有分布”2。天津地区在春秋战国时期为滨海的边远地区，位于齐、燕、赵三国疆域变动的交错地带，战国时期，天津仍在齐国和燕国的势力范围，基本上是北部燕国，南部齐国，齐燕势力有消有涨。战国初期的夭津南部平原上存在着一个著名的齐邑——徐州（遗址在静海区西钓台村）。《静海县志》记载，“钓台村西北……有古城之垣，久废，城址或隐或现宛然可寻……”，公元前481年“夏四月，齐陈恒执其君寘于舒州，齐人弑其君壬于舒州”（《左传·哀公十四年》）；公元前355年，齐“威王曰……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则燕人祭北门，赵人祭西门，徙而从者七千余家”（《史记·田完世家》），舒、徐相通3。1978年4月，天津市文物管理处对此进行了考古发掘，遗址东垣518米、南垣510米、西垣519米、北垣210米，城垣呈正方形，调查表明，古城址内以西汉文化遗存为主，但也包含少量的战国遗物，天津市文物管理处的考古结论是，西钓台村古城遗址延续时间很长，即为战国的平舒和西汉的东平舒4，是天津平原地区有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证实的最早古代城市。

3泉州

秦汉时期，天津区域还出现了昌城县（治所可能为今宝坻区八门城）5，泉州县（治所遗址在今武清区城上村）、雍奴县（治所遗址在今武清区大宫城村）6等古代城市。此外，天津区域内还出现了许多乡邑级别的邑城。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古代城市出现的原因，既有县治这样区域行政和经济中心的原因，也有渔业、盐业、交通等因素。例如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当时天下设盐官三十四处，长芦盐区有其四，居天下第二。四盐官所辖，大体包括了以后长芦盐区的基本范围，其一即在泉州7，“由此亦可窥得天津地区在当时的经济地位。不过，真正使天津地区的重要新日益增加的根本原因，还在于运输系统的不断改善”8，曹草北征乌桓开凿了数条运河，公元206年（东汉建安十一年）相继修凿了平虏渠、泉州渠和新河，这些运河周边相继出现了独流等因为水运交通而出现的聚落。

4大海侵

徐州，或曰平舒、东平舒，以及昌城、泉州、雍奴等古代城市为什么没能存续下来呢？静海区西钓台村古城遗址考古发掘时发现了一层淤土，为黄褐土，厚一厘米，土内含极小的水螺壳，很少有陶片等文化遗物，是后期多次水淹形成的淤土。结合其他考古发现来看，这层淤土在天津区域内范围极广，北可至宁河县北部，南可达河北省黄骅县南部，西至宝抵、静海县。这是西汉后期的一次大海侵造成的。

战国中晚期的燕国遗物遍布全市（汉沽、塘沽除外），天津区域得到全面开发，但到东汉时期戛然而止。从文献记载来看，东汉期间渤海西岸沿海地区行政建置上出现空白，东汉大海侵是天津区域内早期城市聚落湮灭的一个主要原因，“位于渤海西岸的滨海平原上，汉代海侵使滨海平原的近海地带多被淹没，略远的地方也因水位升高而失去生产和生活条件，居民纷纷向附近高处转移，相关县治亦内迁甚至裁并”9。

5漂榆邑

导致天津区域内早期古代城市湮灭的另一个原因是交通条件的变化。天津地处燕山山脉和太行山脉包围中的华北平原，地势平坦且低洼，河流众多，加之处于季风带，全年降水量集中在夏季，必然导致洪水频繁，因此天津的地貌是沟汊纵横，湖淀遍布，河流合并改道在历史的尺度上为常态。黄河曾三次在天津及附近入海，海河水系河道多变，加之从曹草北征乌桓开凿运河开始直到京杭大运河修通，河道的变迁也是天津早期城市出现以及被废弃的原因之一。因为河流入海口而诞生的城市，同样因为河流入海口的变迁而慢慢被湮灭。漂榆邑即是其中代表。曹草修凿泉州渠后，泉州渠与泒水汇合处兴起了一座港口城市，史称漂榆邑。《水经注·卷九》“（淇水）又东北过漂榆邑，入于海。清河又东径漂榆邑故城南，俗谓之角飞城。《赵记》云：石勒使王述煮盐于角飞，即城异名矣。《魏土地记》曰：高城县东北百里，北尽漂榆，东临巨海，民咸煮海水，藉盐为业。即此城也。清河（南运河）自是入于海”。漂榆邑故城所在位置的明确线索是淇水、清河入海口，东临巨海，人民都以煮海为盐为生。西汉末年大海侵后漂榆邑废弃，因此北魏时郦道元写《水经注》时有“漂榆邑故城”之说。东汉海侵之后，漂榆邑重获生机，公元338年（东晋·咸康四年），“季龙以桃豹为横海将军，王华为渡江将军，统舟师十万出漂渝津”（《晋书·石季龙载记上》），从天津区域出海作战，这是史载第一次。漂榆邑据学者考证在今东丽区小东庄乡务本二村西，这里有一座西汉故城遗址，恰好位于今东丽区军粮城隔海河至对岸津南区泥沽的贝壳堤一线，是战国至宋代的海岸线遗迹，是这一时期泒、沽等河流的入海地点10。有学者认为漂榆邑在现河北省沧州市黄骅县11，但即便如此，只是现东丽区小东庄乡务本二村西西汉故城遗址名字失传，并不影响结论，这里既有运河的河路交通，也有出海口的海运交通，还有盐业作为支撑，但仍被历史遗忘，其原因显然是后来运河淤塞不通，河流入海口改变位置——改变之后的河流入海口离此不远，今东丽区军粮城一带，在唐朝又兴起了另一座古代港口城市三会海口。

上述古代城市的出现原因中，或多或少都有军事因素，但绝不仅仅是军事因素，天津区域内古代城市出现的原因，都有非军事原因的交通、区域行政和经济中心、自然资源等因素，即非单一因素。

6军粮城

当然，军事仍是天津区域内城市发展的重要因素。隋唐时期，以唐太宗李世民三征高丽为代表，河北、东北一带战事较多，幽燕成为军事要地，驻有重兵。范阳节度使“理幽州，管兵九万一千四百人，马六千五百匹，衣赐八十万匹段，军粮五十万石”（《旧唐书·地理志》），军需所耗极大，大都需要从大运河和海路从江淮运来，漕运因此兴盛。“渔阳豪侠地，击鼓吹笙竽。云帆转辽海，粳稻来东吴”（唐·杜甫《后出塞五首》），“幽燕盛用武，供给亦劳哉。吴门转粟帛，泛海陵蓬莱。”（唐·杜甫《昔游》），唐帝国的天津区域漕运盛景一览无余。泊船、装卸、中转和仓储，三会海口发展成为河运海运均有的重要港口。“城”是唐朝军队的一级建置，“唐初，兵之戍边者，大曰军，小曰守捉、曰城、曰镇，而总之者曰道。其军、城、镇、守捉皆有使……”（《新唐书·兵志》），“军粮城”由此得名，后慢慢成为地名。1957年开始到1980年代，军粮城附近陆续发掘出土汉朝建筑遗址和晋朝青瓷等，更发现了唐朝墓葬，为军粮城从汉朝到唐朝的发展历史带来明证。2021年4月开始，天津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对天津市东丽区军粮城遗址开展考古发掘工作，发掘面积8000平方米，发现一处唐朝大型夯土台基和唐朝制盐作坊区，出土了一大批时代特征明显的唐朝器物标本。之前发现的周边遗址都以本次考古发现的大型夯土台基为中心，在其周围分布，共同构成天津此地区唐朝等级较高的大型聚落体系。军粮城遗址所在区域是目前探讨文献记载的唐朝“三会海口”的最佳选项。尤为值得重视的是，2021年的考古发掘中，军粮城遗址第三发掘区内集中发现了卤水井、灰坑、盐灶、滩场、灰沟等遗迹，应与取卤、制卤、煎卤和晾晒等制盐工序直接有关，这是一个相对完整的唐朝制盐作坊区12。更为重要的是，这说明三会海口，也就是军粮城，集河港海港为一身，纳漕运盐业于一城，交通、军事、自然资源、贸易几大天津城市发展要素在此第一次齐聚。军粮城被废弃当与唐朝安史之乱及五代时期战乱频仍、漕运废弃以及黄河再次改道、海河入海口再次变化相关。

7军寨

宋辽时期，天津区域分别被北宋和辽国统治，白沟河（下游即海河干流）为界河。为防辽兵南侵，北宋在界河南岸设立军寨，在天津区域的有：泥沽寨、双港寨、三女镇寨、苇场港寨、小南河寨、百万涡寨、沙涡寨、独流寨和钓台寨。这些军寨名字一直沿用至今，有的遗址尚存13。同时期类似的例子还有陈官屯、唐官屯等大量因屯田形成的人类聚落，留下了很多一直存续至今的村镇地名。因此地为宋辽交界，在此期间军事因素是天津区域内人类聚落出现的重要理由。这些军寨和屯田村寨是先有军寨还是先有村庄已经无考，但这些名字沿用至今的事实说明了在天津区域内，没有海侵、河道相对稳定之后，人类聚落不仅可以出现，更可以持续发展，延绵不绝。

8宝坻

公元925年（五代·后唐·同光三年）幽州节度使赵德钧“因芦台卤地置盐场，又舟行东去宋国一百八十里，相其地高阜平阔，置榷盐院以贮其盐……复开渠运漕盐货于瀛莫间”（清·雍正年间《衣辅通志·卷三十六》），即在芦台设盐场，而设榷盐院储存的地点一般认为即为新仓。今宝坻区城区仍存辽代文物和遗迹，有辽代大觉寺、广济寺以及宝坻地标建筑金顶石幢等。公元1172年（金·大定十二年），“宝坻，本新仓镇，大定十二年置，以香河县近民附之。承安三年置盈州，为大兴府支郡，以香河、武清隶焉。寻废州”（《金史·志·卷五·地理上》），宝坻从镇升格为县，主因是盐业。辽在宝坻设立了区域新的盐业管理机构権盐院，到金朝成为全国七大盐司之一，公元1185年（金·大定二十五年）“是后惟置山东、沧、宝坻、莒、解、北京、西京七盐司”（《金史·志·卷三十·食货四》）。新仓镇出现在辽代，到金朝升格为宝坻县。当时宝坻县有 15000 户，榷盐收入约占全国十分之一，是一个人口较多、经济较为发达的县14。宝坻城市出现的因素除了盐业之外还有漕运，此时宝坻是辽东等地通往燕京的主要通道15。

北宋时期天津区域河海转运所带来的商业运输职能也日益显著。北宋时期海上贸易开始兴起，“广南、福建、淮、浙贾人，航海贩物至京东、河北、河东等路”，“擅乘船由海入界河及往高丽、新罗、登莱州境者，罪以徒，往北界者加等”（《宋史·卷一八六·食货下》），证明自渤海经海口入界河当时已成为一条商路16。这个入海口，北岸即是军粮城，南岸则是泥沽，“泥沽砦，东至鱿脐港铺十里，北至界梁河”（《武经总要》）。宝坻一直存续至今，为宝坻区首府所在地。

9静海

“靖海，明昌四年以清州窝子口置”（《金史·志·卷六·地理中》），靖海县设立最早在公元1108年（北宋·大观二年），公元1193年（金·明昌四年）复立。与宝坻一样，靖海县的设置也与漕运及盐业有关。当时河道漕运路线从御河向北，在清州与信安中间的靖海设县当为必然。公元1201年（金·泰和元年），“清州北靖海县（今静海县）新置沧盐场，本故猎地，沮洳多芦，宜弛其禁，令民时采而织之”（《金史·志·卷三十·食货四》），盐业和织席的手工业在此发展。靖海一直存续至今，为静海区首府所在地。

10黄河改道

辽金时期，发生了与天津城市发展关系极为密切的两个重大事件。

一件大事是黄河两次改道，公元1048 年（北宋·庆历八年），黄河在商胡埽（今河南濮阳东）决口，河水北流，再次从天津区域入海。黄河这次改道使海河河口大体延伸到今大沽一带，但对海河流域的河道结构没有产生很大的影响，三岔河口附近的基本形式已经形成17。公元1127年（北宋·靖康二年）北京大名府（非今北京，治所在今河北省大名县东南部）留守杜充不敢与完颜宗望的金军交锋，下令开决黄河大堤阻挡金军，黄河改道自泗水（今山东省泗水县）入淮，非但没有阻止金国东路军，还致使当地百姓被淹死二十万以上，因流离失所和瘟疫而造成的死亡数倍于此。北宋时最为富饶繁华的两淮地区毁于一旦，近千万人无家可归，沦为难民。至此黄河离开了天津，黄河对天津成陆的贡献告一段落。海河流域的样貌基本形成，天津区域所在平原以及主要河流走向基本稳定下来，为天津城市发展创造了地理条件。

11北京建都

另一件大事是北京建都。公元1153年（南宋·绍兴二十三年，金·天德五年、贞元元年），金海陵王完颜亮从上京会宁府迁都燕京（今北京市），改燕京为中都大兴府。这是北京建都的开始。

北京建都对天津城市出现与发展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北京的城市史非常悠久。从公元前1045年，周武王灭商以后，“封召公于北燕”，1962年，考古工作者在北京房山区琉璃河乡发现了商周遗址，确定此处为西周初年燕国的都城，北京城市史由此开始。从春秋、战国的燕国都，到辽之南京，北京的前身蓟城或幽州城都是都城，但或是诸侯王国之都，或是分裂割据的小王朝临时之都，或是辽国的陪都，都不是统一的中国王朝的首都。因此，都不能算作北京正式建都。但自金海陵王迁都燕京并改燕京为中都之后，金中都始成为统领中国半壁河山的金王朝的首都。这件事在北京城市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因为北京真正成为一国都城，正是从这时候开始的18。

天津并非单一因素发展的古代城市，但北京建都对天津的发展至关重要。

防杠经备用

1、刘幼铮.春秋战国时期天津地区沿革考[J].天津社会科学,1983,(第2期).

2、逍遥义者.天津简史：东周篇[OL].知乎网,https://zhuanlan.zhihu.com/p/364034724,2021-04-11.

3、刘幼铮.春秋战国时期天津地区沿革考[J].天津社会科学,1983,(第2期).

4、华向荣,刘幼铮.静海县西钓台古城址的调查与考证[J].天津社会科学,1983,(第4期).

5、韩嘉谷.天津古史寻绎[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08:80

6、侯福志.泉州与雍奴的变迁[N].天津日报,2020年1月14日,(《天津日报.武清资讯》).

7、孟庆斌.长芦盐业史述略[J].河北学刊,1992,(第4期).

8、罗澍伟.中国城市的历史发展与天津在中国城市史上的地位[J].天津社会科学,1989,(第6期).

9、韩嘉谷.天津古史寻绎[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08:80-81

10、纪烈敏.天津军粮城海口汉唐遗迹调查[J].考古,1993,(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