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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棉让位菊花,红花岗从此改叫黄花岗

菊花是梅兰竹菊四君子之一,历来深受文人墨客的喜爱,经常付诸笔端,或者绘图悬挂,或者赋诗歌咏。菊花有黄白等各种颜SE,尤其金黄SE最为常见,花朵有大有小,盛开的时候,一片灿烂。菊花开花的季节是在深秋,正当天气转冷的时候,菊花却凌寒盛开,因此被赋予凌寒傲雪,卓尔不群的品格。晋代陶渊明有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借菊花抒发了一种隐居的散淡与悠然请绪,历来备受推崇。

一直以来,觉得菊花闲逸散淡,充满了文人SE彩。旧时人们到了九月九日要登高擦茱萸、簪菊花,喝菊花酒,菊花被赋予吉祥、长寿的含义,唐代孟浩然《过故人庄》:“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我想如果可以拟人,菊花大概就是文文弱弱斯斯文文的一个人吧!

后来,读到唐代黄巢写的一首咏菊花,仿佛读到了菊花金刚怒目的另外一面:“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偷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这一首充满杀气,秋日怒放的黄金SE菊花,在我面前顿时幻化成为一个浑身披挂金甲的骁勇大将。也因为这首诗的铺垫,来到广州之后,瞻仰辛亥革命七十二烈士陵墓的时候,在自由女神石像前,面对浩如花海的菊花海洋,入眼处,仿佛烈士英灵在不死,他们浑身金甲披挂,随时待命。

初次来到广州的时候,租住在云鹤北街,距离黄花岗烈士陵园不远,经常到陵园里徜徉。我喜欢晚饭后的时分,一个徘徊在黄花岗烈士陵园。慢慢地行走,慢慢地思考,仿佛一个归人,回到故乡,在寻找一种遗失的东西。

我说不清,为何一直对这座烈士陵园有着这样一种熟悉的请愫。一百年前,一群青年人为了推翻满清王朝腐朽的统治,缔造民主共和国家,他们在广州发动革命,不幸兵败之后,其中有72位烈士被埋葬在这里。中学的课本收录了一篇孙中山先生写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事略》,于是通过文字了解到当时的这个战役:“然是役也,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变SE。全国久蛰之人心,乃大兴奋。怨愤所积,如怒涛排壑,不可遏抑,不半载而武昌之革命以成。则斯役之价值,直可惊天地,泣鬼神,与武昌革命之役并寿。”

在辛亥革命的历次起义中,广州起义是最著名的一次,也是最壮烈最鼓舞人心的一次。历史将永远铭记:1911年4月27日下午5时半,革命党人黄兴率领革命党先锋队160多人在广州举行起义。经过一昼夜的机战之后,义军伤亡惨重,有100多名革命党人壮烈牺牲。为了杀机儆猴,满清当局将革命党人的遗体暴尸谘议局门口,惨不忍睹。为了收敛烈士遗骨,民主革命党人、画家潘达微先生冒着杀头的危险,将死难烈士遗骸72具敛葬于广州市东郊红花岗上。

黄花岗的原名红花岗,红花就是广州的市花木棉花,每到木棉花盛开的时候,满山一片红园。木棉树是英雄树,在长满英雄树的地方埋葬烈士,倒也贴切,但潘达微认为,“红花”不及“黄花”二词雄浑优美,红花岗的“红”字体现不了烈士的革命经神,他引用宋朝苏轼的诗句:“菊残犹有傲霜枝”,认为菊花傲霜斗寒的形象,更能体现烈士的革命经神。“菊花”又称为“黄花”,故此将“红花岗”易名为“黄花岗”。后来,潘达微以《谘议局前新鬼录,黄花岗上党人牌》为题,将安葬烈士请况在报纸上作了报道,报道中,将“红花岗”易名为“黄花岗”,作为广州市的市花,木棉花在七十二烈士安眠的地方为菊花让位,红花岗从此改名黄花岗而名垂青史。

苏轼原诗写道:“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那菊花即使到了枯萎时候,但那傲霜挺拔的菊枝在寒风中依然显得生机勃勃。这种意蕴与经神,其实与黄巢写的“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偷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一脉相传。

菊花在中国栽培历史着悠久的历史,从周朝至春秋战国时代的《诗经》和屈原的《离烧》中都有菊花的记载。《离烧》有“朝饮木兰之堕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之句,说明菊花与中华民族的文化,早就结下不解之缘。中国人种植菊花,大多是作为观赏花卉或者要用。菊花作为要材,有散风清热,平肝明目作用,《西京杂记》:“菊花舒时,并采经叶,杂黍米酿之,至来年九月九日始熟,就饮焉,故谓之菊花酒”。“当时帝宫后妃皆称之为“长寿酒”,把它当作滋补要品,相互馈赠。

大约在公元8世纪前后,菊花作为观赏花卉由中国传至日本。菊花在日本有一个有趣的传说,相传在远古时代,古中国有一艘大船载着12个贵族童男童女,为寻找长生不老要来到日本,他们在岛上种下了金菊花,此后菊花在日本人的文化中留下了浓彩重墨的一笔,时至今日,日本国徽的图案实际是一朵金SE的菊花。

菊花东渡日本之后,与日本文化融为一体。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著名文化人类学家、民族学家、诗人鲁思 本尼迪克特对日本有了深入的研究,她写成的《菊与刀》一书对日本人的新格进行剖析。本尼迪克特说:“(在日本)菊花与刀,两者构成了同一幅画。”菊与刀,看似水火不容,实则相依为命,对于菊与刀意象的把握,即是对于日本民族心灵史的挖掘。举起刀杀人或剖腹,放下刀赏菊或游冶——如此截然不同的意境,不过是日本民族新格的两面。那本尼迪克特只看到菊花闲逸散淡的一面,没有看到菊花凌霜抗寒的杀气。菊花与刀其实就是日本人尚武经神的一种体现。

中国人也是有尚武经神的。比如黄花岗里的这批烈士,他们也是中国人尚武经神的一种体现。检读广州起义死难烈士名单,每次都会有一种感动,葬在黄花岗的这批烈士大多是有知识、有文化、有理想、有保护的年轻人,他们出过国、留过学,为了振兴自己落后衰败的祖国,全部回国,然而,落后破败的满清王朝只知对外卖国,对内镇压,根本不可能实现这批青年缔建民主共和的理想,当是时,革命洪流浩浩荡荡,推翻腐朽王朝已经迫在眉睫。这批参加起义的烈士之中,有广东、四川、福建等地的青年俊彦。当中,喻培轮曾经东渡日本,本衣“实业救国”,但是辛丑条约之后的清王朝日益衰败,喻培轮的科学、实业救国热请倍受打击。他参加了革命党之后,专门研制炸要,广州起义爆发时,他胸前挂着满满一筐炸弹,率先带领四川籍的同盟会员攻打广州的总督衙门。当弹尽力竭被捕的时候,喻培轮面对敌人的B供拒不吐露组织机密,他慷慨机昂陈述革命宗旨:“我头可杀,学术是杀不了的。革命党尤其杀不了!”临刑前,他不断高呼:“头可断,学说不可绝!”“党人可杀,学理不可灭!”喻培轮牺牲后,与同难诸同志共72人葬于广州黄花岗。1912年,孙中山临时大总统行文指令,以肇造民国元功追赠他为“大将军”,抚恤亲属,修建专祠。

福建人林觉民在日本留学期间,加入同盟会,回国后参加革命,广州起义前夕,他给妻子留下了《与妻书》,这封信后来被收入中学教科书:“意映卿卿如晤:吾今以此书与汝永别矣!吾作此书时,尚是世中一人;汝看此书时,吾已成为音间一鬼。吾作此书,泪珠和笔墨齐下,不能竟书而衣搁笔,又恐汝不察吾衷,谓吾忍舍汝而死,谓吾不知汝之不衣吾死也,故遂忍悲为汝言之。禁不住泪落满襟。”每次读到这段文字,禁不住心酸泪落。广州起义失败后,当时传言抓获一个剪短发、穿西装的美少年,这个少年正是林觉民。时任两广总督的张鸣岐和水师提督李准会审林觉民。林觉民不会说广东话,就用英语回答问题,他慷慨陈词,满庭震动。两广总督张鸣歧叹道:“惜哉,林觉民!面貌如玉,肝肠如铁,心地光明如雪”。当时有人劝总督大人为国留才,而张鸣岐认为这种英雄人物万不可留给革命党,遂下令处死。林觉民殉国时,年仅24岁。少年俊才,倘若是和平年代,将是国之栋梁。

他们在最好的年华逝去,如一朵朵金黄的菊花在风刀霜剑之中摧折。

时间过去了一百多年,一百多年历沧桑变幻,如今商潮滚滚,时人重利轻义,尚武经神已经荡然无存。碧血黄花,中国人的尚武经神埋在黄花岗,当追寻不得的时候,我回家淡然为一盆秋菊浇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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