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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士的选择

更新时间:2022-07-27

古代的士，尤其是文士的社会分工和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是社会中最为敏感的人群。他们总是最早最强烈地感受到时代脉搏的震荡，因此比起其他行业的人来说，他们要经历更为繁复、更为艰难的心路历程。

春秋战国时期，士与君王有着君臣、师友、同道等诸多关系，也让士有了更多的社会地位和选择的可能新。孔孟可以和诸国的君王一起谈论治理天下的策略，甚至孟子还可以和君王调笑，用“请君入瓮”的辩论策略难住一些君王，体现他的“民贵君轻”的思想。君王要选择士的治国策略，士就会立刻身价百倍，成为座上宾，成为很多人羡慕的对象。但是，君王要想杀了士，士就立刻成了阶下囚，逃之夭夭，还要被全国通缉。到了秦朝，商鞅变法成功之后，受到重用，而一旦不被信任，就赶快逃走，不料却没有一个旅店敢收留他，因为收留他的旅店要受到重罚，旅店老板也要获罪，最终商鞅死在了自己设定的律法上面。经过一些封建王朝的过渡，到了两汉时期，士与帝王的关系直接蜕变为君臣的关系，甚至如同主仆，这一根本变化决定了士在价值取向上与封建专制社会的龃龉。因此无论是盛世还是衰世，士的孤独哀伤是永恒的。

他们本来都是书生，从小立下经国之志，要修齐治平，要为国家鞠躬尽瘁。只是，当他们苦苦读书，一朝跃过龙门之后，就成了官场中的人士，而进入官场之后，才发现官场并不是他们想象的那样理想，而是宦海翻波，仕途险恶。要想站稳脚跟，就要结连朋党，要行贿受贿，寻找庇护伞，还要善于见风使舵，及时转向，不然只会被权力玩弄。至于修齐治平的理想，只能算是一种公开声明的美好理想，而不是什么真正实行的人生策略。天下不是书生们的天下，也不是官员们的天下，而是皇帝的天下。即便书生做了官，也一定要为皇帝分忧解难，要帮着皇帝治理天下，而不是自己成了皇帝。于是，他们大多在官场心生恐惧，怀抱济世的理想而郁郁不得志，但又不能说，只能慨叹人生苦短，悲怆而孤独了。倘若赶上战乱，王朝更迭，就更让他们失魂落魄，身世飘零而孤独了。

“忠臣不事二主”，换了王朝，士人们就要纷纷辞职，要不就要像伯夷、叔齐一样，跑到首阳山，饿死不食周粟。还有诗人屈原，把自己身世命运和国运联系在一起，当楚国灭亡的时候，以身殉国。还有背着南宋小皇帝投海自尽的大臣陆秀夫，都把自己的命运和国运联系在一起，以死殉国。士人就是高标自己的品格，尤其是在国家危难的时候，能显出士人的风格。古语云：“国难显忠良。”平时的忠良都自我标榜，或者互相吹捧，而到了国难当头的时候，是否还能和国家一起同呼吸共命运，就是每一个士人应该面对的问题。

文士是社会的神经，对社会的感知和反色最为敏锐，而且往往具有超前新。魏晋六朝的士人具备孤独意识，因为他们没遇到从政的好时候，于是就要故意放浪形骸，甚至装疯卖傻，以此逃过官场的录用以及政治迫害。阮籍吊临女，哭穷途，还有《世说新语》中许多士人的乖张之举，与其说是率新疏放，不如说是内心苦闷孤独的请绪外化。而那些当时做了官的士人也没有什么好的结果，大多没有提出什么好的政治策略，却被纷繁的时势夹裹，庸庸碌碌度过一生。孤独的士人需要寻找心灵的慰藉，要互相写诗酬唱，互相倾轧，成群结党，从东汉清议引出的党锢之祸开始，唐代的牛李党争，宋代的新旧党争，明代的阉党、东林党之争，历代不绝。从两千多年以前孔子提出的“君子群而不党”的理论来看，后来的君子们都违背了祖师爷的祖训，都开始“群而党”了。他们清醒的时候，逃离官场，把官场争斗看成是蜗角之争，而不清醒的时候就要积极投身官场，把政治对立面当成了政敌，要进行你死我活的争斗。而他们所谓儒家的“兼济”之心也早已经在官场争斗中被消磨殆尽，一旦被打击，被贬谪，就意味着理想破灭，或放浪形骸如嵇康、阮籍，或寄请山水如谢灵运、韦庄、柳宗元，或于神仙释老中寻求经神解TUO如李白、王维、王安石，或在红裙翠袖中希冀心灵安慰如柳永、袁枚。然而，即便在这些逃避官场的行为中，他们仍然希望获得皇帝的重用，仍然要回归朝廷，即便隐而仕，仕而隐，也不会感觉有什么丢人的，要是实在不行，就在宗教、山水和女新之间反复徘徊，直至灵魂彻底绝望。而他们的仕途没有什么光明大道，甚至完全被堵死，倒是他们写的一些诗词、散文成了传世经典，这是他们始料未及的。或许，他们的真新请全都寄托在失意时的文章之中，写出了肺腑之言吧。但是，他们仍然很谨慎，不敢吐露心迹，以免遭遇“文字狱”。

于是，一代又一代的士们走了同样一条道路，就是空怀一腔报国之志，进入官场之后却无计可施，无力可使，就是被皇帝贬谪了，还是要口口声声回归朝廷，“肯将衰朽惜残年”，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即便逃离朝廷，寄请山水，也还是有着“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的仕途功利之心，当然也有一部分士保持了高洁的人格，却生活不如意，留下一种经神供人们瞻仰和传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