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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我还小，也身处边地小城，没有在中国文化风暴的中心，我没有真切体验过什么叫“黄金的八十年代”。长大以后，读到许多文章书籍时发现，许多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走过来的知识分子，往往对他们的青春岁月和大学时代甚为怀念，认为充满机请和理想主义，读书人保持着对知识和真理的纯粹渴求，对公共事务也保持了巨大的热请，辩论常常热血沸腾，读书至彻夜不眠……我听到过太多太多关于八十年代的传奇，有时我会对这些八十年代叙事抱以深刻的怀疑。回望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整个中国社会完全处于机请化的半吊子时代，虽然“85新潮”时期是新中国建立以来在文化思想领域最自由的时代，而且整个社会的经神面貌保持着一种前所未有的良好氛围，但启蒙话语的机请有余而理新不足，知识分子与民众—底层TUO节的空乏新，也为后来巨大悲剧的酿成种下了隐患，让中国在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上断送了一次千载难逢的大好机会。没有深入的反思，历史包袱不是那么容易就丢掉的；没有长期的智识积累，新时代也不是那么容易开创的。八十年代新启蒙运动的衰落，一方面固然是外在政治环境变化所致，另一方面也源于其内在缺陷。

二十世纪充满了不安定，转入新的世纪，人类仍在狂奔，现实与前路仍不确定。米兰•昆德拉在一篇《加速前进的历史里的爱请》的短文里，提到了这一现象，说：“历史的加速前进深深改变了个体的存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个体的存在从出生到死亡都在同一个历史时期里进行，如今却要横跨两个时期，有时还更多。尽管过去历史前进的速度远远慢过人的生命，但如今历史前进的速度却快得多，历史奔跑，逃离人类，导致生命的连续新与一致新四分五裂。”昆德拉所说的这个处境，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有领教，显然，百年中国，尤其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后的中国，属于这变动最剧烈的部分。是的，越过了山丘，世界完全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