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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民发动“玄武门政变”，应该说是一个最佳的时机，早了不行，迟了也不行，为什么说这是一个最佳的时机呢？

李世民发动“玄武门政变”，确实不能够太早。因为他必须要有发动政变的理由。这个理由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李建成李元吉兄弟把他B得无路可走，他要不发动政变，就只是死路一条。如果政变发动早了，李建成和李元吉没有B迫李世民，他就开始行动，那就没有说服力。所以他必须等时间，等待李建成和李元吉出手。而他们确实后来也不断地出手，比如给李世民喝毒酒，比如试图把李世民身边的大臣调开，比如试图夺取李世民的兵权等等。同时，李世民还要让他手下的那些大臣们内心不满，等到他们极力怂恿李世民行动，李世民才能够做。如果他们不怂恿他，而是李世民主动劝说他们，那是不恰当的。

另一方面，李渊同请他，并且李渊多次主动表示要传位给他。只有这样，李世民才有法理依据。这样的话，李世民的皇位就不是依靠争夺的手段得来的，因此他的得位才有说服力。

事实上，在李世民与李建成李元吉争斗的过程中，摇摆不定的李渊，确实前后三次说过要传位给他的话。有了这个话，而且李渊三次说这个话，李世民才能那般理直气壮。

所以，李世民确实在等时机，等到这两方面的条件都成熟了，他才能发动行动，早了是不行的。

当然了，李世民也不能往后拖时间，比如等到李渊已经把皇位传给李建成以后。那时候肯定迟了。为什么说那时候迟了呢？因为一旦李建成当了皇帝，哪怕李世民依然兵强马壮，掌控着兵权，哪怕他发动政变，能够成功推翻李建成，夺取皇位。但是这时候他得位是完全没有说服力的。

就算那时候，李建成把李世民B迫得很厉害，乃至于想杀死李世民，李世民也没有权利这么干。皇权社会有一条定律：“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李建成当了皇帝以后，李世民就是一个臣子，李建成怎么处理李世民都理所当然。到那时候，他本来占有的那些理由，都全部没用了。所以，等到李建成当了皇帝以后，李世民才发动政变夺江山，完全是下下策。

除了时机选得非常恰当以外，李世民发动政变，选择的方式也是非常恰当的。

宫廷政变有很多种，最好的宫廷政变，是曹丕所采用的那一种。曹丕是让汉献帝“主动”传位给他了，这是最具有说服力的。稍次一点的宫廷政变，是赵匡胤发动的“陈桥兵变”那样的。因为“陈桥兵变”，几乎是一个不流血的兵变，几乎没有发生过太大的厮杀，政变就取得了成功。

但是这两种方式对于李世民来说，都是不适合的。一方面，李建成不可能“禅让”给李世民。另一方面，李建成也不是一个柴宗训那样的小孩子。所以，李世民发动的宫廷政变，必然只能是一种流血的方式。

既然李世民的宫廷政变，必然是要流血的，那么就得把这个流血事件，控制在最小的范围内。不能拉着大部队打仗，一旦拉着大部队打仗，把声势搞大了，不可草控的因素就实在太多了。最后的结果，很有可能是“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其他非李姓的人趁乱举兵造反。

李世民选择的方式，是把宫门关上，在内宫中解决这个问题。显然，这是非常好的解决方式。整场战争就只在宫廷内部进行，也只死了李建成和李元吉两个人。虽然说，宫廷外面还有延伸新的战争。但是当李建成和李元吉被杀掉以后，在群龙无首的请况下，外面的延伸新战争，也很快结束了。

当然了，不得不提一句的是，李世民发动这场政变后，其善后工作也是做得非常好的。“擒贼先擒王”，当李世民已经杀掉李建成李元吉和他们的儿子们的请况下，对于剩下的那些追随者们，都采用了宽恕的办法，从而把矛盾变得最小。

可以说，李世民不愧是一个成熟的有着大智慧的政治家，这一场政变，除了在道德上他值得指责外，在政治上，他是获得了完胜的。

（参考资料：《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