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唯一开国女将军李贞逝世,遗物中除了四枚勋章外一贫如洗
更新时间:2022-04-15
1990年3月22日,新华社一则电讯稿通过电视、广播向全国播放,主持人用语带悲伤的声音说道:“鲜花与翠柏,簇拥着新中国第一位女将军李贞身着将官服的彩SE遗像。……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军优秀的政治工作者李贞同志,因病于3月11日在北京逝世,终年83岁。” 李贞,这位经历过长征的红军战士,1955年授衔时唯一的女将军,走完了她光辉的一生。人们含泪为她清理遗物时发现,这位参加革命64载的女将军,最耀眼的莫过于4枚勋章。那是在1955年获得的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各一枚,1988年获得的一枚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这四枚勋章,分别见证了李贞在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以及在新中国军队建设中,立下的赫赫战功。 1908年,李贞出生在湖南浏阳小板桥乡的一个农民家里,父亲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全家8口人全靠租种地主家两亩半田和捕鱼为生。李贞是他们家的第六个女儿,父亲失望得连名字都不想给她取了,随随便便就叫她“旦娃子”。 由于家境贫寒,旦娃子6岁那年被送到一户姓古的人家当童养媳。旧社会的童养媳,与被压迫的童工无异。一个6岁的小姑娘,担负起古家几乎所有的家务。打水、砍柴、洗衣、做饭、带孩子……大盆水端不动,要挨打;砍柴不会捆,捆了背不动,也要挨打;背一个比自己还要大一岁的女孩子,背不动摔着了,更要挨打。比他大4岁的未婚夫,常常抓着她的头发拳打脚踢,打得她嘴巴鼻子都出血,身上脸上青一块紫一块。而当童养媳唯一能得到的,就是吃上一口饭,不至于饿死。 1924年,16岁的旦娃子跟那个略带她的未婚夫正式结了婚,这段婚姻对她来说,除了痛苦与负担外,别无其他。就在旦娃子对这种生活几经绝望,一度想要轻生时,姐姐悄悄告诉她:“咱区里来了共产党,还成立了妇女解放协会,妇女翻身的时候到了,我们要跟着一起闹革命。” 那是在1926年,18岁的旦娃子抱着“改变命运”的期望,加入了妇女解放协会,并有了一个正式的名字——李贞。1926年,蒋介石开始露出反革命的苗头,北伐战争也在这一年开始。叶挺将军率独立团进入湖南,援助被直系军阀击败而拥护国民政府的唐生智。10月份,北伐军进入浏阳,早就经受过农民运动洗礼的浏阳人民革命热请高涨,各类群众组织由秘密转向公开。 在革命斗争中,李贞天才的组织活动能力得到充分展现,她带领一批进步妇女做军鞋,搞宣传,为北伐军筹粮征兵,成为当地有名的女活动家。1927年3月,几年前还是童养媳的李贞,光荣地加入了共产党。然而,好景不长,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政变,许克祥在长沙大开杀戒,制造了“马日事变”。白SE恐怖笼罩着潇湘大地,大量共产党和进步群众遭到屠杀,李贞也被列入黑名单。 多年虐待李贞的古家母子吓坏了,一纸休书将她扫地出门。无论是反革命者的“追杀”,还是婆家的休书,都没有让李贞害怕,她反而感到庆幸,终于可以摆TUO封建婚姻的桎梏,可以自由自在的投身革命运动了。 随着革命斗争越来越残酷,李贞也不再只是做一些群众组织的活动,她参加了由张启龙、王首道组建的浏东游击队,担任士兵委员会委员长。在游击队,李贞跟张启龙产生了真挚的革命感请,两人于1928年经组织批准,结为夫妻。不久后,李贞怀孕了,然而险恶的战争环境很快又扼杀了他们的喜悦。 在一次战斗中,李贞带着几位游击队员掩护伤员转移,将敌人引向狮子崖。他们一边阻击敌人,一边向崖顶攀登,到达狮子崖崖顶时,只剩下5个人,子弹也打光了。敌人重重合围上来,山后又是几丈深的悬崖,没有退路了。李贞看着周围的环境,对战友们说:“不能让敌人抓活的,是共产党员,是革命者,就跟我往下跳。”说完便率先跳下悬崖……最终,5个队员牺牲了3个,李贞跟另一个队员正好跳到一棵大树上幸免于难,但腹中的胎儿却保不住了。 失去的胎儿并没有影响夫妻的感请,张启龙和李贞成为湘鄂赣苏区一对著名的革命夫妻。1933年夏天,张启龙在湘鄂赣苏区的肃反中被错误当做“反革命”,关押起来。在狱中,张启龙为了不牵连李贞,主动签了一份离婚声明书。李贞接到声明书后,伤心地大哭一场,她找到保卫局请求保持他们的夫妻关系,遭到无请拒绝。 1934年8月,李贞随红六军团参加西征,任红六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长,认识了时任军团政治部主任兼十八师政委的甘泗淇。在任弼时夫人陈琮英的撮合下,1935年元旦,李贞跟甘泗淇于在一个白墙青瓦的礼堂里,举行了简朴的婚礼。 在之后的长征中,李贞怀着身孕,以常人难以想象的毅力,忍耐着各种恶劣环境带来的重重困难,跨过金沙江,渡过大渡河,翻过雪山。在过草地时,李贞怀孕七个月的孩子早产了,但在那样恶劣的条件下,没等走出草地,这个可怜的小生命就夭折了。由于产后没有得到休息,再加上伤寒病的侵袭,李贞永远失去了生育能力。 当时,李贞有一匹马和一顶小帐篷,但她常将这些让给伤病员用。有位女战士病了,她还将自己一件较好的衣服送给这位女战士,自己穿一件单薄的旧衣。由于过度劳累,加上饥寒交迫,李贞病倒,最后严重到被大家用一根长布条捆在马背上才能继续行军。甘泗淇将自己唯一的私产,莫斯科中山大学奖给他的一支金笔卖掉,买来针剂,才让李贞的高烧退掉。 抗日战争期间李贞先在冀中,后回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担任八路军妇女学校校长。以后李贞历任120师教导团组织科科长、师直属政治处主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部组织部组织科科长。解放战争时期,李贞任晋绥军区政治部秘书长,西北野战军政治部直属政治部主任。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李贞任西北军区政治部秘书长。 李贞与甘泗淇终身未育,但他们抚养了20多个烈士子女,她把无限的母爱都无私地奉献在这些孩子身上。很多人都在李贞的照顾下,从小学、中学、大学到参加工作。这些烈士的后代相聚在李贞家里,每次吃饭都要摆上两三桌。星期天和节假日,李贞还要抽空带他们去看电影,逛公园,大家庭里充满了温暖,其乐融融。 1955年9月27日下午,在北京中南海,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授衔仪式举行,在济济一堂的将帅中,只有一位女新,她就是李贞。当李贞从MAO泽东主席手中接过一级解放勋章时,机动得说不出话来。周恩来总理亲手把少将军衔授予李贞,握住她的手说:“祝贺你,李贞同志,你是新中国第一位女将军。” 与此同时,李贞的丈夫甘泗淇也被授予上将军衔,他们也成了千余名开国将帅中唯一的“将军之家”。当年,陈琮英大姐撮合他们时,李贞一度拒绝,她的理由是“人家是到苏联留过学的,我是个童养媳出身,没有文化。”但李贞对革命的贡献,不会因为童养媳的出身而有任何减分,她跟甘泗淇一样,成为了开国将军。 尽管成为开国将军,但李贞却一直不改艰苦朴素的本SE,她经常对身边的人说:“战争时代十分艰苦,现在生活好了,我们不能贪图享受,丢掉艰苦奋斗的好传统。”她穿的衬衣、外套,盖的被子都是补了又补,缝了又缝。沈阳军区一位老战友帮她买了一双大头棉鞋,穿了十几年,她都不肯换新的。 1980年,李贞被定为大军区副职级,可她却仍住在原来的房子里,一到节假日,老同志和亲属们来看望她,会客室里就挤得坐不下。大家都认为,李贞将军还住这种“集体宿舍”,与她的身份不相符。李贞不这样看,她风趣地说:“有这样的房子住就不错了。住在这里置身于群众之中,就永远不会TUO离群众了嘛!” 那是坐落在香山脚下的一个破旧的四合院,房子年久失修,卫生间经常漏水。有时候水漏得多了,基本上没有落脚的地方,只有垫上几块砖头才能进去。香山远离市区,基础设备也都供应不上,尤其到了冬天,室内温度非常低,几家人共用一个锅炉烧水取暖。总政治部的领导多次劝她搬到城里去住,可她总是说:“房子还能住,我有办法御寒。” 李贞御寒的办法其实非常的原始,脚上穿上一双又笨又重的帆布羊MAO大头鞋,身上再穿一件棉大衣,膝盖上放着热水袋。李贞御寒的办法其实并不陌生,住在中南海的MAO主席,在严冬时节,也经常是借助热水袋御寒。MAO主席的睡衣、床单甚至是拖鞋,也都是缝了又缝,补了又补。在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这点上,李贞将军可以说是始终记着MAO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说过的话,始终坚持这一优良传统。 直到1984年,李贞才在组织上好说歹说下,同意搬进了紫竹院一幢公寓里的一套军职干部房,而那也还是一栋“集体宿舍”楼。在那里,李贞总算不用靠热水袋取暖,不用垫砖头进卫生间了。 每到春节,总政老干部处的同志到李贞家里拜年,总会送上一些钱,当做组织上对她的生活补助,但李贞总是严词拒绝。她说:“我们这些老同志,跟牺牲的战友相比,已经很幸福了,请组织上不要再给予特殊照顾。” 事实上,李贞的生活并不富裕,她拿着并不高的工资,却要承担20多个烈士子女的抚养义务。上学看病、吃饭穿衣都离不开钱。有一些过去的老战友到北京,总是住在李贞家里,她对这些老同志倍加照顾,临走前还少不了掏钱买车票,甚至还要尽自己所能资助一下他们的生活。 正因如此,当李贞将军逝世,人们在整理她的遗物时,除了记录她赫赫战功的4枚勋章外,其他的遗物简单到称得上是“一贫如洗”——4把用了15年仍舍不得扔掉的旧藤椅;一个用了整整40年不肯更换的行军箱;一台用了14年的“雪花”牌单门电冰箱;11000元人民币,2500元国库券。 关于这仅有的积蓄,李贞在遗嘱中作了妥善的安排:一部分捐给宋庆龄儿童福利基金会,一部分捐献给甘泗淇的家乡宁乡作为办学补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