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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臣子之心的方法

“君臣有义”,“君”是领导者,“臣”是被领导者。领导者与被领导者应该“君仁臣忠”,领导者要仁爱、关心下属,下属就会竭尽全力地完成领导者交给自己的任务。

《孟子》中讲:“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之视君如腹心。”领导者对被领导者像自己的手足一样加以关爱。被领导者对领导者的回馈是对他更加关爱,把领导者当成是自己的心腹一样地重视。

《群书治要·体论》中讲:“SE取仁而实违之者,谓之虚;不以诚待其臣,而望其臣以诚事己,谓之愚。虚愚之君,未有能得人之死力者也。故书称君为元首,臣为股肱。期其一体相须而成也。”这句话是讲怎样赢得臣子的忠心?意思是:表面上做出仁义,而实际却相违背,这叫虚伪。对待臣属不真诚,却希望臣属真诚地事奉自己,这叫愚昧。虚伪愚昧的君主不可能得到愿为他舍生忘死效力的臣属。

《尚书》中说,君主像是人的头,而臣属像人的胳膊和大腿,希望君臣能成为一个整体,相互配合,使国家大治。

这是古圣先贤教的“得臣子之心”的方法,君主必须以真诚来对待属下,而不能以虚伪来对待臣属,这样才能换得臣属的以诚相待。

《说苑》中记载,齐桓公为了称霸天下,想让管仲来辅佐他。管仲说,“身份低贱的人不能统治身份高贵的人。”于是桓公拜他为上卿,但是国家仍然没有治理好,桓公问管仲原因。管仲说 :“贫穷的人不能指使富裕的人。”于是桓公把齐国市场上一年的租税都赐给了管仲,但是国家仍然没有治理好,齐桓公又问管仲原因。

管仲说 :“关系疏远的人不能管理关系亲密的人。”桓公听了之后,又把管仲立为“仲父”,以侍奉父亲的礼节来礼敬管仲。最后齐国终于得到了治理,使齐桓公成为春秋五霸之首。

孔子听说了这件事,评论说,“即使是管仲这样的贤德之才,没有得到这三种权利。也不能使他的君主南面而称霸。”中国古代以北为正、为尊,因此皇帝、首领们都是面朝南而坐,称王、称霸通常称之为“南面而王”,也称之为“向明而治”。

桓公之所以能得到管仲尽心尽力地付出,是因为他真诚地信任管仲。管仲才能真心付出,并对他直言不讳,帮助他弥补自身的不足,使他得到天下的尊重和认可。

《群书治要·中论》说,“故明主之得贤也,得其心也,非谓得其躯也。”明智的君主得到贤才是得到他的心,而不仅是得到他的身。要得到贤才的心,关键是要用真诚心来感动。如果有贤德之士在身边,却得不到重用,他也不能竭尽全力地发挥自己的才能。这叫“君仁”。

“臣忠”:“忠”字,朱熹解释为:“尽己之谓也”。做为属下竭尽全力地完成领导交给自己的工作任务。就是尽到了忠心。

《荀子·臣道》中讲:“不恤君之荣辱,不恤国之臧否,偷合苟容以持禄养交而已耳,谓之国贼。”作为臣子,既不体恤国君的荣辱,也不顾及国家的安危,一味迎合、结交权贵,以苟且容身、保持官位和俸禄的人,这样的人被称为“国贼”。如果为官者尸位素餐,避事、躲事、无所作为,一定为社会大众所不齿和谴责。

纪晓岚在《阅微草堂笔记》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北村有一位叫郑苏仙的人,做梦来到了地府,看到阎王正在审查新到的人。这时,有一位身着官服的人颇有气势地走进了大殿。他自称为官所到之处只喝百姓的一杯水,一生无愧于天地鬼神。阎王听了笑着说,“设立官制是为了治理国家、造福百姓。要说不收百姓钱财的就是好官,那么立在公堂上的一个木偶,它连水都不喝一口,不是比你还廉洁?”

这个人听了之后仍然辩解:“我虽然没有什么功劳,但也无过。”阎王说:“你一生所求,不外乎保全自己。审判案件时,你为了避嫌,没敢说话,岂非有负于民?办理百姓之事,你怕麻烦,没有上报朝廷,岂非有负于国?对于官员的政绩应该怎么看?无功便是过。”这个官员听了之后,似有所悟,锋芒顿减。

这个故事所揭示的是为官者“无功便是过”的道理。作为臣子,必须有所担当,有所作为,这才是为人臣的基本素养。

古代的臣子竭忠尽智到什么程度?在历史上有一个“史鱼尸谏”的故事。讲的是卫国有一位贤德的人叫蘧伯玉,他德才兼备,但是卫灵公却不任用他。弥子瑕无德无才,反而受到重用。史鱼极力劝谏,但是卫灵公却没有采纳。在史鱼去世的时候,特意嘱咐他的儿子。“我在朝廷为官,未能使蘧伯玉入朝为官,也未能罢免弥子瑕。作为大臣,我没有尽到匡正君主的责任。我活着的时候不能匡正国君,死后不能以正常的礼仪安葬。我死之后,你将我的尸体置在窗户之下,对我而言已经足够。”史鱼的儿子依言照办。

当卫灵公来吊唁的时候,看到这一幕,问史鱼的儿子是什么原因。这时史鱼的儿子将史鱼的话告诉了卫灵公。卫灵公听了之后愕然失SE,他说:“这是寡人的过错!”于是他下令按照宾客的礼仪安葬了史鱼,并且听取了史鱼生前的建议,提拔重用了贤人蘧伯玉。罢免了佞人弥子瑕,并疏远了他。

孔子听到这件事评论说:“古代极力进谏的人,到死也就结束了,没有像史鱼这样死了之后还要借着尸体来进谏的。他的行为感化了国君,怎能不称他为正直?”像史鱼这样的为官者,即使在生命的尽头,仍然不忘尽忠职守。这种忠义,这种担当的经神,正是那些为官者受人爱戴的重要原因。

孟子说:“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很多人会觉得儒家讲的义利观,认为人人都讲仁义,不用讲利益只讲仁义,恐怕只有少数的圣贤人才能做到,这样的义利观并不能广泛地适用于广大民众。

实际上,大家要知道所谓的圣贤,无非是按照自然而然的天道而行事的人。是按照自然而然的天道来教导人,“顺天者昌,逆天者亡”,“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 。为官者,如果不以个人私利为出发点,讲求仁义、负责担当,结果往往是实现了个人利益和国家长远利益的双赢。

相反,为官者是为了追求个人的私利而不择手段。结果不仅损害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也不能实现个人的长远利益。所以圣贤人所讲的一定是光明大道,这样教导人一定是对自己的长远幸福、成功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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