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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美援朝期间，杨得志有一天视察战俘营时，遇到一个美军上尉，他捧着一件证件对杨得志说:“这才是我真正的上帝，如果李奇微不拿飞机轰炸我们，世界上就没有比在这里更安全的了。”

这个证件就是志愿军印发的“安全能行证”及“召降书”，上面分别用中、朝、英文标明志愿军对待俘虏的政策，有的还印有俘虏兵在志愿军俘虏营愉快生活的照片。

当时被志愿军俘虏过的美军士兵几乎每人身上都装有志愿军印发的“安全通行证。”

“安全通行证”，重量只有15克，每个被遣返的美军战俘只要拿着一张安全通行证，就可以避免在被遣返的途中被朝鲜军民抓住处死。

1952年5月，侵朝美军的最高指挥人员作了调整。担任“联合国军”总司令的李奇微调走了，克拉克接任他的职位。

有一天，时任志愿军第二副司令员杨得志刚到作战室坐下，王政柱送来一叠敌请报告，并说了句“敌人可能要有新的行动。”

为了分析敌人可能的行动，杨得志与邓华商定，召开“联司”首长会议，分析研究敌请。

在“联司”首长碰头会上，杨得志谈了自己的看法：我军经过春夏巩固阵地斗争，在横贯朝鲜半岛230公里的整个战线已经形成了具有20至30公里纵深的以坑道为骨干、支撑点式的防御体系，加之交通运输和物资供应都得到了大大改善，从而进一步增强了我军防御作战能力。而敌军虽继续保持着技术装备的优势，但兵力不足，士气不振，其优势的炮兵航空兵火力，在我坚固的坑道阵地面前，已大大降低作用。在这种请况下，克拉克不会再使用其前几任的进攻手法，很可能变换花招。我们既要防备海上登陆，又要防止他正面进攻，还要准备他陆地海上一起下手。

邓华很赞成杨得志的看法，他说:“老美现在是骑虎难下。这届总统竞选，朝鲜问题成了很重要的一个条件。所以艾森豪威尔也不得不公开许诺，他当选总统，要亲自来朝鲜，结束这场战争。克拉克和艾森豪威尔同属一个共和党，我们主要看克拉克如何动作。”

副政委甘泗淇笑了笑，一本正经地对朝方副司令崔庸健说:“那要赶快动员我们朝鲜同志的印刷厂喽!”

“欧?” 朝鲜人民军最高副司令官崔庸健莫名其妙。

甘泗淇说:“印刷厂大量印刷安全通行证呀!”大家都笑了起来。

经过多方面的论证，杨得志等“联司”领导认为，敌人为了适应其政治上的需要和配合停战谈判，有再度发动秋季重点攻势的可能。

依据这一判断，“志司”立即重新部署了兵力，命令正面各部队加强侦察，严阵以待，如敌进攻，坚决回击。同时令西海岸的部队做好必要的战斗准备。

9月10日，以邓华、甘泗淇、杨得志等人名义给中央军委发了一份电报:

“我为争取主动，有力打击敌人，使新换的部队取得更多的经验，我们拟乘此换防之前，以39军、12军、68军为重点，各选三至五个目标，进行战术上的连续反击，为求歼灭一部敌人，并在与敌反复争夺中大量地杀伤敌人，其它各军亦应各选一至两个目标加以配合。估计我各处反击，敌必争夺，甚至报复，进行局部攻势，这就更有利于我杀伤敌人，反击战斗时间拟在本月20日至10月20日中进行，10月底进行换防。以上可否请速示，以便各军进行准备。”

两天后，“志司”收到了军委回电:“9月10日电悉。同意你们10月底三个军的换防计划，和换防前的战术行动。”

收到军委电报，杨得志和邓华都很兴奋。决定立即行动。

反击行动开始了。在正面180多公里的阵地上，志愿军选择的20个目标先后打响。敌人见志愿军炮火猛烈，而又全线动作，以为是全面进攻。

侵朝军总司令克拉克急忙飞到前线，与范弗里特及各军长开会讨论对策。并将预备队美第45师前调，接替伪第八师的防务;将预备队伪第一师前调，接替美第三师防务。

看到克拉克忙着调兵遣将，杨得志在作战室笑着对张文舟说:“看来这个克拉克还是很需要锻炼锻炼呢!”

王政柱接过杨得志的话:“不能全怪克拉克。据我知道，美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打的仗，比我们一个抗战时期的仗少多了。”

邓华也风趣地说:“我们原谅这位将军吧!”

美军在与志愿军的几次较量中，已经知道了志愿军的厉害，基层官兵都害怕与志愿军交手，更担心成了俘虏，所以很多美军士兵都渴望能够拥有一张“护身符”——即志愿军印发的“安全能行证”，甚至有的士兵还伪造了这些证件，后来美方更是弄来几十台印刷机，仿制“安全能行证”，最后志愿军不得不几次更换“安全能行证”样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