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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被司马迁承认的两个帝王,史记中只字不提,原因值得深思

作为史记的作者,司马迁被誉为史家典范,不畏强权秉笔直书,被后世誉为“史圣”,近代鲁迅盛赞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烧”。

但不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就说司马迁接受的教育、个人的偏好,也决定了他在写作时也会有所倾向,不可能保持100%的客观中立,不信请看其他先秦正史上存在过,却被司马迁在史记中抹去的两位帝王。

太康失国时被抹去的帝王

夏启晚年,沉M于声SE犬马之中,导致朝廷混乱,于是在他去世后,随即爆发了诸子争位的内乱,史书上称之为“武观之乱”。最终,在这场内乱中,太康夺取了王位。

但太康继位后,不但没有改善朝政,反而变本加厉,终日田猎无度,贪图享乐,于是东夷有穷氏部族首领后羿,在太康田猎时趁机袭击,并俘虏了太康。随后,后羿废黜太康,并将他流放到了戈地,此后一说扶持了太康弟弟中康继位,一说后羿临朝八年,因为诸侯不服才扶立中康。总之,后羿有没有成为帝王说不清。

后羿有一个叫寒浞的手下,他野心勃勃诡计多端,设计杀死了后羿,自己做起了国君。中康之子“相”,逃到了豫东平原,投靠了夏族分支斟灌氏和斟鄩氏,建都于帝丘(后来卫都,河南濮阳),但寒浞派兵杀死了“相”,而“相”的媳妇有孕在身,从墙洞逃出,逃回娘家有仍氏,生下了少康。后来,少康率领夏族民众,击败了寒浞,恢复了夏朝统治。

不管少康如何中兴夏朝,但在少康恢复夏朝之前,寒浞的确是一个帝王,在位大约二三十年。

以上就是太康失国、少康中兴的历史,前后持续大约40年,《国语》、《楚辞》、《左传》中都有所记载,但在司马迁的《夏本纪》中,除了提到“太康失国”四个字之外,其他的却只字不提。其实,不仅这段历史不提,“太康失国”的背景局势也没有提及。

大禹时期,至少有两个强大的政治集团,即夏族与东夷。大禹去世之前,原本准备禅让给代表东夷势力的伯益,后来伯益在与夏启争夺盟主位置中失败。夏族发生内乱之后,实力大幅度减弱,于是以后羿为代表的东夷势力,趁机夺取了盟主位置,后来寒浞杀死后羿,属于东夷内部矛盾。因此,后羿、寒浞“祸乱”夏朝,实际上是伯益与夏启争权的延续。

《左传》、《国语》的记载还算清晰,这两本书也是《史记》的重要史料来源,因此司马迁不可能不知道这段历史,那么为何他没有将之载入史册呢?原因很简单,司马迁认为太康、中康、相、少康是正统,夏族是正统统治者,东夷的后羿、寒浞属于叛乱者,因此不予记载。在此之前,记载伯益与夏启争权时说,“及禹崩,虽授益,益之佐禹日浅,天下未洽。故诸侯皆去益而朝启”,也掩盖了伯益的身份与争权失败的原因。

西周灭亡后被抹去的帝王

关于西周灭亡的原因,《史记》说是周幽王烽火戏诸侯,但战国竹简清华简显示,当时周幽王想要废嫡立庶,废掉太子姬宜臼,另立褒姒之子姬伯服,于是姬宜臼投奔外公申侯,《竹书纪年》中说姬宜臼在此自称“天王”,周幽王就派兵攻打申国。最终,申国勾结犬戎,攻破镐京,杀死了周幽王与姬伯服。

周幽王去世后,《史记》说是姬宜臼立即继位,第二年晋文侯、郑武公、秦襄公出兵护送迁都洛阳,史称“平王东迁”,由此开启了东周历史。但《左传》、《国语》却还记载了一个叫“周携王”的周天子,当时属于周朝“二王并立”的时代。

当时,少数几个诸侯支持姬宜臼继承王位,但还有不少诸侯与大臣支持周幽王弟弟余臣为王,将他视为正统天子,史称“周携王”。周平王与周携王并存了21年,后来晋文侯将周携王杀死,大约九年后将还在申国的姬宜臼带到镐京,又过了周平王三年东迁洛阳。其中,清华简系年中说,晋文侯杀死周携王后“周亡王九年”,周朝9年没有天子,说明清华简的主人认为周携王是正统。

《左传》《国语》尽管对周携王的记载不太好,将他视为“间命”,内容也不太多,但从先秦史料来看,周携王是客观存在的,司马迁没有道理完全忽略周携王。

尤为重要的是,姬宜臼存在勾结外敌、弑父弑君的嫌疑,按理说不太可能得到普遍认可,那么他为何能够继位?后来二王并立中,晋文侯、郑武公、秦襄公又为何突然支持姬宜臼?显然用“道义”两个字难以解释,结合当时这三国领土大幅度扩张,且很多属于周王室的领地,就不难理解姬宜臼是出卖国家利益才得到了这三大诸侯的支持。因此,“二王并立”才是符合当时的逻辑,作为当时顶尖史学家,司马迁对这段重大历史应该有所明辨。但事实上,司马迁无视“二王并立”的历史,完全忽略了周携王。

司马迁之所以这么做,原因在于他的“嫡长子继承制”的正统观,不承认周携王的正统地位,所以直接不予记载。在此之前,西周周懿王去世后,继任者是他弟弟周孝王,一个违背继承祖制却差点中兴了西周的明主,但司马迁好似刻意回避,对他描述只有“懿王崩,共王弟辟方立,是为孝王。孝王崩,诸侯复立懿王太子燮,是为夷王”一句话,对于周孝王的文治武功丝毫没有提及,如果不是《竹书纪年》等记载,后人也不知道周孝王的雄才大略。

由于司马迁根据自己喜好抹去了周携王,导致当时的历史逻辑出现问题,幸好先秦史料与清华简互相印证,让这一段历史得以真相大白,就让人更能理解为何东周开始郑庄公(郑武公之子)就敢于叫板周平王、周桓王了,原因就在于周平王上梁不正下梁歪,没有节草又出卖宗室利益,没有威信可言,所以诸侯愈发不将周天子放在眼里!

可见,司马迁在著史时,是根据思想倾向有所选择的,并非班固评价的“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只是后人将之捧上了神坛,让史记成为不可质疑的权威。

但实际上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得非常清楚:“太史公仍父子相续纂,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以拾遗补蓺,成一家之言。”司马迁要成“一家之言”,自然内容上会有所选择,要符合司马迁的思想倾向了,忽略寒浞、周携王也就不奇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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