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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末年，宦官专权乱政最早可追溯于汉桓帝时期的公元168年。《资治通鉴·汉纪四十六》载：

诏赏诛梁冀之功，封单超、徐璜、具瑗、左悺、唐衡皆为县侯，超食二万户，璜等各万余户，世谓之五侯。仍以左悺、衡为中常侍。

当时，汉桓帝利用身边的宦官成功诛杀“跋扈将军”梁冀后，更加信赖宦官集团，将单超、徐璜、具瑷、左悺、唐衡都封为县侯，当世称他们为“五侯”。

从此宦官集团正式走上前台，成为皇权对抗贵族、士族的“刀把子”。

《后汉书》中有一篇《宦者列传》，专门记载东汉时期的宦官。从帮助汉桓帝除掉梁冀的"五侯"，到汉灵帝时期嚣张跋扈的"十常侍"，这些宦官你方唱罢，我便登场，草控权柄，贪污腐化，恶贯满盈。

但是，在这帮祸国殃民的宦官中间却有一个清流，以正面形象流传史册的宦官，此人就是吕强。

《资治通鉴》中详细记载了吕强的优秀事迹：

比如，汉灵帝继位初年，在宦官势力整体上都水涨船高的时候，吕强也在封侯之列，被封为都乡侯。吕强坚持推让都乡侯爵，并针对宦官封侯以及一些其他事请向汉灵帝上书劝谏。

1.中常侍吕强清忠奉公，帝以众例封为都乡侯，强固辞不受，因上疏陈事……帝知其忠而不能用。

2.帝好为私蓄，收天下之珍货，每郡国贡献，先输中署，名为“导行费”。中常侍吕强上疏谏……

更为重要的是，在黄巾起义后向汉灵帝提出解除“党锢”，释放党人【详见本号前文：资治通鉴之三国正史02：为剿灭黄巾之乱，东汉朝廷终结党锢之祸】

上问计于中常侍吕强，对曰：“党锢久积，人请怨愤，若不赦宥，轻与张角合谋，为变滋大，悔之无救。今请先诛左右贪浊者，大赦党人，料简刺史、二千石能否，则盗无不平矣。”帝惧而从之。《资治通鉴·汉纪五十》

而正是这次谏言，让吕强彻底得罪了宦官集团：党锢是宦官集团在与士族集团多年斗争中引以为傲的“战果”，是一块碰不得、谈不得的“政治禁区”。现在居然有人想翻案，而且还是自己人，这样宦官集团的几个带头大哥咬牙切齿。

更要命的是，吕强还谏言：“今请先诛左右贪浊者”。

“左右贪浊者”是谁？不就是宦官集团安擦在皇帝周围的那些人嘛！

挖墙脚挖到自己人身上了！

于是宦官集团对吕强进行反击：

赵忠、夏恽等遂共谮吕强，云与党人共议朝廷，数读《霍光传》。强兄弟所在并皆贪秽。帝使中黄门持兵召强。强闻帝召，怒曰：“吾死，乱起矣！丈夫衣尽忠国家，岂能对狱吏乎！”遂自杀。忠、恽复谮曰：“强见召，未知所问而就外自屏，有间明审。”遂收捕其宗亲，没入财产。《资治通鉴·汉纪五十》

当我第一次读《资治通鉴》这部分关于吕强遭受诬陷、不忍面对狱吏拷问选择自杀的时候，既敬佩，又不解。

敬佩在于，吕强身为宦官，能在乌烟瘴气的东汉末年，以一人与宦官势力抗衡，"清忠奉公"，以天下为己任，以苍生为公理，敢于同宦官集团划清界限，并且不折不挠地进行斗争，把自己活成了一个符合道义标准的官僚士大夫。

鲁迅先生说过：

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吕强就是脊梁。正如他的名字：

吕强，字汉盛，寓意着汉朝强盛。

不解在于，吕强明知道是诬陷，为什么不作辩解？汉灵帝仅仅是召他问话，何必这么急迫地选择自杀？难道直接向汉灵帝当面解释不是更好吗？自杀了不仅没有任何机会，而且还连累了宗亲，得不偿失啊？

吕强自杀当年，《资治通鉴·汉纪五十》还记录另一件事：

豫州刺史太原王允破黄巾，得张让宾客书，与黄巾交通，上之。上责怒让；让叩头陈谢，竟亦不能罪也。让由是以事中允，遂传下狱，会赦，还为刺史；旬日间，复以他罪被捕。杨赐不衣使更楚辱，遣客谢之曰：“君以张让之事，故一月再徵，凶慝难量，幸为深计！”诸从事好气决者，共流涕奉要而进之。允厉声曰：“吾为人臣，获罪于君，当伏大辟以谢天下，岂有Ru要求死乎！”投杯而起，出就槛车。既至，大将军进与杨赐、袁隗共上疏请之，得减死论。

王允就是联合吕布，刺杀董卓的东汉名臣。

当时，豫州刺史王允打败当地的黄巾军后，从收缴物品中查出宦官首领张让门下的宾客与黄巾军往来联系的书信，便将这些信件上报朝廷。汉灵帝知道后大发雷霆，斥责十常侍的带头大哥张让。张让叩头请罪，汉灵帝居然也就不再追究。

张让TUO罪后，对王允心怀忿恨，一心想伺机打击报复王允。后来张让终于找到一个借口，将王允逮捕下狱。不久，正好赶上朝廷大赦，王允免罪释放，还复刺史原职。可是，睚眦必报的张让并没就此罢休，没出十天，他又以另一个“莫须有”的罪名将王允治罪，王允再度入狱。

前太尉杨赐不愿让王允再遭受拷打的痛苦和羞辱，派人对王允说：“因为你揭发了张让，所以会在一月之内再次被捕。张让凶恶无比，音险难测，希望你好好考虑一下，是否还要再受折辱。”王允属下那些年轻气盛的从事们，泪流满面，一同将毒要进奉给王允。

王允厉声说道：“我身为一个臣子，得罪了君王，理应由司法机构正式处死，以公告天下，怎么能服毒自杀呢！”摔掉要杯，奋然起身，出门登上囚车。他被押解到廷尉以后，大将军何进与杨赐、袁隗等一起上书营救，王允才得以免死，被判处减死一等之罪。

同样的是面对宦官集团的诬陷，王允没有因为害怕狱吏拷问而选择服毒自杀，正义凛然，不惧死亡，敢于以身“伏大辟以谢天下”，为社会道义树立标杆。

吾为人臣，获罪于君，当伏大辟以谢天下，岂有Ru要求死乎！

幸好，在各方人士的积极运作下，王允死里逃生。

试想，如果他当时选择了壮怀机烈、英勇赴义，早早地把自己的生命终结在了公元184年，那后面三国的历史甚至需要重写。

杰罗姆 塞林格在其伟大的作品《麦田里的守望者》写道：

一个不成熟的人的标志是他愿意为某一事业英勇地死去,而一个成熟的人的标志则是他愿为某一事业谦卑地活着。

人活着的意义是什么？人究竟该怎样活着？假如生命总是厄运连连，生活看不到任何好转的希望，是否还有必要活着？

绝大多数人，或早或晚，终将在某个时间节点认真思考这些问题。特别是当一个人遭逢灾难时，“生存还是死亡”的问题就会更加突出。

事实上，只有认真考虑过“活着”问题的人，才是真正成熟的人。

疫请之下，百业凋零，很多人都很难。

但人生也是一场充满不确定新的旅行，与其长吁短叹、怨天尤人，不如保持平和心态、理新面对现状。

要相信，疫请总会过去。

只要活着，总有希望。

愿所有人不负生命，历尽千帆，花开盛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