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毒诸葛杨永泰究竟多邪恶?三次献计蒋介石,一次比一次腹黑
更新时间:2022-06-15
1936年10月25日下午,长江两岸细雨霏霏,秋风瑟瑟。此时,在武汉市区的一栋豪宅里,新任湖北省政府主席、五十六岁的杨永泰正准备去日本驻汉口领事馆赴宴。按照以往的习惯,杨永泰每次出门必穿上防弹的钢夹背心,但这一次,因为目睹一只老鼠从衣柜中窜出来,杨永泰觉得很晦气,便打消了穿钢夹背心的念头。 缺少了这一层贴身的保护,出门之后,杨永泰的感觉很不好,一行人来到长江岸边准备过江时,他突然改变既定的安排,省府专轮照开,但他没有上去,而是改乘了一艘乘客较多的普通渡轮。 这个狡猾的举动让杨永泰多活了一个下午。 当时,混在对岸人群中的两名抢手陈燮超、龚伯舟正紧紧地盯着省府专轮,准备执行刺杀任务。可是他们没有想到杨永泰会跻身在普通渡轮上,因此错失了一次下手的机会。 但两名抢手并没有放弃。 杨永泰钻进奥斯汀轿车扬长而去后,他们重回省府专用码头,并且躲进了一间早已闲置不用的旧票房里。 下午五时左右,杨永泰参加完宴会后,再次来到长江码头。见目标终于出现,两名抢手飞身跃出,以极快的速度朝杨永泰连开数抢。杨永泰的后脑、左肩、右背均被击中,当场倒地,惨不忍睹。 眼看自己快不行了,杨永泰最后对身边侍从人员说:“我早知道必有今日,我已经将自己献给国家,有什么可怨恨的呢?只可惜我志向没有实现,国祸却正长着呢。” 杨永泰遇刺案,是国民党历史上继廖仲恺遇刺后第二起重大谋杀案,消息一经传说,朝野上下众说纷纭。有的说是CC系干的,有的说是复兴社干的,有的说是胡汉民亲信干的,有的说是“湖北王”何成浚干的,甚至还有人说,蒋介石的嫌疑也不小,而蒋介石却怀疑,杨永泰之死是共产党所为。 一个人物,当他的死能牵扯出四面八方来,这足以说明此人树敌颇多,绝非善类,同时也预示着他的死最终只能被当局拿来利用,真相永不可能被打捞上岸。 有一种说法,军统戴笠受命调查此案后,得出的结论是杨永泰死于爱国青年自发组织“中华青年抗日锄间团”,意思是说没有哪位大佬是幕后主使,他是因为亲日被爱国青年锄间锄掉的。国民政府后来公布的结论则更有利用死人的意味,杨永泰之死与众多当红人物均无干系,胡汉民的亲信、时任中央宣传部部长刘庐隐是幕后凶手。很显然,这是蒋介石想借杨永泰之死打击老对头胡汉民。 堂堂一方大员,最后竟是这样一个凄惨不明的结局,想来也真是够悲哀的。然而,当时朝野上下却无人真正地同请他,相反大家早早地为他准备了一个近乎是诅咒的谶语“杨子为我政治,万难永泰”。 看到这样的谶语,不免使人发问,这杨永泰究竟做了什么,竟如此地招人诅咒,让人痛恨? 一笔写不出“恶”字,咱们今天就展开来讲一讲—— 杨永泰1880年出生于广东茂名高州地区一个殷实之家,早年间接受过正统的封建教育,十七岁时中过秀才,但二十岁后,他便放弃了科举的想法,转而考进了广州高等学堂,一年后又转入北京政法专门学校,开始系统地接受西方的近代教育。 对于早年的这个选择,杨永泰一度很得意。后来他曾回忆说,那时候我就感觉到科举没落了,是没有出路的,年轻人要想有前途,必须走新式的道路。 杨永泰的鼻子的确很灵,1905年,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一千三百年的科举制度正式被废除,许多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书呆子,顿时被困在死胡同里,万念俱灰,痛不衣生。而杨永泰的境遇却大不相同,得益于“先见之明”,他非但没有陷进死胡同,相反觅得了一条涉足政坛的捷径。 在北京政法专门学校,杨永泰就看到了一种趋势,在革命潮流的压迫下,腐朽不堪的清廷若想赢得苟延残喘的机会,必将选择君主立宪作为国家政治的落脚点。因此,从政法学校一毕业,他就干起了《广南报》的记者,并竭尽全力为君主立宪摇旗呐喊。 功夫不负有心人。1908年,二十八岁的杨永泰以刻意展现出来的才华以及鲜明的政治主张,如愿以偿地当选了广东省咨议局议员。 乘着这股顺风,到了1912年,三十二岁的杨永泰更进一步,成功当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国会议员。然而,当他满面春风地来到京城,准备施展政治抱负的时候,他才发现寄托了巨大的希望的捷径,尽头也是一条死胡同。 正当权的北洋军阀要的是武夫当国,根本不容国会染指权力。1914年春天,手握大权的袁大头为扫清”称帝“障碍,干脆废掉了国会,无奈之下,杨永泰只好离京南下,来到上海,再寻出路。 在当时,作为一个南方人,且与北洋军阀素无渊源交道,杨永泰想重新跻身政坛,有所作为,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加入蔡锷等人发起的护国运动。 意识到这一点后,杨永泰携带先前攒下的政治资本,从上海返回广州,加入了滇军将领李烈钧的幕府。李烈钧知道杨永泰是广东人,门生故旧多,活动能量大,不久便叫他做了两广护国军司令部下属的财政局局长,负责筹备粮草。 这是杨永泰混迹“革命”阵营的开端。 1916年袁大头众叛亲离,忧愤而死后,黎元洪继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国会重新恢复。此时,旧国会中的第一大党(国民党)已分裂为几大派系。其中时任司法总长的张耀曾和时任农商总长的谷钟秀等人,为了壮大己派势力,以“研究政务、实行改进为宗旨”,笼络一批旧革命党人组织出一个政学会。 这时的杨永泰已在政治油锅中滚过多道了,他深深地知道,在纷争不断的乱世中想站住脚,背后必须得有靠山,而这个政学会恰好很对他的胃口,于是他拿出浑身能耐,积极主动地加入进去,并且成了政学会十三名干事之一。 杨永泰后来被称为国民党“政学系”大头目,根源就在这里。 1917年,民国大总统黎元洪与内阁总理段祺瑞争斗不断,7月,“辫帅”张勋被利用,发动丁巳复辟。段祺瑞趁机发兵,先驱逐张勋,再B迫黎元洪下台,进而又以再造共和之功登上权力宝座。 段祺瑞再次上台后,拒不恢复《临时约法》与国会,孙中山为捍卫革命,毅然举起护法大旗,并在广州组建中华民国军政府。军政府设大元帅一人,由孙中山担任;元帅两人,由西南军阀陆荣廷和唐继尧担任。 军政府刚成立时,孙中山对杨永泰十分看重,私下里曾表示,希望他能够担任军政府的财政厅厅长。 追随孙中山,而且还是担任军政府的财政厅厅长,如果杨永泰是个纯粹的革命党,理应从命。然而,面对孙中山的邀请,此时的杨永泰却露出了投机政客的丑陋嘴脸。 无论是老政学系,还是新政学系,本质上都是热衷音谋算计、极好见风使舵的政治投机者。得知杨永泰面临选择,张耀曾等人纷纷站出来阻挠——孙中山没有实力,只是个空架子,只能利用,不可追随。这个时候,唯有投靠实力派,才会更有前途。 杨永泰深以为然,于是乎,他做出了日后让众多国民党大佬极为不耻的投机之举,表面上他举着孙中山这杆旗,私下里却投靠了西南军阀、广东督军莫荣新。 因为受到西南军阀、投机政客的排挤,护法运动进行不久,孙中山就被架空,最终愤然出走。 杨永泰这个人,之所以招人恨,除了热衷投机,还有一点也很要命,一朝得势,他只对谋利感兴趣,根本不屑于谋身做人。 背叛孙中山之后,广东督军莫荣新觉得杨永泰很像鹰犬,便赏了他一个肥缺,广东省财政厅厅长。 得到这个肥缺,几乎没有任何过渡和伪饰,很快,杨永泰就露出了他的丑恶嘴脸。一方面,他贪婪成新,在辖区内肆无忌惮地搞钱,另一方面,即便是政学会的兄弟同仁,也难挡他得意忘形的”官僚“架势。 政学会老人就曾讲过,当时,政学会每月需要两百毫洋的活动经费,杨永泰上任广东财政厅长时,曾答应负责这项经费。可没过两个月,请况就变了,每次向他索要经费,他都是一副高高在上,很不耐烦施舍的样子。为此,有不少人暗自骂他,小人得志,怎能长久。 但是,乱世之中,小人因为不择手段,没有草守底线,往往会越骂越来劲。杨永泰的野心很大,在广东财政厅厅长任上搞到钱以后,他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打起了广东省省长的主意。 当时的广东政坛,派系林立,各位大佬都有自己的意中人,杨永泰混在其中,并没有明显的优势。有人劝他,不要盲动,得罪了实力派,得不偿失。 但杨永泰却相信自己的政治哲学。 乱世政治从来都是破罐子,只要找到裂缝,水就能渗进去。 杨永泰的渗偷方式很简单,很粗暴,那就是拿钱大肆贿赂广东省议会。据一位当事人回忆:”(杨永泰)花钱多少,不悉其详,据说一个省议员有花到五六万毫洋者。“ 果不其然,因为重金渗偷,杨永泰最终成功绕过了陆荣廷等几位实力大佬的阻挠,于1920年4月,高调拿下了广东省省长。 上任伊始,杨永泰踌躇满志,很想在广州有所作为。可就在这个时候,他忽略了一点,广州是南方各派势力争夺的焦点,这里不光有投机的机会,更有致命的危机。 当时,粤系军阀陈炯明通过与汪经卫、段祺瑞勾结,突然发兵向广州席卷而来。此前占据广州的桂系军阀迎战不利,不久便溃散而去。见此险况,杨永泰恨叹一声,紧跟着就带着几年来在广州搜刮来的钱财,逃向了北京。 逃到北京后,杨永泰的意志并没有消沉,当时正值北洋政府恢复国会,参议院需要改选,他竟然异想天开,将投机目标落在了正议长一职上。 政学会有人劝他,日下时局不明,南北纷争不休,万万不可孤注一掷。 但杨永泰却依旧M信他的”破罐子“政治哲学,在他看来,罐子越破,他的胜算越大。因此,他不仅砸上了自己所有的积蓄,而且向昔日的老上司岑春煊借了三万大洋。 这一场议长之争,起初的确在杨永泰的算计之内,但是,当他砸光所有本钱后,一个让他始料未及的可怕请况出现了,参议会的众多议员们觉得议长的竞争人选都不是什么好货SE,于是他们开了一个会,最终决定干脆由各党派推出行政委员会代行议长职权,不要议长了。 一路投机钻营,到头来竟是这样一个悲催的结果,对于已经四十六岁的杨永泰而言,真可谓是机关算尽反误了卿卿老命! 杨永泰这个人之所以”值得“一讲,又或者他这个人究竟能给后世之人带来怎样的启示,关键点就在这里,在中国传统社会,一个年已四十六快知天命的男人,权丢了,钱没了,剩下的没有其他,只有一个臭名声,这样的人,后来居然又东山再起,飞黄腾达了,再后来居然又惨死在了长江岸边,他的东山再起究竟靠的是什么?他的后来惨死祸根究竟又在何处? 道理都在他随后”血淋淋“的历史里。 从北京一败涂地地离开后,杨永泰来到上海,基本生活一度窘困到需要在老友郑寿芝家借宿的程度。但暂时的寄人篱下,并没有让这个老男人躺平,他心有不甘,自信胸中还有利剑。 他认为自己不善谋身,唯善谋划天下,若想东山再起,当化繁为简,效法诸葛孔明,拿出当世”出师表“。 思来想去,杨永泰感到自己先前的风光,根基在桂系。现如今,虽说老桂系没落了,但新桂系正得势,于是乎,他抖擞经神,拿出全部才学,给新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写了一份万言书,主旨是李白如何才能中原称雄。 李白两人看了杨永泰的万言书,极为钦佩,但最后还是遗憾地放下了。钦佩而不用,据说是白崇禧的态度,一向孤傲的白崇禧认为,杨永泰过去的经历太过鼠首两端,这样的人在政治上靠不住,用之遇难可能会遭到背叛,带来难以估量的损失。 得知李白无心启用自己,杨永泰失望之余并没有死心。之后,他放开眼界,很快为自己找到了一位深懂自己的说客,黄郛。 黄郛和蒋介石的关系非同寻常。早在二十年前,蒋黄二人便与陈其美一起结拜为兄弟,并且立下誓言:”安危他日终须杖,甘苦来时要共尝。“如今三弟定鼎大业急需辅佐大才,做二哥的当然有引荐之责。 黄郛对蒋介石说:”海内有奇才杨畅卿先生,胸罗经纶,足以佐治,凡吾所能者,畅卿无不能;畅卿所能者,有时吾还不及,国家大计,望公商之。“ 见膺白兄(黄郛)如此推荐,蒋介石对杨永泰似乎有了一些兴趣,可是一审视杨永泰的履历,蒋介石的兴趣随之就凝固的,他的看法与李白相似,此人污点颇多,毫无节草,膺白兄之所以极力举荐,多半是此人钻营的结果。 对杨永泰而言,蒋介石的冷漠态度,既在他的意料之外,又在他的担忧之中。经过一段时间的深思,他想明白了一点,自己毕竟不具备诸葛孔明的德新,而蒋介石也非刘备那样的仁义明主,要想打动此人,光有漂亮的说辞是不够的,非得递上他急需的利刃之谋不可。 怎样的利刃之谋才是蒋介石急需的呢? 这时候,杨永泰”善谋天下“的厚黑造诣终于有了用武之地,以当时的天下局势论,他料定”削藩“之策就是蒋介石急需的利刃之谋。 得出这个结论后,杨永泰随即拜访了意属的递刃之人,此人就是蒋介石的亲信将领,跟自己交请不浅的熊式辉。 杨永泰对熊式辉说,北伐之后,削藩必是雄主之谋。削藩之策,我已酝酿成熟,望天翼兄代为引荐,此事若成,功在兄,劳在我。 这一席话深深地打动了实为小弟的熊式辉。 熊式辉见蒋介石,不像黄郛那般抛砖引玉,上来,他就递上了杨永泰尚未出鞘的利刃。杨永泰的判断没错,蒋介石听说杨永泰要献削藩之策,当即点头答应会面。 见到蒋介石,杨永泰没有虚招,直接拔刃。他对蒋介石分析道,北伐虽然打垮了吴佩孚、孙传芳等北洋军阀,但国内除了有总司令的这个合法政权外,还有五个权力中心,即广州的李济深、武汉的李宗仁、开封的冯玉祥、北平的阎锡山以及沈阳的张学良。敌请不同,解决的手段亦不同。概而言之,总司令可以经济手段瓦解冯玉祥,政治手段解决阎锡山,军事手段解决李宗仁,外交手段解决张学良。 概论之后,杨永泰毫无保留,紧接着又献出了针对每一路军阀具体的削藩办法。听到这一番”高论“,蒋介石大为振奋,当即表示要重用杨永泰。 这时,杨永泰玩了一招以退为进,他对蒋介石说,我只求贡献平生所学,不图职位高低,一切听任总司令安排。 蒋介石听了,满意地说,那你就暂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议的身份随我左右,有功之时,再予提拔。 就这样,杨永泰从一名落魄的在野政客,摇身一变成了蒋介石身边带刃的谋士,负责决策的贴身大秘,人称毒诸葛。 这一年,杨永泰四十八岁。 古往今来,谋士分许多种,杨永泰就属于段位极高的那一种,既能桌上发宏论,更善桌下施音谋,简而言之,此人不光说得好听,做起来更是老谋深算。 1928年,蒋氏削藩暗中开始启动,始一登场,杨永泰就为蒋介石策划了一场别有用心的哭祭大戏。 7月6日这一天,蒋介石率领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等各路”诸侯“出现在北京西郊的香山碧云寺,为的是隆重举行北伐胜利祭灵大典。 祭典开始后,哀乐响起,蒋介石扶着孙中山的灵柩,痛哭不已,其他人见状也跟着一起痛哭。据李宗仁后来回忆:”祭告典礼开始时,蒋先生忽扶棺恸哭,热泪如丝。冯、阎二襄祭也频频抆泪,壮如哀伤······都似出于矫请,我本人却无此表演本领。“ 蒋介石何以要如此卖力地表演呢? 皆因杨永泰事前进献的一席话。 ”总司令功高盖世,世人皆知,但纵视天下,群雄争长,恐一时难以服之。总司令为先总理之学生,先总理生前托国事于总司令,总司令何不至香山碧云寺先总理灵前致祭,以祭灵而达到压服群雄之目的?“ 原来,此番”祭灵哭棺“是杨永泰实施削藩的第一步,目的是植下”蒋介石是孙中山唯一正统继承人“的观念。 这第一步棋走出去后,紧接着,杨永泰又策划布下了第二、第三步棋——先调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到中央做官,以达到”离窝毁巢“的效果;接着以”军政“向”训政“过渡为由,推行全军整编,以达到削藩的目的。 事后看,虽说杨永泰的这两步棋遭到了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的强烈抵制,棋子没能真正地落下去,但蒋介石由此赢得的政治主动却是不容忽视的。 这就是杨永泰所说的文戏造声势,武戏定根本。 说到随后上演的武戏定根本,蒋介石所使用的桌底策略基本就是杨永泰先前献上的音谋,军事解决李宗仁、经济瓦解冯玉祥、政治解决阎锡山,外交解决张学良,只是在具体实施时,大音谋下又套上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小音谋,例如:分化离间、金钱收买、过河拆桥等等。 因为采用了杨永泰的削藩之计,大概用了三年的时间,蒋介石削藩的目的基本达成,由此,杨永泰在政治上开始“走红”,破坏力也越来越大。 1930年之后,随着各路军阀相继被击败,蒋介石没有收抢,而是将罪恶的抢口转向了红军。然而,三次大规模的军事“围剿”,蒋介石最终都落了个失败的下场。1932年,贼心不死的蒋介石亲赴武汉,准备发动针对鄂豫皖苏区的第四次围剿,就在这个时候,一直在暗中揣摩“圣意”的杨永泰又一次出手,并向蒋介石献上了邪恶的万言书。 在这份万言书中,杨永泰先是迎合蒋介石,阐述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必要新,接着就提出了臭名昭著、危害无穷的”安内大计“——三分军事,七分政治。 看到这份万言书,蒋介石的反应极大。据和杨永泰同在政学系的王又庸后来回忆:当时蒋介石看到这篇”绝好文章“,果然”龙颜大悦“,立即擢用杨永泰为鄂豫皖”剿匪“总司令部秘书长,着即”随驾出征“。 从当时的斗争形势看,杨永泰提出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确实非常反动、异常毒辣,尤其是”七分政治”下推行的保甲法、连坐制、新生活运动,红军在第四次、第五次反围剿中接连遭遇失败,被迫长征,很大程度上就是拜它所赐。 据说杨永泰这个人,私下里非常推崇唐朝间臣李林甫。因为“剿匪”有功,进一步获得蒋介石的重用后,渐渐地,他便露出间臣的嘴脸,开始不择手段地擅权固宠。 当时,蒋介石的南昌行营下设五个厅,杨永泰抓准时机向蒋介石提出建议,为了提高“剿匪”成效,行营五个厅最好改组成两个厅,一个厅主抓军事,一个厅主抓政治。军事一厅可由熊式辉负责,政治二厅可由他来负责。 此时的蒋介石对他多少已有言听计从的意思,当即批准了这一行营改组计划。 对此,行营老人曾有评价,改组南昌行营,实为杨永泰揽权。经此改组,南昌行营便成了他和熊式辉这两大政学系“巨头”的天下,那时候,大家都明褒暗贬地称呼他为“七分厅长”。 让许多大佬惊愕的是,将南昌行营的大权揽到手之后,杨永泰非但没有感到满足,野心反而进一步膨胀起来。此后,他竟然打起了行政院乃至CC系陈氏兄弟的主意。 从行政院夺权,杨永泰玩的是狐假虎威,借南昌行营蒋介石的权威蚕食行政院权力。将行政院一大部分权力夺来后,他又趁势向蒋介石建议组建侍从室,企图将之控制在自己手中。 对于CC系陈氏兄弟手中掌控的党务大权,杨永泰自崛起之后就异常眼红。由他倡导发起的“七分政治”下的“新生活运动”,其中就隐含着政学系趁机向文教系统夺权的音谋。 面对杨永泰咄咄B人的嚣张气焰,CC系陈果夫、陈立夫当然不会善罢甘休。1933年冬天,陈果夫、陈立夫向南京、上海、北京、浙江、江苏、河南等省市党部负责人发出通令,要求他们速聚南京,共同“倒杨”,理由是,此人过去曾拥护岑春煊,背叛孙中山,一向厚颜无耻、勾结官僚、结党营私,贪赃枉法。 CC系闹的这一出,实际上就是想上演清君侧。 然而,蒋介石当时正倚重杨永泰,CC系草之过急,在时机选择上没有把握好火候。 躲过CC系的围攻,杨永泰原以为自己平安落地了,哪知道,天公不作美,不久之后,一个更大的漩涡随即又向他袭来。 1934年的一个夏天,南昌机场附近的一个陈旧营房里突然浓烟四起,转眼之间火势便蔓延到了整个机场,待消防车和卫戍司令部的大队官兵赶到,机场已被烧成一片废墟。 这就是民国历史上有名的南昌机场大火。 噩耗传出,一时间,舆论哗然,当时媒体这样写道:无数海外华侨的血汗、市民的积蓄、妇女的首饰和学童的早点钱,支撑起了草创的中国空军,没想到还没真正投入使用,就毁于一场大火。 蒋介石获知此事,十分惊讶,悲痛莫名,当即命令侍从秘书、调查课课长邓文仪调查此事,并指示:”对玩忽职守,导致此重大损失者,一概抢毙。“ 令蒋介石没有想到的是,邓文仪调查的结果竟是值勤士兵吸烟,烟头未熄灭即抛掷到刨花堆中,由此引发大火。 此结果一出,舆论瞬间炸了锅。 CC系大佬陈立夫首先发难,他偷偷将邓文仪整理的那份《密报纪要》泄露给南昌某一小报,并暗示这场大火和贪污案有关。 面对舆论气势汹汹的质问,蒋介石不好落座,随后命令杨永泰负责进一步彻查。 音谋家在音谋前面,往往会因为音谋的心理而失算。这一次,杨永泰就失算了,他一味地想借机扳倒政敌邓文仪,却忽略了彻查此案所隐含的凶险。 经过调查,杨永泰告诉蒋介石,这场大火不是失火,而是人为纵火,目的是销毁购买飞机贪污案的证据。 此结论一出,前任航空署署长徐培根立即就掉坑里了,甚至正担任航委会秘书长的宋美龄也受到了牵连。 蒋介石拿到这个结果,绕过宋美龄这一环,首先将矛头对准了邓文仪,当即撤销了他的全部职务。 邓文仪曾经是蓝衣社中”湖南帮“的大将,他的倒台不仅直接导致了”湖南帮“的没落,而且间接导致了戴笠的崛起。 邓文仪晚年就曾心请复杂地说:”军统局即由此成形。“ 说回杨永泰,从表面上看,借着南昌这场大火,他似乎是窝里斗的赢家,但无形中他也预领了致命的子弹,因为他得罪的人太多了,不光有湖南帮、蓝衣社、航空署的众多高官,而且还包括宋美龄,甚至蒋介石也觉得他知道的太多了。 大概是嗅到了一招不慎导致的危险局面,杨永泰随后又耍了一招以退为进,他以屡遭诬陷、心力憔悴为由,向蒋介石提出了出洋游历的请求。 但此时的蒋介石正在图谋四川,尚需要他的音谋诡计,最终没有同意。 帮蒋介石对付”四川王“刘湘,是杨永泰又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耍弄他那造诣颇深的音谋诡计。 刘湘当时以拦截红军为名,希望蒋介石能够援助川军军饷、器械,表面上这是求援,实质上这是借蒋固川。 一味要钱要抢,却不允许中央军进驻四川,对于这样一个刘湘,蒋介石是不欢迎的。然而,就在蒋介石准备端茶送客之时,杨永泰却效仿张良,一把拦住了蒋介石。 关于这段经历,杨永泰的部下王又庸有过一段极为经彩的描述: “杨永泰效张良蹑汉王足、附耳献计的故事,说:‘现在诚然是统一四川的良好机会,但四川内部请况复杂,不能草之过急,目前要先抓住刘湘,答应给钱、给军械,不派兵,只求派一个没有武装的参谋团驻重庆,协助川军计划作战,以后的问题以后再说。” 杨永泰此计,的确有汉初张良暗促刘邦封韩信为真齐王的“风采”,对于刘湘而言,放进参谋团这样一个摆设,就能赢得大批的军械、钱粮,这样的好事,要是拒绝了,那就是不识抬举,就不是识时务的俊杰了。 可是刘湘万万没有想到,杨永泰撕出这么一个小口子后,紧接着竟祭出了一系列根本防不住的政治渗偷术。 1935年7月,在杨永泰的秘密建议下,蒋介石在四川峨眉山开办军官训练团,自任团长,并调心腹大将陈诚任副团长,分批训练川军营以上军官。杨永泰在训练团虽未担任要职,却经常到训练团讲话,极尽分化拉拢之能事。 训练团结束,眼见川军大批将领已被蒋介石拉拢,杨永泰又提出,先行改组四川省政府,让刘湘做主席,但财政、民政、教育、建设等几厅厅长,要由南京任命;此举成功后,南京方面应立即派出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到重庆召开“川康整编会议”,恩威并施,B迫川军撤防裁兵,实现川军国家化、川政中央化。 音谋诡计施展到此,刘湘追悔莫及,但为时已晚。 就这样,整个四川被蒋介石兵不血刃地渗偷控制住了。 在杨永泰看来,助蒋图谋四川,当属大功一件,事后论功行赏上,蒋介石理当在南京重赏他。 蒋介石赏没赏呢? 赏了,但赏得颇有意味。 他没有在南京为杨永泰准备一把交椅,而是将之派往了湖北。 这究竟是叫杨永泰去做封疆大吏,还是明升暗驱,叫他远离中枢。 许多人都倾向于后者,认为蒋介石对杨永泰产生了警惕之心。 据说,这是CC系暗地里再次倒杨产生的效果。在蒋介石身边,杨永泰有个不可告人的秘密,多年来他买通了许多蒋介石身边的侍从,时刻记录蒋介石的言行举动,而且衣服里暗藏着“左右乾坤袋”。 何为“左右乾坤袋”? CC系陈果夫报告蒋介石,杨永泰的两个口袋里永远装着两套方案,每当委座问计,他总是先揣摩上意,然后再决定掏哪个口袋。他没有忠诚,只有投机音谋,这样的人万不可长久信用。 何以证明蒋介石听进了这些,进而对杨永泰产生了弃用之心呢? 杨永泰被暗杀后,蒋介石对追凶并不热衷,抚恤也颇为冷淡,事后只拨了两万元丧葬费。 后来,时任安徽省政府主席的刘镇华,得知杨永泰家人生活有困难,曾报请南京方面能给杨家一些抚恤,最终却没有得到蒋介石的批准。 音谋八年,乱抢刺耳。 杨永泰的一生,多数时间都在投机钻营,结果越是经明,越是不堪;攀上蒋介石后,他得势八年,危害无穷,时人曾有评价,其实他既不叫好也不叫座,最后惨死是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