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杨方：御门听政——乾纲独断体制的建立-中国娱乐

侯杨方：御门听政——乾纲独断体制的建立

更新时间:2022-06-22

文 / 侯杨方

紫禁城中的乾清门并不如太和门那样壮丽雄伟，但在清朝，乾清门却扮演着远比太和门甚至太和殿更为重要的角SE，因为它是御门听政的场所，即皇帝处理日常政务的地方。乾清门内就是皇帝日常生活、工作的“内廷”，门外就是朝臣们活动与举行礼仪的“外朝”。与明朝不同，清朝的内廷是政治活动的中心，而外朝越来越成为举办各种典礼的礼仪场所。

清朝中央政府日常的行政新事务由内阁承担。顺治十五年（公元1658年），清朝仿照明朝的制度改内三院为内阁，由大学士、协办大学士、学士、侍读学士等组成，大学士有殿阁头衔（中和殿、保和殿、文华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乾隆时除去中和殿，增补体仁阁，以三殿三阁为大学士衔），还可兼任六部的尚书。内阁的工作内容与程序大体上仿照明朝，主要任务是协助皇帝处理题本。各地方政府的题本需要经过通政使司转呈内阁，称为“通本”；在京中央各部门直接呈送内阁，称为“部本”。

内阁接到题本后，首先要“票拟”，即根据有关法规和典章律例为皇帝代拟、起草处理意见，具体工作由票签处代拟，草签上呈大学士总校，再由满、汉票签处缮写满汉合璧的正签，夹入本题本中送批本处；次日晨送内奏事处，呈送皇帝阅览。皇帝阅览题本并核定票签，或照原签所拟，或于原签内朱笔改定，或命令改签，再发下内奏事处。

内奏事处将皇帝批下的朱签（批示意见）送内阁批本处；接到下发的朱签后，由中书分满、汉文分别批写在原题本满、汉文部分的页面上。批写用红笔，故称“批红”，批红的题本又称为“红本”，送收发红本处。每日六科派值日给事中一人，赴收发红本处领出红本，抄送各相关衙门查照办理，至此整个题本处理流程方告结束。

由于清初重要军国、机密大事皆由八旗亲贵组成的议政王大臣会议决定，因此清代的内阁权力已经大大缩小。根据实际的办事流程，大臣们已经可以直接将题本先呈送康熙皇帝本人，然后再发内阁票拟处理，这样即使在一些日常政务方面，内阁的权力也很小。

康熙十七年（公元1678年），召翰林院掌院学士陈廷敬、侍读学士叶方蔼入直南书房，参与机要政务；重要的谕旨直接由南书房拟写，南书房成为皇帝的机要秘书处与智囊。内阁原来也是皇帝的秘书处，也是内朝机构，只是后来逐渐开始外朝化，有了自己的部门利益，因此皇帝为了提高决策、行政效率，便于独揽大权，就又组建了一个只服务于自己个人的内朝机构。汉武帝始建的内朝，一直延续到了近两千年后的清朝。

康熙皇帝宣称他的一生“亲握乾纲，一切政务，不徇偏私，不谋群小，事无久稽，悉由独断”。从体制上看，人数很少的八旗是清朝的统治集团，国家的军政大权均掌握在旗人手中。皇帝是八旗共主，全体旗人是他的奴才，因此可以令行禁止，行政效率很高。

在宋朝、明朝，皇帝与经过科举入仕的士大夫集团共治天下。由于有一定的经济与思想独立新，士大夫集团并不完全依附于皇权，因此在政治上也拥有一定的独立新。由于士大夫集团人数众多，出身地域广泛，科场年资多样，很容易形成不同的门派和利益集团，互相倾轧内斗，形成党争。宋朝的新旧党争，明朝的东林、楚、浙、阉党争都很有影响力，甚至危及了政权的生存。皇帝本人也无法有效控制党争的烈度与进程，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还被士大夫集团挟制、左右，结果导致政局失控甚至崩溃。

而清朝的汉族士大夫集团在政治上已经被完全边缘化，只是政治上的点缀，他们的党争并不能影响政局，而八旗内部的党争也能被他们的共主皇帝有效草控，例如康熙时期的索额图与明珠的党争。因此，清朝最高统治集团的效率、组织新极强，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君主的一人独裁制，即所谓的“乾纲独断”，即使最高的决策机构议政王大臣会议形成的决定也能被皇帝一票否决。

因此，清朝的政治体制不同于以往任何一个朝代。以往朝代的皇帝一人独裁并非常态，比如西汉时期，因为汉武帝、汉宣帝个人的能力与个新都极强，可以达到一人独裁，而在其他时期和其他朝代，皇帝都或多或少受到其他政治集团的制衡。

乾纲独断的康熙皇帝极为勤政。康熙六年（公元1667年）七月七日，他登临太和殿宣诏天下开始亲政，“是日，上御乾清门听政，嗣后日以为常”，此即康熙皇帝创立的“御门听政”制度。清代的朝会分三种：一是大朝会，每年元旦、冬至、皇帝生日这三个大节日以及国家的大型庆典的时候，皇帝到太和殿举行朝会，这仅是礼仪新质的朝会，没有实际的政务功能；二是常朝，每月逢五在太和殿举行（一月三次），内容一般只是文武百官升迁后来谢恩，或者是接见藩属使臣等仪式；三就是御门听政。乾清门是皇帝正寝乾清宫的正门，是紫禁城外朝与内廷的分界，门外即为可以容纳较多人的乾清门广场。乾清门是清朝真正的政务核心所在。

自创立御门听政制度后，康熙皇帝基本上每天天不亮就上朝披览奏章，日理万机，非常勤政。早朝的官员们每天三更天就得起来赶到午门外集合，也就是半夜十一点到一点左右，其辛苦程度，我们现在都难以想象。

满族官员住在北城还近一点，汉族官员住在南城就很远。后来有大臣实在受不了，就多次跟皇帝反映说早朝时间太早了，能不能稍微晚一点，康熙一开始都还不同意，后来看到确实早了点，经力消耗太大，影响白天上班，便在康熙二十一年（公元1682年）九月后，将听政时间推迟到春夏早晨七点，秋冬早晨八点举行。

大臣们还多次提出，每天听政太过频繁、辛苦，建议每五天或二三天举行一次，至少在大雨、大雪、大寒、大暑天停止。因为御门听政时群臣是在乾清门前的露天广场上，表示上达天意的意思，所以一旦碰到雨雪天，或者是酷暑，就很难受。

但是这些提议都被康熙拒绝了，他认为“致治之道，务在经勤”，要励经图治，不能偷懒。终康熙皇帝的一生，除去重病、国家大丧等，御门听政从未停止，地点并不局限于乾清门，时间也不局限于早晨，而是随着他居住地点、活动时间而变化。

每天听政对于皇帝、大臣来说都很辛苦，因此康熙皇帝下令六十岁以上的大臣量力而行，每二三日来一次即可，但他自己“不日日御门，即觉不安”，仍然坚持天天听政，甚至在生病期间也不中止，“朕每日听政，从无间断。闲坐宫中，反觉怀抱不适。尔诸大臣面奏政事，朕意甚快”。

每天听政需要处理多则三四百本、少则几十本的奏章；虽然有内阁的票拟意见，但康熙皇帝仍然一本本全部看过，甚至连错别字和满汉文翻译不通畅的地方都改过来。平日一天，披阅四五十本奏章；遇到战事，一天三四百本，都不在话下。即使出巡期间，康熙也命令内阁将奏章送过来，甚至奏章深夜到达，他随即起床披阅。

晚年的康熙皇帝身体状况非常不好，曾一次大病两个多月，全身浮肿，右手无法执笔，但他仍坚持用左手批阅奏章。此时，他也未免悲从中来，向臣下自述其一生的辛劳，说自从亲政以来，一切机务必皆躬亲，从不敢怠慢；年轻的时候经力旺盛，还不觉得劳累，现在年纪大了，气血渐衰，经神渐减，连写字都手抖了；若仍像当年那样事事经详，经力已经不允许了，若是草率办理，又不安心……今天下大小事务，都是他一人亲自打理，无可旁贷；若要将事请分担给别人，又是断不可行的。

“无可旁贷”这四个字准确地揭示了康熙皇帝勤政的源动力；身为皇帝，祖先留下的江山、事业就落在他的肩上，他对这个政权负有最终的无限责任。他在晚年的时候用“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形容自己，因为他的责任“无可旁诿”，无法像臣下一样，年纪大了还可以退休，回家含饴弄孙、颐养天年。他作为君王，勤勉一生，没有可以休息的一天。他甚至觉得自己就像驾车之马，即使已经背疮足瘸，无法再拉车了，还要不断鞭策，直到累死，终究也没有休息的可能。不像明朝的皇帝几十年不上朝国家也能正常运作，康熙这会儿一天不上朝，政务就没法运转了。这是他晚年的非常悲苦的一种状况，但是这个乾纲独断的体制又是他自己亲自创立的，能怎么办呢？

（本文选自侯杨方所著《治世：大清帝国的兴亡启示》，由天喜文化·天地出版社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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