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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的官员从上到下为何都不愿意退休?

在通往“学而优则仕”的传统仕途道路上,许多人耗尽了经力才得到了一官半职,因此他们更加格外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幸福”,但是在古代同样要面临退休问题,因此从宋代开始,便对此进行了制度上的设计。

一、古代官场为何有两个年龄?隐藏怎样玄机。

在古代官场七十悬车,告老还乡的旧俗,然而,毕竟学而优则仕的这条道路实在艰难,有些人到了头发花白之际才做了一个官,自然非常恋栈。这样便逐步形成了为官者的自然生理年龄和所谓的“官年”两种记述办法。

宋朝官员

宋朝时就有了真年、官年的说法,真年就是实际年龄,而官年就是当官时所记录的年龄。因此为了能够一旦做官多干几年,许多人在填报年龄时大多虚报年龄,为了将来能够有回旋的余地。由于多次出现年纪较大官员出任地方要职,,因此朝中大臣对此进行建议,年纪七十不许任监司、郡守。最终,宋朝进一步明确官年和实年的决定。当时的大学者洪迈气愤地说:“官年、实年居然出现在过年的文书上,让天下人知道,这难道不是君臣上下公开的欺诈吗?”据说整个宋朝只有寇准不肯减年应举。当时出现过一个28岁即出任陕州知州的事,“原吏部员外郎(正七品)文及甫以龙图阁直学士知陕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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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人事任命引起了广泛关注,为什么?因为这个拟提拔的官员才28岁!最后一打听原来文及甫是当朝太师、平章军国重事文潞公文彦博的儿子,此事引起了门下省谏官的弹劾,认为主管官员的中书侍郎不是要为国家培养年轻人才,而是要巴结权贵“非次进用文及甫,衣结文彦博。”另一种现象就是把自己档案变得年轻,这是为什么呢?宋朝的洪迈认为主要有两点:其一,一旦做官,自有富贵人家争相说亲,选婿自然是越年轻越好。其二对于以后的仕途年龄上占有优势。当时有一则笔记,三十年来士大夫的履历,例减年岁,甚至有的减到十余年,即使关系不错的人在一起宴会,也没人把自己的真实年龄告诉他人,否则就是不懂规矩,颇与现在不能问女士年纪为冒失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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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官员长相老城,雍正数次盘问年龄,以至于让对方相当尴尬。

这种历史新现象一直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到了清代以至于愈演愈烈。

雍正五年的一天,在看了湖南邵阳知县简历年龄是53岁,雍正总觉得他太老“但不似五十三,似六十外人矣。再三问,言不敢欺。”虽然只是长相显老,在雍正看来,这关系到臣下的忠诚度和使用官员年龄规范问题。

看了题补山东东安营都的官员后,简历上的年龄是56岁,雍正批注“实在五十八”四川提标前营马兵费其云,履历是44岁,雍正批注“实在五十二岁”,有的甚至雍正多次注视后,总觉得履历和年龄差距太大弄得被考察者显得非常尴尬。

雍正画像

年龄造假一直是历代官员简历存在的主要问题,由于历代均有到龄退休制度,在履历中存在很多造假、谎报年龄问题。吏部一般对这种问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彼此形成默契的潜规则,雍正发现这一问题的严重新。此后他还专门对虚报年龄做了专门批示:“朕览文武官员履历,开载年岁多有不实。或年岁本少而增之为多,或年岁本多而减之为少。”与此同时又下达了一道关于及时改正虚报年龄的谕旨:“特发训谕,凡各官从前之年岁不实者,着即改正,令以实在年岁开明注册。”雍正非常注重社会年龄和心理年龄,也并非只因为年龄略大就不再使用,如果有才能,雍正照样破例留用。山西太原总兵向雍正奏报,平桓营守备梁玉年68岁,但工作方面非常突出,只因年老问题而被纳入退休范围。雍正反对这样办理,认为人才可用,于是提升梁玉为游击。《清世宗实录》

咸丰时期票据

不光雍正对官员年龄相貌和档案记载问题给予关注,在此前的唐宋,年龄问题一直成了官员难以回避的问题,且大体有两个极端,即官员看着太年轻,而简历写的年龄达到了标准。另外一种请况是官员看着太苍老,而简历写的年龄却小了很多。这种现象到了清代也基本大致相同,于是就出现了许多年龄与外貌不符的现象。从当时文官籍贯和各省官员的平均年龄来看,平均年龄小的省份,其得官相对较易,八旗出身的官员年龄最小,平均在40.8岁左右,其他各省中级官员如通判、州判、州同、县丞、主簿、典史平均年龄在44.3岁。同知、知州、知县为中间层级,平均年龄为44.6岁;主事、郎中、知府、道员年龄层最高,平均为46.1岁。《雍正朝官僚制度研究》

三、做官为何如同走驿站?从宋代开始这一难题到了清朝也未能有效解决。

从宋朝开始,做官的资格限制越来月多,回避制度也越来越严密。为防止地方官员长久于一地为官,椅子还没坐热就给调走。乾隆时期,认为郡守县令必须久于其任,方能治理一方。然而这样的弊端是,给了地方巡抚揽权的机会,为州县官员大开奔走之门。

就一个省而言,属你僚全看巡抚的脸SE行事,巡抚偏私好谀,属僚就要善于逢迎。三年大计决定升迁,以及平常遇到保题的缺位必须先纳贿赂,以及平常遇到保题的缺到引荐。一且出现属员缺位,一时拿不出钱,就要求他日回报,如此才能得到推荐。

清代官员

对于承上启下的知府一官,因为向上升一阶,就是监司大员,进而为布、按方面大员,因而更视现任为传合,所做的事请就是连迎上司,以图升迁。

由于官如传舍,人无久志,致使为官者得过且过,苟且目前,不思进取,甚至旷职废事。乾隆时雅尔图在河南为巡抚,官署长满茂草,也不修整,更何谈其他。许容在湖南任巡抚,甚至用文书废纸糊衙署,气得皇帝也说“这些就是所谓以官为传含的典型”。雅尔图、许容在当时被称为勤于职事的省级大员,他们尚且如此,其他省可以推想是什么样子。到了州县官,“在官无异一驿耳”,做官像驿站一样,只是匆匆过客,何必要有长远打算。人在旅途,官也如此,要想让他们为民做事,岂不是痴人说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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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帝就说,现今的亲民官,虽然不至于贿赂公行,也不乏兢兢职守的人,但功令森严,考成追迫,每天在文山会海之中,哪有真心以民为念?知州知县的本意是让他们周知一州一县之事,经神必须贯注,有事在衙署办理,无事巡历乡村,但现在的州县官,只以公文往来为事,平日安坐衙署,或者奔走上司门前,跑官要官,州县官的本意已荡然无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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