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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国失败后清朝并非未如汉末一般大乱,只是进程慢

一般来说,一个王朝在中后期会在大乱后走向割据,如东汉在黄巾起义后的样子或唐朝在安史之乱后的样子一般,但很多人认为清朝没有这样。其实太平天国后,清朝也是逐步走向东汉末年那种变局,只是进程来得慢一点,形势更加复杂一些。

首先, 汉人地方实权派掌控了政权

太平天国后,像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镇压太平天国汉族官僚成为地方的实权人物。在太平天国之前,清朝政府对汉人有很多防范,中央官职满汉两套,看似平等。但实际上,要职主官都是满人,汉人只负责具体事务。正是通过镇压太平天国,清朝政府的权力从满人逐步转到了汉人,从前由满人占据的督抚等重要位置,落到了汉人手中。比如,曾国藩是两江总督,也指挥浙江军务,这样他就掌控了江苏、江西、安徽、浙江四个最富庶的省份。李鸿章是江苏巡抚,后来又担任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左宗棠是浙江巡抚,后来担任闽浙总督、陕甘总督。这样的变化最直接导致的结果就是,外省大员在政局中的影响日益扩大。

在太平天国运动之前,清朝中央政府对地方是有绝对权威的。但是,太平天国之后,遇到疑难问题,中央官员甚至要征求地方大员的意见,以换取支持。而那些实力强大的巡抚、总督像张之洞、刘坤一等,更会时时摆TUO中央政府各行其是。最明显就是“东南互保”。在义和团运动中,慈禧太后向十一国开战,而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李鸿章和闽浙总督许应骙、四川总督奎俊、铁路大臣盛宣怀、山东巡抚袁世凯置朝廷开战命令于不顾,单独与列强签订了协议,以求自保。到武昌革命时,就更明显了,各省风闻武昌起义成功,纷纷宣布支持革命,公然对抗清廷。

其次,兵为将有的模式让地方掌控了军权

太平天国运动还导致了一个结果,军队带有了明显的个人SE彩。由于八旗兵、绿营兵的积弊甚深、腐朽堕落。清廷不得不依靠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依靠团练组织起的湘军、淮军、楚军。这样的军队带有极其鲜明的地域SE彩和个人SE彩,同时,在选用军官时,大多是同乡、亲朋好友、门生等关系密切之人。这些军队重视冷热兵器、水陆两军配合,重视训练、积极备战,关键是自办军需、自筹粮饷,凝聚力、战斗力远超八旗兵、绿营兵。战后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个个政治势力。比如清朝四大奇案之一的刺马案,更是中央政权和湘军的政治博弈,最后案件的不了了之,也充分说明中央对曾国藩无可奈何。

李鸿章

这一时期,军队的特点就是兵为将有,而且又不靠中央供给,与八旗军、绿营兵不同的是,这样的军队不再属于国家,中央的影响已微乎其微,已经有点军阀的新质了。即使近代最著名的北洋水师,也是带有李鸿章鲜明的个人SE彩,水师提督,就是忠诚于他本人的淮军出身将领丁汝昌。丁汝昌本人原是骑兵出身,并不了解海军。而由一个不懂海军的将领出任水师提督,无疑李鸿章首先考虑的是对自己的忠诚。当时,除了北洋水师,还有南洋、福建、广东三支舰队,他们都是各行其是,各搞一套,没有统一的章法,这都是后来军阀的影子。到了义和团运动时期,董福祥的甘军积极配合义和团,进攻使馆和八国联军。战后,被认定为“首凶”,但是诸多在京的主战派被处死,董福祥最后仅以革职论处。老将军也依然壮心不已,想要自行招募军队赴山西继续战斗,朝廷把好话说尽,让让他安心隐居。到了袁世凯编练新军,他将原来的北洋六镇编练成军,每镇一万二千五百余人,除第一镇系满洲贵族铁良统率的旗兵外,其余五镇都在他的控制之下,重要将领几乎都是小站练兵时期的嫡系军官。这也成为了北洋军阀前身。

第三,洋务运动让地方掌握了财权

太平天国的发生加速了中国洋务运动的开展。如果不是太平天国的刺机,这样的变革来得绝不会这么迅速。于是那些地方的实权人物们纷纷开始兴办实业,比如,曾国藩筹办了金陵制造局,主持了派遣留美幼童计划。左宗棠建立的福州船政局,李鸿章的江南制造总局,张之洞的汉阳铁厂,等等,在全国各地涌现了大批的洋务企业。这些封建官僚,按照花大钱、办大事的原则,大手笔花钱,没有钱,就去截留海关收入。这些地方实权派致力于发展洋务运动,产生一个重要影响,就是让他们独立中央之外,在掌握军权的同时,又掌握了财权。这也是成为军阀的重要经济基础。

总之,在太平天国以后,清王朝中央权威得到大幅削弱,地方的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实力得到极大加强。如同东汉末年,在黄巾之乱以后,地方势力增强一样。所欠缺的只是一个机缘。终于到了辛亥革命,满清王朝被推翻,又经历了袁世凯复辟。中国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历史大变局,在这样的混乱局面上,随之而来的就是北洋军阀混战。在这方面,历史总是相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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