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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以来，四十年间，因循苟且，积弊日深，形成了积贫积弱的政局。早在刘太后崩逝、仁宗亲政之初的明道二年（1033年）七月，时任谏官的范仲淹即在《救弊八事》中指出：“国家太平，垂三十年，暴敛未除，滥赏未革”，“天之生物有时，而国家用之无度，天下安得不困”，“冗兵冗吏，游惰工作，充塞京都”，点明早已存在的“冗官”、“冗兵”、“冗费”的三冗现象。提出：“今宜销冗兵，削冗吏，禁游惰，省工作（指各种修造工程）”，请求改革。后因得罪宰相吕夷简而被贬，出任地方官。

庆历二年（1042年）秋，尹洙上疏进一步指出：“因循不革，敝坏日甚”，朝政日敝而陛下不寤，人心日危而陛下不知”，请求仁宗“日新盛德，与民更始”，再次要求进行改革。而当时仁宗和宰相吕夷简慑于辽国出兵攻宋的恫吓，正拟增银十万两、绢十万匹以求和，根本无心听取尹诛的改革请求。

庆历三年（1043年）正月，孙沔又上书指出：“观今之政，是可恸哭”，“自吕夷简当国，黜忠言，废直道”，这次重又入相于兹三年，不更一事，以姑息为安”，州、府长官“皆猥懦老老”，县官又“多昏聩罢软”当此与辽重结盟约，西夏正拟臣服之际，正可“因此振纪纲，修废坠，选贤任能，节用养兵”，仁宗“若恬然不顾，遂以为安，臣恐士崩瓦解，不可复救”，迫切地请求进行改革。

同年三月吕夷简罢相，但仍以司徒监修国史，“军国大事与中书、枢密院同议”，参与国家大政。“吕夷简既罢相，上（仁宗）遂衣更天下弊事”。在这一背景下，同年四月，范仲淹、韩琦自陕西前线调回朝廷，并任枢密副使。然而，前相吕夷简虽因病在家，宰执大臣遇事仍多往他家中咨询，实际上吕夷简仍掌握着朝政大权。

蔡襄

谏官蔡襄即向仁宗指出吕夷简前后执政，且二十年，不为陛下兴利除害，苟且姑息，万事坠坏如此”。“内则帑藏空虚，外则民财殚竭”，想依靠吕夷简，“衣以兴财利，宽民力，其可得乎”。吕夷简“今以疾归，尚贪权势”，只有罢免他的商议军国大事之权，才能使宰相、执政真正担负军国大政。吕夷简随后被正式罢政，这为改革创造了条件。

改革措施

同年八月，范仲淹由枢密副使升任参知政事为副相，富弼升任枢密副使。九月，宋仁宗督促“范仲淹、弼，宜与宰臣章得象尽心国事，毋或有所顾避，其当世急务有可建明者，悉为朕陈之”，似乎决心很大，希望政局能彻底革弊更新。

于是范仲淹、富弼两人商议后，由范仲淹奏上《答手诏条陈十事》，提出：明黜陟、抑侥幸、经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十项改革措施,其中除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三项外,其余七项都属于改革吏治的范畴，这也是此次改革的重心所在。

谏官欧阳修在本年五月时就指出：“因循积弊，官滥者多，使天下州、县不治者十有八九。今兵戎未息，赋役方烦，百姓嗷嗷，疮痍未复，救其疾苦，择吏为先。并于九月作了更进一步的阐述，甚至认为：“去冗官，则民之科率十分减九”；“去冗官，则不过期月，民受其赐”。视改善吏治为除弊革新的关键所在，可说是当时官员们的普遍共识。

范仲淹

同年十月中旬，改革正式开始。范仲淹等从中央官员中选拔张显之、王素分别担任河北、京东的都转运按察使，沈邈担任淮南转运按察使。他们的职责与通常的转运使重在财政不同。主要是考察本路的各州府长官是否称职，并委以权限，在本路内，可“自择知州，不任事者奏罢之，令权擢通判”；有政绩者，不要轻易改换；政绩优异者，则应升官重用。

然后，再由知州（府）考察县官，有不称职者由幕职官代理。担任代理州、县长官二年后政绩好的，即可正式任命为州、县长官，作为改善吏治的首要措施。这是改革“十事”中的“择官长”。

同月末，进行第二项改革，颁布诏令改革对官员的考绩方法，改变自大中祥符年间开始的，“考最则有限年之制，入官则有循资之格”，这种不管贤愚及政绩优劣，唯年资是问的办法，高级官员到年限后，需具政绩奏请听旨；一般官员在任期内犯有“私罪”的，也一律奏请定夺是否升迁；而政绩优异者，则视其优异状况而决定其升迁的高低。这项改革只限于文官。这是改革“十事”的“明黜陟”。

赵祯

范仲淹深知改革涉及许多官员的既得利益，实际赞成改革的人并不多，而且宋仁宗支持改革的决心到底有多大也不清楚，他对另一个改革主将富弼深怀忧虑地说：“吾与公在此，同僚之间同心者有几？虽上意亦未知所定也。”但这并未阻止他继续进行改革的决心。

十一月中旬又颁布诏令，削减了中高级官员的子弟荫补为初级官员（任子）的人数，还降低了长子等以外的亲属荫补官的级别。荫补的初级文官要经过考试，武官则考武艺或兵书，然后才能出任相应的官职。这是改革“十事”中的“抑侥幸”。

十一月末，又颁“诏限职田”对各路、州、县的文武地方官员的职田数量作了规定。这是在政府财政无力为地方官员增加俸禄的请况下，以“职田”的形式增加他们的收入，“有不均者均之，有未给者给之，使其衣食得足”，然后再“责其廉节，督其善政”，作为重要的廉政措施。这是改革“十事”中的“均公田”。

庆历四年（1044年）三月，又颁布诏令，命各州、县都设立学校，士人须在学校学习三百天，参加过科举考试的也须学习一百天等。而由州、县、乡、里考察各学子的德行，德行有亏者不准参加科举考试。并改变原先专以诗赋取进士，以帖经墨义取诸科的传统科考标准，进士科改为首场考“策”，次场考“论”，末场考诗赋，这不只是考试项目的先后顺序，实际是“先考策、论定去留，然后与诗赋通定高下”；诸科中取消专以记诵为功的“帖经墨义”，改考经术大义；史科重在“明史意”和文理；明法科则试判案等，都是重在实用。这是改革“十事”中的“经贡举”。

同年五月，首先将河南府（今河南洛阳）属县中的五县降为镇，并入邻县，这是改革“十事”中的“减徭役”。据范仲淹估计每并省一县，可省役二百，而乡村减少一耆保，也可减役十余户。县降为镇以后，每镇只需派两名初级文武官员担任镇官及收税官。这是改革的第六项内容“减徭役”，也是最后一项改革措施。

庆历新政的失败及影响

自从第一项改革措施“择官长”实施以后，各路按察使对不称职的官吏，“多所举劾，人心不悦”。而“明黜陟”、“抑侥幸”两项改革的实行，“任子之恩薄，磨勘之法密，侥幸者不便”，改革遂受到多方面的攻击，甚至攻击改革派拉帮结派，是“朋党”。范仲淹顶住压力，坚持改革，不为所动。当庆历三年（1043年）三月，范仲淹自陕西召回担任枢密副使，欧阳修等任谏官，而吕夷简被罢相。

石介

四月，新任枢密使夏竦刚回到京城，即因受到谏官的弹劾而被免职。北宋的著名学者，被后世称为“宋初三先生”之一的石介，时任国子监直讲，认为宋仁宗专心求治，范仲淹等积极进行改革，感到革新政局有望，遂作《庆历圣德诗》以抒发内心的喜悦，诗中称颂仁宗召用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等人，是“躬览（揽）英贤”；而“手锄间栌”，则是暗指刚被罢职的新任枢密使夏竦。

夏竦因此对石介和改革派恨之入骨。夏竦遂利用石介曾向枢密副使富弼上书，责以应像商代伊尹、西周周公那样，辅佐仁宗中兴宋朝之事，散布流言蜚语，将石介原书中的“伊、周”，说成是“伊、霍”，意思是说石介要富弼仿效西汉的霍光废掉当时的皇帝另立新皇帝，还诬称石介已为富弼起草了废旧立新的诏书，以陷范仲淹、富弼、石介等于大逆不道之罪。

其实，夏竦诬指的石介为富弼草拟的废立诏书，是夏竦指使其婢女模仿石介的字体所写的。宋仁宗虽表示不信流言，但也未对此事作出处理。范仲淹、富弼等已感到山雨衣来风满楼，先前的担心似已应验，因此，他们开始谋求退路了。

其时正值辽国聚兵西部准备讨伐西夏，宋朝的西北边形势因而紧张，范仲淹遂乘机坚请亲自宣抚西北地区。同年六月，范仲淹任陕西、河东路宣抚使；八月，富弼也出为河北宣抚使。两人虽仍各保留参知政事、枢密副使的官衔，其实已不参与朝政，保守派即乘机大肆攻击二人。

富弼

庆历四年十二月，宋与西夏正式议和。宋仁宗本来就是因为“方陕西用兵”，与西夏作战，才“锐意天下事，进用韩琦、范仲淹、富弼”，现在宋与西夏已经议和，仁宗遂想乘机罢免范仲淹、富弼二人的执政大臣衔，宰相杜衍坚“执以为不可”，但范仲淹仍自请罢政事。

宋仁宗采纳宰相章得象的意见，故意“赐诏不允”，范仲淹却误以为宋仁宗仍想进行改革以更新政局，因而对仁宗挽留他继续担任参知政事上表谢恩，宰相章得象即乘机攻击范仲淹此前表示要辞去执政，是“挟诈要君”；章得象的党羽又攻击范仲淹自请罢政事，并非真心，而是“衣固己位，以弭人言，欺诈之迹甚明”。

庆历五年（1045年）正月中旬，辽使到京通报辽与西夏的战事已经结束，以示对宋友好。辽、西夏对宋的威胁相继解除，宋仁宗认为天下已经太平，遂于同月下旬将范仲淹、富弼和袒护他们的宰相杜衍先后罢去宰执官职而出任地方官，短暂的改革遂告失败。此次改革史称“庆历新政”。

“庆历新政”的十项改革只实行了六项即半途天折，六项中除“均公田”、“省徭役”两项外，其他四项改革吏治的主要措施，都先后于庆历五年（1045年）间被明令废罢而恢复旧制。“省徭役”虽未明令废除，但并县以省职役的措施也未继续认真执行，实际保留的只有对官员有利的“均公田（职田）”一项。

但是，“任子”确是“冗官”的主要来源之一，嘉祐元年（1056年） 又下诏减任子，虽比“庆历新政”中的“抑侥幸”所减任子的范围要小，却也“自是每岁减入流者，无虑三百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