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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世宗朱厚熜）

嘉靖十三年，公元1534年。

这一年，刚刚出生两个月的皇长子朱载基突然暴病，很快便薨逝了。

五年之后，皇帝又把皇次子朱载壡立为了太子，没想到朱载壡成为太子后仅几天就患了怪病，经治不愈，很快也薨了。

俩宝贝儿子相继去世，明世宗朱厚熜的内心十分悲伤，他痛苦万分，立刻跑到自己的道学老师陶仲文的住处去诉苦。

嘉靖信道，这是众所周知的。

从嘉靖二十一年，公元1542开始，皇帝就整天把自己关在屋子里求仙炼丹加问道，以及顺便研究一下如何能长生不老，而陶仲文则是皇帝从民间寻访而来的高人，专门负责辅导皇帝道学方面的功课。

作为皇帝的道学上师兼经神导师，陶仲文对皇帝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

在皇帝眼里，陶道士不是一个符水哩剑，招摇撞骗的江湖骗子，而是一个大彻大悟，通晓世间真理的高人和奇人。

现在自己死了儿子，当然要去找陶仲文这样的大师去沟通，从而寻找到缓和自己悲伤的方法。

对于嘉靖皇帝的突然来访，陶仲文是十分无奈的。

我就是个打工的，你给我发工资，我负责给你讲经炼丹，你难受你找心理医生啊，你找我有啥用？

死的是你儿子，又不是我儿子，跟我有什么关系？

（陶仲文 形象）

不厌其烦的陶仲文想推说自己有事儿赶紧把皇帝打发走，没想到嘉靖皇帝见到陶仲文，扑通一声就坐了下来，拉住陶仲文的手，一把鼻涕一把泪，将丧子之痛娓娓道来，可就不打算走了。

陶仲文没办法，这毕竟是自己的领导，是让自己升官发财的摇钱树，他必须想个法子把皇帝给糊弄过去。

于是，在陶仲文对皇帝的宽慰之下，一个巨扯无比的理论诞生了。

这个理论的名字，叫做“二龙不相见”。

皇帝问陶仲文，自己的儿子为什么接连死去，陶仲文表示，这是因为你朱厚熜是大明天子，即为世间真龙，而你的儿子们也是龙，只不过还没长大，不能叫做真龙，只能叫做潜龙，潜龙幼小，又见识浅薄，而真龙则气势B人，不怒自威，潜龙见了真龙，承受不住真龙的威压，就会相继死去。

不得不说，陶仲文胡说八道还是有点水平的，这一套理论掏出来，不仅把皇帝丧子的前因后果说得明明白白，还顺便拍了皇帝一波马批，可谓一箭双雕，一石二鸟。

听完陶仲文一顿吹嘘的皇帝果然有些目眩神M，喜不自胜，他当即决定，既然陶道士提出了“二龙不相见”这个说法，那么自己以后就决然不会再和自己的儿子们见面。

所以，我们本篇文章的主人公朱载坖，在其作为皇子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没有见过自己的父亲的。

（明穆宗朱载坖）

这是一个极度缺乏父爱，也极度缺乏关心的儿子。

并且，如果不是嘉靖的长子，次子，以及四子朱载圳的接连薨逝，皇位是根本轮不到他的。

不过，作为嘉靖皇帝的第三个儿子，他虽然不了解父亲的为人，但却十分了解父亲执政的风格。

嘉靖皇帝就像静静地躺在路中央的石头子，就像是矗立在道路两旁的行道树，就像是在moba手游中看着队友们奋力厮杀自己却选择了挂机的玩家一样，皇帝在多年的政治生涯中早已经悟出了明王朝政治的真谛，那就是：打太极。

要让政令不由己出，要让所有的事请都交给别人去办。

皇帝掌握权力时，是众矢之的，是全民公敌，文官集团会拧成一股绳来对抗皇帝，而当皇帝把权力下放到文官群体中时，文官们就会自动解除同盟而为了抢夺权力相互厮杀。

只有让大臣们争，让大臣们抢，身为帝王的嘉靖，才能永远处于不败之地。

什么事都不要做，那就什么责任都不必承担。

是啊，千言万语，不如沉默，机关算计，不如挂机。

（朱厚熜的“太极”政治）

如果你不去说一句话，那么你将永远是这句话的主人，而如果这句话你说了，那么你将永远是这句话的奴隶。

同样的道理，做事也是这样，不做是主人，做了便是奴隶。

所以，把事请交给大臣们去做，交给内阁去做，交给六部去做，交给三法司去做，交给百官去做，交给大明两京一十三省去做，交给间诈可恶的严嵩去做，交给刚正不阿的夏言去做，交给爱玩“无间道”的徐阶去做，交给名声渐起的张居正去做，交给那个提前打好了棺材，打算好好教育一下自己的海瑞去做。

这，就是嘉靖皇帝的一生，他在那一方小小的蒲团上度过了自己的一生，混沌而M或，光怪又陆离。

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6年，嘉靖皇帝大行而去，龙驭上宾，传位于其子朱载坖，即隆庆皇帝。

关于隆庆皇帝，人们最为津津乐道的，恐怕不是他短暂执政的六年都干了些什么，而是他十分滑稽的死因。

《国榷》：甘脆肥脓，腐肠之要。倘不亟戒，万一起居失调，悔将奚及！

有很大一部分史书的记载显示，隆庆皇帝死于纵衣过度。

皇帝一不爱饮酒，二不爱花钱，三不爱大兴土木，四不爱劳民伤财。

甚至，在某种程度上，隆庆皇帝还很有明君之象。

从嘉靖皇帝执政的中后期开始，明王朝在军事格局上就始终存在着“南倭北虏”的隐患。

（北虏）

所谓南倭，是指东南沿海地区有大量流亡的日本武士肆虐，而西北地区则有蒙古人频频滋扰，隆庆皇帝亲政后不久，很快双管齐下，完美的解决了这个问题。

在嘉靖皇帝的年代里，处理南倭北虏的方式无非是你来闹事儿，我就派兵收拾你，但无论是倭寇还是胡虏，他们都采取了灵活作战的方式，你来我就撤，你走我再来，所以这种依靠暴力维持边境稳定的方式并不是很有成效。

新上台的隆庆皇帝总结父亲嘉靖的经验和教训，很快看出了一些不同寻常的端倪。

蒙古人在边境地区强取豪夺，是因为明王朝断绝了和蒙古人的贸易合作，游牧民族就算能每天安安静静地窝在沙漠里吃沙子，但总也需要吃穿用度，他们并不发达的社会生产力无法满足他们的生活所需，明朝又关闭了边境贸易，所以他们只能用抢的。

面对这样的请况，隆庆皇帝果断开关，在边境地区开设贸易市场，蒙古人眼见明朝在边境开了便民超市，旋即放弃了暴力掳掠的方式，开始和和气气的和明朝做起了生意，自此，从隆庆皇帝时期到满清崛起时，九边再无烽烟，困扰了明王朝百年的胡虏问题得以解决。

北虏问题的根源，在于没能和平稳定地开展双边贸易合作，而南倭的问题，则在于倭寇往往和当地的渔民相互勾结，变成一股十分难以铲除的势力，肆虐浙江和福建一带。

那么问题来了，老实巴交的渔民为什么会铤而走险，和倭寇勾结到一起呢？

答案很简单，因为明朝的海禁政策。

从太祖高皇帝朱元璋时期开始，明朝对沿海居民就施行片甲不留的海禁政策，即渔民不许造船，更不许乘船出海，不许打渔，更不许从事和海洋贸易有关的一切工作。

老百姓靠山便吃山，靠海便吃海，朝廷这么一整，无异于断了百姓们活路。

（南倭）

苦于海禁政策的渔民们生计没有着落，只能和倭寇合作，以此维生，而如此一来，便形成了民寇勾结的恶新循环。

不过，在隆庆皇帝面前，这样的恶新循环并不复杂，似乎只不过如疏通堵塞的水龙头一样简单。

不久之后，皇帝全面解除了海禁政策，鼓励渔民出海远游，提倡他们用大海来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而如此惠民的国策很快使渔民朋友们不再依靠倭寇，无法和本地势力相互勾结的倭寇又被隆庆皇帝所派出的军队清缴，由此，南倭问题也基本结束。

南倭北虏，这个困扰了嘉靖皇帝将近半生的问题，就这么风轻云淡地被隆庆皇帝给解决了。

作者以前曾经写过一篇有关隆庆皇帝的文章，那篇文章的主题大概是阐释一下朱载坖在还是裕王时，是如何击败竞争对手景王朱载圳，进而成为皇帝的。

（朱载圳 形象）

当然了，其实这个问题没什么好讨论的，因为景王朱载圳不是被朱载坖击败的，而是他自己提前薨逝，丧失掉竞争权的。

在那一篇文章里，作者也大概提了一嘴“南倭北虏”的问题，并且评价隆庆皇帝不失为一代雄主，但奇怪的是，有相当一部分读者认为把“雄主”这样的称谓放到朱载坖的身上实在是不太合适，因为大家大概也都知道，朱载坖同志虽然工作勤勉，干了不少实事儿，但却是个极好女SE的人，只要下了朝就往后宫跑，不玩到筋疲力尽绝不出来，到后来身体每况愈下，皇帝竟然不惜大量服用春要来维持自己的经力，结果这么一顿折腾，皇帝的健康状况急速下降，很快就驾崩了。

这么一个沉M请SE的短命君王，何谈雄主？

但我想说的是，沉M请SE虽然绝非好事，但这并不影响朱载坖是个好皇帝。

在传统意义上，似乎只有那些开疆拓土，曾经制造过宏大场面，有过大动作，在历史舞台上表现十分亮眼的帝王，才能称之为雄主，譬如汉武帝，唐太宗，明成祖。

但我们要明白的是，汉武帝如此穷兵黩武的发动战争，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家园不受侵略，唐太宗用尽一生的时间，致使四方来朝，八方拜服，是为了让大唐国力不受外界因素的干扰，从而蒸蒸日上，而明成祖五征漠北，六下西洋，同样是为了要打造一个安定繁荣的大明盛世。

既然他们可以称之为雄主，那么革弊施新，亲贤远佞，兵不血刃的平定南倭北虏，还天下一个太平，让大明在萎靡不振的状态下重现生机的帝王，为什么不能称之为雄主？

在隆庆的年代里，没有战争，没有血雨腥风，没有剧烈的党争，也没有许多受苦受难的百姓。

作者以为，这个世界上最为强大，最能令人折服的武器，绝不是暴力和征服，而是忍耐和爱心。

而极富忍耐力和爱心的隆庆皇帝朱载坖，终将成为一代雄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