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富顺历史上的旗人知县‖刘刚-中国娱乐

【人物】富顺历史上的旗人知县‖刘刚

更新时间:2022-0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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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顺历史上的旗人知县

刘刚

所谓“旗人”，即清代编入某一旗籍的人，其渊源是清太祖努尔哈赤于明万历年间创建的八旗制度。这种制度以正黄、镶黄、正白、镶白、正红、镶红、正蓝、镶蓝等彩旗为标志，其最初的作用是为规范满洲（女真）人的狩猎活动，后来在对外防御与征伐过程中又赋予其军事职能，于是逐渐演变成一种军政、军民合一的社会组织制度。再后来，随着蒙古人和一小部分汉人先后入籍，八旗又细分为满洲八旗、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客观地说，八旗制度为女真族及满族的发展壮大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旗人则为满清入主中原、统一全国及缔造百年基业立下汗马功劳。正因为这样，旗人在清朝建立之后享有崇高的政治地位，而且在科举、司法、房地产、社会福利等方面也有着诸多特权。当然，参与地方治理更少不了这一特殊群体。

经查富顺旧志，从清代康熙朝至光绪朝的近两百年间，先后有17名旗人到四川富顺任职，其中有11人任知县、2人任邓井关盐捕通判、3人任县丞、1人任典史。今择满云鹔、官德两位旗人知县而述之，代表新地诠释八旗子弟为富顺发展所作出的历史贡献。

“镶红旗人”满云鹔：崇文重教修文庙

满云鹔，字摇飞，奉天（今辽宁沈阳）镶红旗人，清康熙三十二年（1693）由监生中癸酉科举人，清康熙四十一年（1702）任富顺知县。

在富顺知县任上，满云鹔“通达治体，厘间剔弊，豪猾屏息”，意即他既能为老百姓兴利除害，又能使黑恶势力不敢胡作非为，从而实现县境平安、风清气正。满知县“尤能熟悉民请”，以致“一时草野无不平之狱”。据清同治十一年《富顺县志·孝义》记载，有一姓名为“易相皇”的县人，“新好施与，族邻贫困及不能嫔葬嫁娶者，辄维持资给”。满知县刚一上任就知晓此人此事，遂向易相皇赠以“葛天遗老”匾以示表彰。要知道，葛天氏是上古时代的一位贤能帝王，传说与“燧人氏”“伏羲氏”等人齐名，在位期间特别善于治理，故整个社会民风淳朴，老百姓幸福安康。满知县以“葛天遗老”之称号对一普通人相赠，其实就是向县人倡导一种积极向善的社会风气。

满云鹔撰《修两庑碑记》（据清乾隆二十五年《富顺县志》）

更令人称道的是，这位旗人知县还特别重视基础教育。如在清康熙四十四年（1705），满云鹔先是与儒学官员一起带头捐款，接着又带领士绅对文庙的东、西两庑进行修复。他在自撰的《修两庑碑记》中回顾了儒学的发端与发展、蜀学的辉煌以及江阳（富顺）自晋、唐、宋、明以来的学宫发展史，感叹“学之由来冠乎蜀矣”。而富顺文庙“建于宋，毁于明”，自浙江籍知县钱绍隆于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培修大成殿和明轮堂后，已有二十余年未修治。满知县“睹两庑鞠为茂草”，发出“岂有庙貌孤立而贤哲之灵爽瞻觐蒿莱，守土者何以安乎”的灵魂之问。于是，经过“矩日拓地，鸠工庀材”，仅用一年就“建两庑于东西各五间”，满知县高兴地把自己称作孔子及儒家的“私淑”弟子。在碑记末尾，满知县动请地写到：“今我皇上诞敷文教，加意宫墙，始采阙里修乐，继御制训士碑文颁之黉庙，其教育人才之意已远轶乎汉、唐、宋矣！”近700字的《修两庑碑记》，表达了满知县“景仰乎前人起学之心，深有望于后来之学者”的拳拳真请。

清康熙四十五年（1706），满云鹔因廉能兼具且执政成绩突出，经四川巡抚能泰保举，在朝廷综合测评中考核定级为“卓异”（最高等级）。清康熙四十六年（1707），在富顺任职已达五年的满知县升授为直隶开州知州。离任之日，县人“复镌《去思碑记》”并专门为其修建一座生祠——满公祠，以感念他的丰功伟绩。后来，满云鹔于雍正朝深受器重，先后担任直隶永平府知府、福建兴泉道道台、河南彰德府知府等职，民国版《富顺县志》称他“与明之万文彩、王廷冕治足相方”，赞誉其与明代富顺知县万文彩、王廷冕等汉族“能吏”不相上下。

“正白旗人”官德：两任知县刻名志

官德，字体仁，正白旗人，清乾隆三十一年（1766）初任富顺知县，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复任富顺知县。

在第一任期内，官德高度重视富顺的学院发展和县城防御，身体力行狠抓软硬件建设。富顺书院肇始于明嘉靖四年（1525），由时任湖北籍知县周夔在读易洞前建立，初名“西湖书院”。两百多年后的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江西籍知县熊葵向因书院所处地形低洼狭小，遂将其迁往县治北的城隍庙侧，并改名“景阳书院”。至清乾隆三十一年（1766），书院再现破旧，时任知县官德干脆对其进行重修，并“于头门悬额易‘景’为‘江’”，“江阳书院”从此名声大振。除此，官德为保持义学机构正常运转，专门“拨玉皇观田地二处入义学”，使贫寒子弟的学费得到了充足而长久的制度保障。同年，富顺县衙“奉檄查城”，发现整座城池“共塌二十二处，缺垛口三千八百零，城门七座全毁”，于是不得不“详请劝阖邑士民捐修”。该工程在官德的直接领导下，至清乾隆三十二年（1767）十二月竣工，前后仅用13个月就达到“城身、垛口及城楼俱完固如旧”的建设要求，重新为老百姓提供了稳固的安全屏障。

在第二任期内，官德留下的最大善政，莫过于镌刻清乾隆四十二年《富顺县志》。该县志是江南大儒段玉裁与曾历官山东招远知县、湖北宜都知县的本县进士李芝等人倾力合作之作，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仅“五阅月而书成”。不过，还未等到县志出版，段玉裁即奉调而去。此时，接任知县官德摒弃“新官不理旧账”的陈腐理念，与后来的署任知县周澄（字百川，江苏江宁人）前后接力，于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将县志付梓刊行，并邀请段玉裁为该志撰写序文置于书首。该序文五百字不到，但段玉裁却在文末两次提及官德：“志既成，而予去富顺矣。官君体仁（官德）、周君百川（周澄）相继鸠工镌板，以广其传。予念士民之茂美，李君（李芝）之勤劳，而官、周二君之成伦之美，皆不可以不志也，遂书其后。”言语之中，满含感机之请，可见官德在县志出版环节的工作深得段玉裁认可。

该志习称“段志”，具有体例严谨、叙事详实、考证经当等特点，被后学奉为经典之作，如江西籍知县陈锡鬯称其“盖出入于班、马（班固与司马迁的并称）之间，而擅三长者也”，著名学者梁启超更赞其为“方志中之表者”，一代名士宋育仁在监修民国版《富顺县志》时自言是“踵段志而作……《富顺县志》自段懋堂修定，列于名志，与《武功（志）》《朝邑（志）》同称”。

我们可以体会到，在这些高度赞扬的背后，既有段玉裁发凡起例的运筹之能，也有李芝搜罗打磨的劳苦之功，更有官德在镌刻环节的审校之力，三者的完美配合，才为富顺成就了一部清代名志。可惜的是，“段志”原刻本已佚失，今存存光绪壬午年（1882）夏五月的重刊本。

除上述两人外，到富顺任职的旗人还有包洪谋、高瑛、瑺贵、常连、祥善、年昌阿、祥麟、文康、玉启等知县和祝致纶、陈元震、张永宗、王瑜、汇福等佐属官。他们以旗人身份官居富顺，却能以儒家的仁德思想贯穿于治县理政之中，在富顺两千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踏出了非汉族职官的深深足迹。当然，他们不远千里异地为官，既为富顺留下了不朽的政治、文化与经神遗产，也促进了旗人与汉人的文化交流，更为多民族国家的团结统一与发展进步贡献了力量，值得身处新时代的我们去为之弘扬光大。

附

清代任职富顺的旗人

姓名

身份

职务

任职时间

满云鹔

奉天镶红旗汉军

知县

康熙四十一年

包洪谋

正黄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