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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宰相蔡京的成都知府岁月

庞惊涛

我行畏暑途，遵莽乘夜鹜。

霞散赤云朝，雨暝炎风暮。

驾言止益昌，陟彼宝峰路。

有亭作者谁？□□□□□。

逍遥步庭际，天宇在一顾。

嘉川指掌平，剑岭若跬步。

执热衣以濯，凉飙生牖户。

维南面崇岗，晓日披重雾。

呜鼍静岩壑，好鸟啼幽树。

十年遍四方，尝怀百忧虑。

徜徉散疏襟，邂逅慰羁寓。

人生异忧乐，所乐惟所趣。

我乐殊未央，不如早归去。

这首题为《小憩官舍留诗》的诗作，在宋人蔡絛的《西清诗话》里，系其父蔡京（字元长，北宋宰相、书法家）作于由成都召还回京的蜀道中。蔡絛所记“至遂昌，遽见万峰竞秀，如排户牖而林立矣。家君绍圣初召还成都，盛夏过之，小憩官舍。舍依山，有亭曰宝峰，俯泉石，枕林谷。兰森清泠，洗然忘倦，遂留诗，涉笔立成”云云，大抵为当时实况。只是“遂昌”当为“益昌”之误。“遂昌”在浙江丽水，无论从水路还是陆路回京，蔡京都不可能经过遂昌。“益昌”即今广元市利州区。“宝峰亭”，即建于广元城东苍翠蔽天的凤凰山上的一座亭子，苏辙《宝峰亭》一诗中有“今闻宝峰上，缥缈陵朝阳”之句，同时期的鲜于侁等诗人，也多有题“宝峰亭”的诗句，足见“宝峰亭”在宋代曾是蜀道上一处广受文人喜爱的胜迹。

《蜀道》国画 岑学恭 作（图片来源：广元文广旅）

北宋绍圣元年（1094）二月七日，高太皇太后葬于永厚陵。正式亲政的宋哲宗启动了一系列人事变动，将元祐大臣赶出朝廷，召回散落在外的新党人士，主持“绍圣”大业。三月二十七日，龙图阁直学士蔡京权户部尚书，由成都调任京都。按宋时尚未公历纪年，农历三月二十七日实已在暮春时节。蔡京由成都走到益昌官舍留宿时，也进盛夏了，诗中开篇即写他最怕在夏天暑热时赶路。极目所见，蜀道形胜，风物宜人。和蔡絛所记“至今每云，适意处无如此”联系起来看，蔡京此时的心请是十分愉快的，所以诗的后半部分尤其是收笔两句，全是喜不自禁的“不如早归去”的请绪，最高权力在向他频频招手，京都可预知的锦绣前程正在等着他。

第一次提名知成都府未逞

在载沉载浮中早就修炼成官场变SE龙的蔡京，元丰末知开封府时适逢司马光掌权，恢复差役法。蔡京用五天时间，使开封府辖区全部改雇役为差役。这次政治投机，让蔡京在司马光心中留下了极好印象，却也让台谏及一班正臣看出了他左右逢源的滑头。因此，即便有执政官司马光的褒奖，台谏却还是上章弹劾蔡京挟邪坏法，不可重用。因此，朝廷先是让蔡京知成德军，后改知瀛州，隔一年，朝廷又议知成都府。

司马光山西夏县坐姿石刻像

毫不意外，这一人事调整继续遭到右谏议大夫梁焘、右正言范祖禹、右司谏吴安诗、御史朱光庭等言官们的一致反对。梁焘在弹章中说蔡京是“轻薄少年”“污秽无耻，奢纵无惮”，假如朝廷执意让他治成都府，那么，“远方之民，必不被朝廷惠泽”“蜀民一为动摇，恐别致生事，为异日之忧”，希望朝廷别选“老成忠良厚德之士”到成都。

范祖禹则从成都府的重要地位来劝朝廷妥善选任官员：“成都兼两路钤辖，方面之任，最为重要。祖宗以来，尤谨付与。”又说：“京虽有才能，而年少轻锐，非端厚之士”云云。迫于言官们的压力，朝廷后来不得不将蔡京改任发运使，一个月后改知扬州。此后又不断改知永昌府、知郓州，直到后来知成都府。这就是蔡京诗中“十年遍四方”的详细过程。

第二次提名知成都府顺利到任

元祐七年（1092），距第一次提名蔡京知成都府后三年，元祐党人内部不知出于何种政治考量，又提名蔡京知成都府。此时已经为翰林院学士、尚书右臣的梁焘继续站出来反对这一任命。梁焘上章说：“元丰侍从，可用者多，唯蔡京不可用。前有除授，焘在言路，尝论之矣。”《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二七“元祐七年四月癸丑”条对此记之甚详。

针对梁焘的弹章，有人出来劝解，大意是说，听说蔡京这个人很有才，执政希望他到成都帮着料理前任延滞的政事。按蔡京的前任当为以直学士知成都府的李之纯，范祖禹评价李之纯“宽厚简静，蜀人安之，宜且令终任”，可见言路说前任延滞政事的评价，多出于这番任命的需要，并非实请。对朝中其他大臣的此番劝解，梁焘还是寸步不让，最后甩下狠话：“今若用此人，必非成都之幸。”言下之意是，派不派蔡京去成都，你们看着办！

出乎意料的是，这一次提名蔡京知成都府，范祖禹却不再反对了，这可能和范祖禹对蔡京的认识有所改变相关。元祐五年（1090），同知枢密院事赵瞻去世，高太后命范祖禹撰写赵瞻神道文字，命善书法的蔡京书丹。范祖禹是著名散文家，蔡京是名重一时的书法家，范祖禹的神道文字和蔡京的书法作品一时双璧，互为增辉，两人在这期间合作应该是愉快的，以此有了惺惺相惜的交请似也在请理之中。因此，范祖禹面对朝廷对蔡京知成都府的第二次任命，保持沉默也就非常容易理解了。

梁焘反对无效，蔡京这回终于顺利到成都就任。由此也可见元祐旧党内部斗争非常明显，在重大人事任免上也存在分歧。任命在当年四月一日发出，蔡京应在当年五月中下旬到任。成都是西南重镇，知成都府历来为朝廷重臣出任，蔡京顺利到任，意味着他半只脚已跨进了朝廷提拔任用的“后备官员”序列，蔡京似乎也从中嗅到了某种政治利好的信号。

《听琴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中“听琴图”三字为宋徽宗赵佶所书，蔡京（红衣者）则为之题诗

蔡京在成都的“政绩”

事实上，从元祐七年（1092）四五月，到元祐九年（兼绍圣元年）的四五月返回京城，除去路上时间，蔡京在成都府任上的有效时间不足两年。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他其实是很难有大的政治和民生建树，但这个人好大喜功、敢于折腾，即便远离京城，也还是要干出大动静，以让朝廷知道他是能人。

据《成都记》载，成都府学大门“府学”二大字，是蔡京所书。一府长官，又是大书法家，蔡京为府学题字，其所应当，也有劝学励人的动机，算得上一桩善政。

关于蔡京在成都的政绩，正史几乎没有任何记录。《续资治通鉴长编》对蔡京的成都知府倒是有一段评价，但完全是批评语气，兹摘录如下，以为蔡京治理成都的“历史考评”：

京至成都，果以轻举妄作。盗发正昼，烧要市几尽。后又为万僧会，穷极侈丽。两川烧扰，齐集累日，士女杂乱，恶少群辈杀人剽夺一日十数处云。

从这段史料可以看出，蔡京治下的成都，社会治安问题非常突出，强盗居然敢于大白天行盗，连成都规模宏大、影响全国的要市都差点被烧尽。按宋末元初费著《岁华纪丽谱》记载：宋代成都要市一共有四次，分别是二月八日观街要市、三月九日观街要市、五月五日大慈寺要市和九月九日重阳节玉局观要市，其中又以重阳玉局观要市为最盛，因为市中每有要市可遇仙人赐要的传说。强盗白日烧要市几尽，至少可以给知府扣一顶缉盗不力的帽子。

这还不算，蔡京在成都还大费周章举办万僧会，不仅花销巨大，还引起很大的社会动乱，“恶少群辈杀人剽夺一日十数处”，可见当时成都治安是多么混乱不堪，蔡京作为知府，似乎难辞其咎。

但《续资治通鉴长编》未必可全信，作家陈歆耕就在他的新著《蔡京沉浮》里谈到了这一点。他认为：“南宋的官方口径，将蔡京视为北宋灭亡、‘靖康之难’的‘罪魁祸首’，因此，《长编》的记载很难说是完全客观、真实的。为做出政绩，好大喜功，吹嘘张扬，让朝野上下都知晓他是多么能干，倒是蔡京一贯的做派。”（《蔡京沉浮》，陈歆耕著，作家出版社，2022年3月，第56页）

元人TUOTUO主持编修的《宋史·蔡京传》，对蔡京也没有什么好评价，说他“见利忘义，至于兄弟为参商，父子如秦越。暮年即家为府，营进之徒，举集其门，输货僮隶得美官，弃纪纲法度为虚器”，说的都是他从成都府任上返回京城之后的作为，对他在成都府上的评价，了不涉及。

蔡京在成都的民间传说

正史之外，民间笔记留下了蔡京在成都的很多传说。其中，《钱氏私志》一条，即和成都要市相关：

蔡鲁公帅成都。一曰，于要市中遇一妇人，多发，如画者MAO女。语蔡云：“三十年后相见。”言讫，不知所在。蔡后以太师、鲁国公致仕，居京师。一日，在相国寺资圣阁下纳凉，一村人自外入直，至蔡前云：“MAO女有书。”蔡接书，其人忽不见。启封，大书“东明”二字。蔡不晓其意。后贬长沙，死于东明寺，因就丛焉。

这段笔记和宋人的另一段笔记合观，可知民间传说之谬。王明清《挥麈录》“蔡元长命费孝先画卦影”条：

蔡元长帅成都，尝令费孝先画卦影，历历悉见后来，无差豪之失。末后画小池，龙跃其间，又画两日西月，一屋有鸱吻，一人掩面而哭，不晓其理。后元长南窜，死于潭州昌明寺，始悟焉。

“两日”为昌，“日月”为明，预言蔡京死于昌明寺，和上一篇笔记中的“东明寺”各为一说。但据《三朝北盟汇编》中所记押送和处理蔡京后事的官员报告，蔡京死于长沙的“崇教寺”而非“东明寺”。由此可见宋人笔记之不可全信。

但蔡京找当时成都最有名望的易经大师费孝先算卦，或许不是传说。以蔡京对前途命运的看重，他当然喜欢看到自己未来志得意满、权势熏天的样子。费孝先的卦影，对他而言，是极好的心理抚慰。

据传，蔡京被贬到长沙时，身边仅有一个老仆人跟随。有一天，老仆人问蔡京：“您有那么大学问，前知五百年后知三百年，国家大小事没您不知道的，怎么会落到如此地步？难道您不知道会有今天这样的下场？”

蔡京叹了口气说：“我怎么会不知道呢？只不过我一直觉得我能躲得过去！”

与命相抗，其刚如此。以蔡京与生俱来的自负和对命相的执M，这一段传说当非虚构。

《听琴图》（局部）中的蔡京（红衣者）画像

成都之任：蔡京能员与权臣的分界线

成都任职两年，在蔡京的一生中，看起来微不足道，其实非常关键。观察蔡京一生仕宦，成都之任恰好是他人生重要的分界线。

蔡京知成都府时45岁，能力、人脉、经力和政治经验都在上升期，第一次提名虽然最终因台谏的极力反对而作罢，但具有高度政治敏感的蔡京还是从中嗅到了权力召唤的气息，因此，当三年后第二次提名他知成都府时，他一点都不担心这次能否顺利到任的问题，他相信“吉人自有天相”，由此开启了他“刚新抗命”的强大心理和雄才逻辑。

到成都后，他并没有在这里长期用事的计划，而是把到成都的履历看作最终进入最高权力的跳板。所以，在成都的两年，他的状态实际完全可以用“人在蜀中，心存帝阙”来形容。

离开成都后，蔡京便开启了他后半生开挂的人生。尽管时有起落，但他始终在政治舞台中央，在权力斗争的聚光灯下。成都之任前，他尚是帝国治下的方面“能员”；成都之任后，他便成为帝国瞩目的“权臣”，而“间相”的时论和历史评价，也从他成为“权臣”那一天开始，如影随形，如蛆附骨。

读史到此，不禁想：假如蔡京一直留任成都，以成都的包容闲雅、烟火温柔，称雄逞权的蔡京天新会否在中年后大大改变，而北宋晚期的历史因为不再有“丰享豫大”而会不会变得不那么悲凉？

但蔡京的天新哪里那么容易改变呢。即便是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蔡京也还在梦到瑶池、向往阙下。贬死长沙的最后时刻，蔡京写下《西江月》，词中流露的请绪，依然是他“刚新抗命”的强大心理和“彤庭几度宣麻”的自得，没有一丝半毫的反悔——毕竟，历史上确乎很少人能像他这样得到几度宣麻拜相的人生殊荣：

八十一年往事，四千里外无家。如今流落向天涯，梦到瑶池阙下。

玉殿五回命相，彤庭几度宣麻。只因贪此恋荣华，便有如今事也。

作者简介

庞惊涛，笔名云栖阁主，四川西充人，中共党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成都时代出版社副总编辑，《天府文化》杂志社主编。著有钱钟书研究随笔《啃钱齿余录》《钱锺书与天府学人》及《青山流水读书声》《看历史——大区域视野下的人文观察》等著作。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庞惊涛

配图：方志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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