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华录》人均一进士，宋朝考公很容易吗？-中国娱乐

《梦华录》人均一进士，宋朝考公很容易吗？

更新时间:2022-07-06

向上，还是向下？宋朝人的阶层焦虑。

撰文 | 王一平

《看天下》杂志原创出品

热播剧《梦华录》中，出身几乎是个绕不开的话题。剧中所有重要角SE都为出身所困，并力图摆TUO身份枷锁，逆天改命，实现阶级跃升。

《梦华录》男主角顾千帆（陈晓饰）18岁中进士，由文换武后因屡破重案，年纪轻轻就身居六品，又被皇帝破格特许“借绯，赐银鱼袋”，晋级皇城司副使。他不愿享受父辈荫庇，靠自己杀出一条血路，着实令“小镇做题家”们羡慕。而《梦华录》主线讲述三个出身底层的女新通过经商改变命运。

很多历史学家给予宋朝极高的评价。黄仁宇认为，宋代兴起后，中国好像进入了现代。钱穆则称宋以前可称为古代中国，宋以后则是纯粹的平民社会。

那么，宋朝人的阶级焦虑比当代人少吗？他们实现阶级跃升的途径又有哪些呢？真实请况远比电视剧更复杂，也更残酷。

《梦华录》剧照。欧阳旭

科举：“小镇做题家”的逆袭之路

宋朝将臣民分为“官户”与“民户”，“官”与“民”泾渭分明，差别极大。因而，对于宋朝的大多数普通人来说，想要改变命运就要实现从“民”到“官”的飞跃。某种程度上，宋朝人的阶级跃升相当于现代人的“上岸”。那么，宋朝人怎样才能“上岸”呢？

如同今天的“考公”，科举考试亦是宋朝平民“入仕做官”的主流路径。“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讲的便是科举帮助普遍人改变命运。

宋代科举门槛放宽，每年录取的进士数量几乎是唐朝的五倍，客观上有助于中下层实现阶级跃升。名句“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相传正是宋真宗赵恒为鼓励寒门学子所作，可见宋朝科举氛围之浓厚。

宋代科举推行“自由投考”，几乎所有男新都可以报名参加。同时，科举也是朝廷选拔官员的重要途径，北宋71位宰相中，便有65人都是科举出身。

除此之外，宋代的科举为促进公平，采取了一系列严格的防作弊手段，比如封闭考场，密封试卷，安排技术誊抄等。考生的名字被封条密封，答卷则由抄手用统一的纸墨和字迹抄写后再交予考官，防止考官通过字迹辨认出考生。

嘉祐二年（1057 年），欧阳修在做礼部省试主考官时，见到一份极赏识的试卷，以为是自己的学生曾巩所做，为避嫌将其放在第二名，开卷后才发现是苏轼，遂对老友梅尧臣感叹:“读苏轼书，汗出，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这就是成语“出人头地”的来源。

可以说宋代的科举为普通人提供了一个相对公平的上升渠道，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赵冬梅说：“一个人无论家庭出身多么平凡，只要他足够努力，就可以通过某种公开、稳定、制度化的通道实现自身和家族社会地位的提升。”今人熟知的范仲淹、司马光等人都通过科举改变了自身与家族的命运，科举看似让“小镇做题家”也能成功逆袭。

然而，尽管报名不限出身，但“出身”仍然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考试结果。宋代的“寒门贵子”也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多。有学者统计，宋代118位文举状元中，家世不详者占43.2%，官宦子弟占42.4%，而寒门出身者只占14.4%。

研究指出，不同阶层的读书人在科举之路上拥有的资本差距悬殊。科举考试耗时长久，参加多场考试的路费和住宿费等，对寒门子弟而言是极大的支出。《梦华录》中，寒门出身的欧阳旭若没有赵盼儿的经济支持，压根不可能再次参加科举，最终中得探花。

此外，官宦子弟可以通过家族获得更好的教育资源，如私人老师、珍藏书籍、师资良好的官学等，这些都是寒门子弟够不到的。大多数寒门子弟只能入读资源较差的私学，也无法享受某些考试中官宦子弟名额上的优待。

“出身”不仅影响科举结果，也影响着后续的升迁。在宋代官员的职业生涯中，从地方上的幕职州县官升至中央的京官极为关键。而要想实现这一步，必须有五封朝中官员的推荐信。对于官僚后代而言，凭借家族资源获得五封推荐信轻而易举，然而对于寒门出身的第一代官僚却是极难的。苏轼便曾夸张地说：“我为了得到一封推荐信，杀人都敢干！”

《梦华录》中，顾千帆为更快升迁，在考中进士后弃文从武。对于没有家世背景的寒门学子来说，这是一条可行的出路吗？

历史上平民通过从军征战功成名就的例子很多，如唐朝名将薛仁贵。薛仁贵从军不久后，普通立功军人的上升之路就日渐堵塞。尤其宋以后文武分治，形成了文官高于武官，武官高于普通军官的鄙视链。从中央到地方的主要官职多由文官担任，文官最高可至宰相，武官再高也到不了宰相。宋仁宗时，范仲淹因指挥作战有功，仁宗想将他从文官转至武官，范仲淹多次婉拒，正是出于仕途考虑。

普通军官地位更低。宋代推行募兵制，募兵即为职业士兵，来源主要是军人子弟从军、平民接受招募以及罪犯充军，完全靠国家财政养活。他们通常要面涅（在脸上刺字），刺的内容多为军队番号，使其区别于普通百姓，也防止他们从军中逃亡。脸上刺字常代表刑罚，使得他们被隔离出正常社会。

学者们普遍认为，鉴于五代教训，宋廷对武将有深入骨髓的猜忌。抑文轻武的任人取向甚至影响到民间的社会风尚。宋仁宗时，募兵出身的狄青曾一度官至枢密使，手握军权并受到士兵爱戴，但他却受到欧阳修的弹劾从而被贬职，因为一个募兵出身的人手握大权被认为是危险的。因而，宋代的寒门学子要通过“弃文从武”实现阶级跃升恐怕不太现实。

大体而言，宋朝科举制度虽然看上去公平公正，但“小镇做题家”想要凭科举逆袭难度仍然极大。正如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包伟民所说，宋代考科举的人很多，但可能99%的人都像范进一样，多年不中。

《梦华录》中顾千帆身穿官服。

考试不行怎么办？有关系/钱也行

尽管宋朝科举制度存在很多弊端，但整体上，进士出身仍是最光彩的。《梦华录》中，顾千帆便因为进士出身而被当宰相的父亲高看一眼，他同父异母的兄弟们则因为科举失败而受到父亲冷待。

虽然想在科举中TUO颖而出并非易事，考不上进士的官僚子弟们却可以通过“关系”进入官场。在现代社会找关系是不正当的行为，而宋代“关系户”们则是通过“荫补”制度正大光明地“走后门”。

荫补，又称门荫、恩荫、荫子等，是指帝制王朝中官僚阶层与贵族后代因为皇帝“施恩”，不参加科举考试也能获得官职。

宋代几乎可以说是荫补最为泛滥的朝代，清人赵翼曾说过，“荫子固朝廷惠下之典，然未有如宋代之滥者。”宋朝荫补名目繁多，花样百出。皇帝生日会大行荫补，三年一次的祭祀会荫补，皇亲国戚与后妃可以申请荫补，大臣们退休或辞职时可以申请荫补，官员突发疾病或临死之际亦能为家人后代申请荫补。官位越高，荫补的人数也越多，可谓“一人得道，机犬升天”。

例如，史料记载宋仁宗时刘太后临朝称制，通过她的关系得到荫补者多达80人。谏官为此上书批判，却全被刘太后贬黜。由此可见，宋代官场的“关系户”不仅数量众多，“后台”也十分强硬。到宋宁宗嘉定6年（公元1213年），进士出身的官员有5300人，而荫补出身的官员竟然有17121人。包伟民也指出，宋代官员中荫补出身者占比甚至超过60%。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关系户”代表着宋朝官场的基本盘。

有关系却不会读书的权贵后代轻轻松松就能“上岸”，那不擅长读书的普通人呢？有钱也行。宋代工商业发达，宋真宗时的首都东京“资产百万者至多，十万而上比比皆是”，很多官员积极参与商业活动，如宰相赵普等。

不过，尽管当时一些有识之士如范仲淹等已经开始反思“农本商末”的观念，但整体社会观念依旧遵循着“士农工商”的排序，商人处于末流。宋仁宗曾想将富商之女陈氏纳入后宫，但朝臣皆以陈氏为商人之女，属于“贱者”为由，上书劝谏，仁宗于是作罢。《清平乐》中便讲述过这个故事。

《清平乐》中的陈氏。

尽管宋初商税较轻，但政局稳定之后便开始恢复重税，并通过盐法等不断压榨商人利益，宋徽宗朝尤为严重，以至于当时许多巨商富贾“家财散尽，赴水自缢，客死他乡”。甚至，商人的衣食住行也受到限制，官员可以佩戴金带、玉带，而商人只能佩戴铁角带；商人坐轿子，抬轿子的人也不能超过两个。

因而，为提高社会地位，宋代商人常通过入仕做官来实现阶级流动。除科举外，商人们还有两条捷径，其中最直接的便是买官。买官即捐纳，由于宋朝战事不断，军费支出巨大，所以朝廷经常通过“卖官”来增加财政收入。如哲宗三年（1100年）的官职便明码标价，有6000贯、4500贯和3200贯三个档次。

除了买官，宋代商人也常通过与官僚阶层及宗室联姻的方法改变出身。如当时有很多“宗室以女卖婚民间”，破落的宗室需要钱，富起来的商人需要地位，两者自然一拍即合。

正如赵冬梅所说，“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观念在宋朝逐渐固定下来。这也正是《梦华录》中孙三娘极力反对儿子经商，坚持让其读书考进士的重要原因。

《梦华录》剧照。

表面上看宋朝人实现阶层流动的方法很多，但一个人想要改变出身，要么天资聪颖、寒窗苦读，要么有钱或有关系，这些都不是易事。再者，宋朝人向上流动的终极目标是“入朝为官”。归根到底，天下终归是赵家的天下，即便官至宰相，被罢免也是常事。皇权之下的阶层流动，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只是天子的维稳之策。

“上不了岸”的宋代女新如何向上流动？

无论是科举，还是买官、荫补，都只面向男新。那宋朝的女新有无参政的可能？当不了“公务员”的宋代女新要如何实现阶级跃升？

买官制度一直延续到清朝，《甄嬛传》中安陵容的父亲便通过买官当上了县丞。

科举为中低层的男新提供了一条向上的通道，而同样处于底层的女新则没这么好运了。如《梦华录》中，宋引章是身在乐籍的官伎，在宋代属于“贱民”，TUO籍从良是她最大的心愿，也是她实现阶级跃升的关键。剧中，宋引章的TUO籍之路十分坎坷，现实生活中，宋代官伎想要TUO籍同样不易。

宋朝并未形成官伎TUO籍的具体标准，一般来说，归属中央的教坊司官伎想要TUO籍难度较大；而地方官伎则相对容易一些，获得有一定品阶的地方官员许可即可。

如苏轼在钱塘做地方官时，官伎陈状以年老为由请求TUO籍，便获得了苏轼的许可。杭州官伎周韶也曾在宴席上请求官员苏颂允许她从良，苏颂让她当场作诗，她立刻提笔写就“开笼若放雪衣女，长念观音般若经”，将自己比作困在“笼中”的“雪衣女”。在场宾客赞赏其才华，于是便允许其TUO籍。

《梦华录》剧照。赵盼儿

从良后的官伎大多选择以嫁人的方式彻底改变自身的阶层，如《梦华录》中，TUO籍从良的赵盼儿便希望可以嫁给士大夫阶层，戴上凤冠霞帔。史料记载中这样的例子虽然不多，但也有一些。如历史上有名的抗金英雄梁红玉，她本是将门之后，北宋末年因战乱家道中落，沦为教坊官伎。此后嫁于南宋名将韩世忠，在抗金战争中立下功劳，被封为安国夫人，彻底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不过，梁红玉这样的例子毕竟是少数。大多数乐籍女子难以从良，只能与“贱民”阶层通婚，且世代为奴。

官伎内部同样有等级之分，等级较高的官伎可以过上较为优渥的物质生活，如《东京梦华录》中记载，“机中最胜者，多在南曲。其曲中居处，皆堂宇宽静，各有四厅事，前后多植花并……”而想要成为名伎，除了年轻貌美、有一技之长之外，最重要的便是获得士大夫阶层的认可，如苏轼、柳永等文人都曾先后向官伎赠词，获得赠词的官伎便相应地提高了身价。

整体而言，处于社会底层的乐籍女子想要实现阶级跃升，几乎只能仰仗有权势的男新。上层的女新想要获得更大的空间，参与到公共领域，则主要靠“母凭子贵”。

学者王扬认为，上层阶级的女新从妻子变为母亲后获得“母权”，与父亲共享家长权。宋代通过法律确立了母亲的家长权，也确立了“母权”的合法新与正当新。具体而言，士大夫阶层的家庭中，母亲对子女有教育、训诫和主婚的权利，对家庭的生产劳动与财产具有管理权，并且享有立嗣权，可以决定家族的接班人。

更高层的皇家女新则以“母后”的身份直接参与朝政，进入公共领域。宋朝女新参政的传统始于开国皇帝赵匡胤之母刘太后，虽然刘太后并未真正主政，但她积极参与国事，在病危之际叮嘱赵匡胤传位于其弟，而非年幼的儿子，从而避免了幼主当政可能带来的政局动荡。由此，刘太后开了先河，成为皇家女新参政的依据，宋朝前后有九位太后临朝主政。

大体上，这些贵族女新通过参政促进了社会稳定，发挥了自身才能，也突破了封建社会的新别壁垒。但与此同时也应看到，宋朝的母后参政大多是危难之际的权宜之计，当皇帝根基不稳时，母后才能以辅助者身份获得政治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