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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运与人运,从曾国藩与赵烈文的几次密谈说起

历来才俊之士,都具有生命取向高和关心时局的两大特征。曾国藩在做京官时改名“国藩”,他的志向是“为国藩篱”,也就是要做清王朝的中流砥柱,自我期许是很高的。

不论是时势造英雄,还是英雄造时势,把握时代变化和人心思潮是必不可少的。TUO离对世道人心的经准洞察,就做不到“乘势而起”和“因时造势”,也成就不了英雄。曾国藩是时势造出来的“中兴名臣”,本文从他与心腹幕僚赵烈文的几次密谈入手,看他是如何准确认识晚清国运的兴衰与成败的。

太平天国平定后,朝廷上下普遍认为祸乱已除,百业复兴、王朝中兴指日可待。曾国藩是封疆大吏,接触人广,遇到的事儿多,对社会人心的体察也更加真实深刻,他明白清王朝的强大对手虽不存在了,但大清面临的形势并不见好转,清廷内部暗流涌动,社会矛盾危机四伏。他对幕僚赵烈文表达了这种担忧,他说:

“国家所用之人,一代不如一代,天下可忧也。”

晚清政坛是典型的劣币驱逐良币,社会昏暗,官场潜规则盛行,腐败充斥着每一个角落。几天后,1867年的六月二十日晚,曾国藩与赵烈文晚饭后再次谈到时局变动,曾说:

“都门气象甚恶,明火执仗之案时出,市井乞丐成群,更有甚者妇女罗身无衣。民穷财尽,恐有异变,奈何?”

贫富差距大,困难群众多,社会上明抢暗夺的案件越来越多;大街上乞丐成群,有些流浪妇女甚至连遮体的衣物都没有。百姓困苦没有余财,或许会有事端发生,该如何是好?

赵烈文答道:“天下治安一统久矣,势必驯至分剖。然主威素重,若非抽心一烂,则土崩瓦解之局不成。”

赵烈文的意思就是说,清朝立国已久,天下合久必分,今朝两宫太后及辅佐大臣有威望,只要不是核心中枢烂掉,就不会导致土崩瓦解的局面发生。最后他判断说:“以烈度之,殆不出五十年矣。”

赵烈文推测,清廷不会扛过五十年。

历史有时出奇的诡谲,事实正如所料,五十年不到,辛亥革命一声抢响,宣告了清朝的灭亡。这是后话了。

曾国藩如何回应的呢,他对赵说,“本朝君德正,或不至此”,对清朝他仍存有一丝幻想。

赵烈文不这样看,他回道:“国初创业太易,诛戮太甚,善恶不相掩,后君之德泽,未足恃也。”

赵烈文认为,清朝入关得天下太容易,入主中原杀人太多,即便当朝的君德正,也难抵消滔滔罪业,更无法挽救已腐烂偷顶的清廷政权。

曾国藩听完,陷入了思考,许久没说话。

如果说他对赵烈文的看法当时还有所保留,随后在京城见到两宫太后以及京官重臣,他的观点开始发生转变。

1869年曾国藩赴任直隶总督一职,当年的一月初到二月初,曾国藩在京城住了一个多月,受到皇帝接见。期间两次参加国宴,四次见到两宫太后,也会见参访了朝中的各方大员。在此之前,曾国藩从没见过皇帝和两宫太后等皇亲国戚,通过接触、谈话,他对清朝政府核心人物有了更多了解,从中更深看清了清廷所面对的复杂问题和症结。

几个月后,在保定直隶总督府,曾国藩对休假归来的赵烈文谈了他在京一月的所见所思。他说:

“两宫才地平常,见面无一要语;皇上沉默,无从测之;时局尽在军机奕、文祥、宝鋆数人。”他又说:“奕极聪明,但晃荡不能立足;文祥正派而规模狭隘,亦不知寻人辅佐;宝鋆忠厚有余,但威望不足,根基尚浅。”

曾国藩一年多前还认为当朝“君德盛”、“有威国运与人运,从曾国藩与赵烈文的几次密谈说起望”,赵烈文所说“抽心一烂”不会发生,但当他对位居庙堂之高的满清权贵、朝中文武有了全方位了解后,渐渐失望了。在他看来,清廷政权的核心圈里,竟没有一位挽狂澜于既倒担任复兴大业的人,他为此感到很悲观。

诸事棘手,大国危局,却无万全之策,大清好像掉进了一个死局,等待它的只有分崩离析,早些晚些而已。密谈到最后,曾国藩竞对赵烈文说出——“吾日夜望死,忧见生灵再遭涂炭”的话,表露出对国运的忧虑和绝望。

在历史重要关头,大风浪即将来临之时,多数人并不能提前感知,只有极少人能洞察到时局的机荡,在平静表象中窥见暗藏的汹涌风浪。曾国藩是晚清政权的股肱之臣,他不愿看到大厦倾覆的景象,那意味着人间悲剧的重来。但在现状面前,他也不得不接受一个“悲观”的不远会到来的天翻地覆。

大国覆亡的一幕他没看到,小他二十岁的赵烈文也没等到,但数以万千的晚清民众却是天朝崩溃的见证参与者。

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个人头上也是一座山,何况随之而来的是内外交困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个人命运之沉浮,与时代紧密相关,当国运不昌时,每个活着的人都是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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