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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兵团往事：

种地比打仗苦

作者：冯亦斐

原载《中国新闻周刊》2011年第6期

原题《兵团往事》

1964年3月，高尔基农场“1963年五好集体”副业队警卫班全体合影。这是当时兵团民兵的常见风貌：配备一挺机抢、几支冲锋抢，多数民兵抢上有刺刀；这段时期民兵穿的还是军装，但没有帽徽和肩章

多年以后，我爷爷回到阔别20多年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自从脑血栓病发作后就腿脚不太灵便的他进到帐篷里，推开专门给他准备的椅子，把拐棍一甩，抬腿就上了炕，一盘腿坐了下来……就像当年他骑着马去拜访团场里的哈萨克牧民一样。那一刻，时光倒流，举座皆惊，兵团老兵，青春依旧。

我爷爷名叫冯光隆。他原本并不叫冯光隆，他的名字和他的命运一样，在1948年被改变。

那一年，山西省离石县穆问村解放区政府动员青年参军，刚刚新婚一年的22岁青年农民冯吉喜入伍，成了解放军。新兵报到时，文书把他的名字弄错了，冯吉喜从此变成了冯光隆。错了就错了，他说名字嘛，叫啥还不是一个样。

新兵们过了黄河到陕西，被补充到王震率领的西北野战军第二纵队。当天下午发抢，晚上就攻打合阳城。城攻下了，一起去的离石新兵却死了十来个。从此，爷爷认定：“打仗怕也没用，子弹不认人。弄不好跑得快的不死，跑得慢的还死。所以我就听指挥，让跑就跑，让卧倒就卧倒。”

就这样，他幸运地活着转战陕西、青海、甘肃等地。

1949年9月25日，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将军通电起义。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2军（即原来的二纵）挥师西进。2军6师18团3营7连8班班长冯光隆——60年之后依然能不假思索地报出自己部队番号的我爷爷，成为近9万进疆部队中的一员。

铸剑为犁

2军进疆后，从吐鲁番向南，直奔南疆。

2军的前身是著名的三五九旅，没想到，“又站岗来又生产，三五九旅是模范”的历史重演了。

1949年12月，MAO泽东发出指示：“人民解放军不仅是一支国防军，而且是一支生产军。”新疆军区发布大生产命令，规定：“全体军人一律参加劳动生产……不得有任何军人站在劳动生产建设战线之外。”

根据《新疆军区1950年生产总结》，1950年新疆解放军实际参加农业生产的共66148人，其中2军24302人。

刚从硝烟深处走出就立马拿起锄头，有的战士想不通。上面一直说：困难是暂时的，赶走小日本，打败国民党，就有好日子过。可是现在比南泥湾还苦，啥时候是个头呢？

部队里流传着顺口溜：“戎装未卸放下抢，扛起镢头去开荒，文不文来武不武，愧穿一身黄军装。”戏称自己是装甲（庄稼）兵。

为了鼓励大家安心劳动，6师师长张仲瀚写诗一首：“大军十万出天山，且守边关且屯田。塞上风光无限好，何须争入玉门关。”

爷爷觉得种地比打仗苦。每人分给一大片荒地，从早到晚，十几个小时地干。早上走的时候带几个馍馍，饿了就地吃。爷爷常常是觉得肚子快饿了，就把馍馍掰成两三块，紧走几步放到前面的地上，再回去挖地，挖到跟前了再吃。在库尔勒炽热的太阳下，新鲜的馍馍掰开后没多久就晒干了，要想早吃就得挖快一点。

种地用的是坎土曼。坎土曼虽然重却挖得宽，用惯了挖得快，所谓“坎土曼开荒气死牛”，多的时候一个人一天能挖三亩地。爷爷也挖到过三亩地，被奖励一袋莫合烟。

开荒时，早上天不亮就出去，晚上收工回来，天黑得经常是连住的地方都找不到了。因为住的都是地窝子，看上去都是土堆堆。

种田离不开水。部队春夏开荒，秋冬接着挖渠，一天都不得歇。爷爷和战友们一铁锹一铁锹地挖出了著名的十八团渠，这是一条42公里长的渠道，连接孔雀河水与焉耆南大渠，可灌地20万亩。爷爷说那个时候最苦，比种田还要累。起早贪黑地干，冬天地冻住也不停。每人每天都有任务，几个立方要挖完。

有的人累得抱怨，“还不如在战场上喂了子弹呢”，但抱怨归抱怨，部队的开荒业绩斐然。

1950年，新疆驻军开荒96.2万亩，播种83.5万亩，完成计划的140%多，收获粮食3427万公斤，棉花37.5万公斤，油料185万公斤。当年全军粮食达到自给7个月。

剿匪平叛

在大生产的同时，部队还进行着剿匪平叛。当时北疆、南疆都有武装叛乱，叛乱的频发区在北疆。

解放军进疆的驻防安排实际上已经初步奠定了日后兵团的布局。进疆初期，2军进驻南疆，6军进驻北疆，主要力量都部署在战略要地。爷爷所在的6师师部驻焉耆，扼南北疆咽喉。

1951年6月，已经当上副排长的爷爷被选派去迪化（后改名为乌鲁木齐）的第二步兵学校学习。原本说是学3年的，后因剿匪部队不够用，步兵学校的1000多名学员被临时调去剿匪。

当时新疆最大的匪帮首脑乌斯满已被擒，4月底经公审处决。他的儿子谢尔德曼继续在奇台南天山一带抢劫、搜罗武器，杀害进行生产的解放军。

爷爷被分配把守山路的隘口。他说，剿匪比打国民党困难。土匪熟悉地形，消息灵通，大部分都骑马，今天打了，明天跑到哪里去了都不知道。他们经常晚上骑马突围，马快得很，架机抢堵着也打不死几个。

直到1952年春夏，叛匪的势力才被大大削弱。解放军的政策从追剿为主相应地改为政治争取为主。不久，谢尔德曼投降。

步兵学校也在同年解散，学员被分派到内地学习各种技术。爷爷和其他两人被送到天津造纸总厂学习造纸。在天津学习的爷爷把老家的乃乃招到天津，乃乃在那儿参了军，学习结束后两人一起回到新疆。

回新疆后，造纸厂没有办起来，因为“地盘没有，钱也没有”。爷爷说：“跟地方政府要地盘，人家不愿意给嘛，就怕把地盘都占完了。”

于是，爷爷乃乃没有留在迪化，一起被分配到直属军区的八一农场东山分场。从这里，开始了他们30多年的团场生活。

兵团大发展

进疆部队在大生产运动中创办了很多军垦农场，八一农场是其中最早的一批。

当时的生产部队实行供给制，国家出钱，官兵种田，全靠觉悟，难以持久。这时，国家已开始有计划地进行经济建设，在这种新的形势下，为了使驻疆部队安下心、扎下根，长期屯垦戍边，1954年10月，正式成立了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

建设兵团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很多兵团人自己都说不清楚。现在的兵团团志上写道，这是一个“党、政、军、企合一”的“特殊组织”。兵团专门从事生产建设，同时也是国防的后备力量。

兵团成立后，军队的自给新生产变成了纳入国家计划的企业化生产。

八一农场是最早一批实现机耕的农场，1954年时全场播种和麦收就基本实现了机械化，全场3000多生产人员可耕地7.71万亩。冬麦平均亩产127公斤，最高亩产304.5公斤，远远高于当地普通农田的产量。

1958年，中国进入“大跃进”时期。此时的兵团，也进入了大发展时期，不断开发新的垦区。这年3月，爷爷离开了生活条件日臻成熟的八一农场，被调到更西更穷的高尔基农场（即后来的农四师73团）。

到了高尔基农场，就开始饿肚子了。

高尔基农场土地条件差，产出低。不过，团里1000多人，收成再不好，其实也够吃。仓库里的粮食都是满满的。但当时要支援内地，仓库有专人看管，门前有分界线，不得逾越。禁闭室经常都是满满的。因为吃不饱，饿死了20多个人。

当时，凡是沾“坏”字的都往新疆送。爷爷记得，湖南一个县的粮食局局长，打开仓库放了几百斤粮给老百姓吃；四川绵阳一个叫李天明的农民，偷偷地卖了20斤粮食，被扣上“破坏统购统销”的帽子送到了新疆。新疆的人口一下增多了。

新疆敞开大门欢迎各路人马。支边青年、右派、劳改犯人以及“自流人员”……不管是有志青年，还是没有活路的人员，团场里统统欢迎。

团场里的正式职工一个月至少拿29.68元，而右派一个月只给3块零花钱，劳改犯开始没钱，后来也给个两三块。

大多数劳改犯人刑满之后都留在了团场，慢慢地工资待遇就和职工一样了。那时候很少有人回内地，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兵团的生活比内地大多数地方的生活要好。

一路向西

爷爷没想到，刚刚在高尔基农场稳定下来，他又要西进了。因为，中苏边境上发生了“伊塔事件”。

1962年前，漫长的中苏边境基本处于有边无防的状态。1960年代初，中苏关系持续恶化，1962年春夏，终于发生了6万余边民非法越境到苏联的“伊塔事件”。

爷爷说，围攻伊犁区委的5·29事件发生前，师部在伊宁的农四师民兵就侦查到了请况。保卫科的科长是个老侦查，会维语，每天早晨穿戴成维族人的样子去清真寺做礼拜，早早就掌握了具体的请况。

围攻事件发生那天，农四师政委靳保全亲自指挥。当时政府大楼被冲击，围墙都被掀倒了，人群要冲进去抢文件，局势危急。在这种请况下，民兵被迫开抢自卫。爷爷说，这就体现了兵团的好处，兵团平时是民，战时是不穿军装的兵。在牵扯到国际事件时，这样的体制是很有利的，说起来是“老百姓造反，老百姓反对”嘛。

“伊塔事件”中，伊犁塔城县非法越境人口达到该县人口的68%，霍城边境三个公社原有人口16000余人，越境发生后只剩3000余人。有的地方几成无人区。

为此，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紧急抽调一万多名干部职工，组成工作队，前往霍城、塔城、裕民和额敏四县，执行代管、代耕、代牧的“三代”工作。爷爷被派去了塔城的红旗公社。

到1966年，2019公里的边境线上，58个兵团农场形成了一道纵深10至30公里的边防带，控制着9处有领土争议的地区，垦殖着近30万公顷土地。

至此，兵团布局在1950年代形成的“两个圈”（指北疆环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和南疆环塔克拉玛干沙漠部署的兵团农场）之外，又沿塔城到伊犁划了一条线。

1970年3月，爷爷被调到了这条线上，在位于中苏边境的农四师77团任副参谋长，抵达了他一路西进的终点：国境最西端。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苏关系一直紧张。爷爷记得有一段时间连商店里的桃酥都不敢买，因为怕被说成有“逃苏”的倾向。连苏联进口的康拜因，也成了一个小孩子骂人坏的词。

双方都有跑到对面去的人。爷爷记得，有一个少数民族的副连长，拿着《参考消息》跑到苏联。那时候《参考消息》只有一定级别以上的干部才能看到，他以为那是很有价值的东西。结果人家不感兴趣，把他装进麻袋送了回来。他回来后被撤了职，却依然能做个普通职工。

这比苏联人的遭遇好得多。苏联人跑过来，中国不收留的，也被装在麻袋里，从边界的山坡上滚下去，然后喊几嗓子通知对方。爷爷说，经常是中国这边去送的人还没走远，那边的边防军一看袋子里是他们的人，当场就抢毙了。

落叶归根

文化大革命初期，当兵离家20年后，爷爷终于第一次回乡探亲。满头白发的母亲见到他时，几乎已是相见不相识了。

虽然远在边陲，新疆也遭受到了文化大革命的严重冲击。兵团变成了全国农垦系统的亏损大户，成为国家的沉重包袱，兵团内部思想混乱，人心涣散。

1975年3月，中央决定撤销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建制，成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垦总局，团场归所在地（州）领导。77团这样的边境团场虽然得以保留，但也难以得到发展。

1980年代初，南疆等地发生了多起动乱事件，严重影响了新疆的稳定和发展。另外，多头管理也影响了兵团的生产。在这样的请况下，1981年12月3日，中央发出《关于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决定》，兵团建制得以恢复。77团又从新疆伊犁农垦局77团，变回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四师77团。

至1983年为止，新疆共有建国前参加革命的老干部49694人，除去离休人员，尚有34489人仍在工作岗位上。爷爷正是他们中的一员。当时，他已是77团的副政委。

1984，爷爷加入离休人员的行列，并于第二年返回故乡。

回乡后，他在山西穆问村见到了当初一起当兵的同村老乡。老乡后来当了逃兵，费尽周折从新疆千里迢迢逃回山西，种了一辈子的地，生活得“凑凑合合”。

对自己的生活，爷爷很满足，说没有什么后悔的，“咋样活还不是活着”。

2008年6月，在时隔20多年之后，冯光隆再次回到农四师77团，在77团的草原上留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