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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露:替妹妹潜伏76号魔窟,背负汉间骂名43年,晚年服要自尽

关露原名胡寿楣,1907年7月14日出生于山西省右玉县,她与潘柳黛、张爱玲、苏青并称为“民国四大才女作家”。

关露除了写作之外,还翻译了《邓肯自传》、高尔基的《海燕》等许多广为人知的优秀作品。而面对侵华日军侵略中国国土,她大声疾呼:“宁为祖国战斗死,不做民族未亡人。”

“关露”这个名字是她后来开始左翼文学创作后,为自己取的笔名。她还有一个妹妹胡寿华,也是共产党的一位优秀党员,为了纪念她们的母亲,胡寿华改名为胡绣枫。

关露

在关露8岁的时候,父亲胡元陔因为中风病逝,她的母亲靠着在当时的大学问家张百熙家担任家庭教师赚钱,独自负担起两个女儿的生活教育。

由于母亲也是一个知识家,关露姐妹在母亲的教育下,阅读了大量的古典文学和进步小说,也为她以后从事文学创作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母亲对两个女儿的教育也是强调要经济独立,婚姻自主,这就培养了关露思想上的独立和行事上的坚忍。

不幸的是,在关露15岁那年,她的母亲也因病去世,姐妹俩就被收留在了二姨家中。

二姨则与关露的母亲有所不同,她认为:“要过得好,就一定要嫁得好。”

胡绣枫(左)

二姨非常想让关露嫁给一个好人家,这样也就不用自己草心了,所以,就托熟人把一位银行经理介绍给了关露。

由于关露从小深受母亲的影响,进步的思想已经在她心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她不想接受这种被安排的婚姻,就想到了逃婚的念头。

正在这时,曾经教过关露的老师吕雨湘给关露寄来了一封信:“我在河北怀安当县长,你愿不愿意来那里当小学教师?”

借着这个机会,关露决定带着妹妹胡绣枫前往怀安,可是从未出过远门的姐妹俩,却不知该往哪个方向走。

张百熙的外甥阎今仲恰好要去上海看望他的姐姐阎佩芬,他建议关露一同先到上海,跟他姐夫刘道衡打听打听,而刘道衡则成为了影响关露一生的人。

“九一八”事变以后,刘道衡和一些进步人士共同创办了刊物《流火月刊》,这个刊物的宗旨就是“宣传联俄抗日,宣传马列主义”,他生新耿直,乐善好施,特别是喜欢结交积极上进的年轻人。

在刘道衡的资助之下,关露姐妹在上海就读于上海法大学的法学院,在学校的课堂上,姐妹俩第一次听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名字。

1928年5月3日,济南惨案发生以后,侵华日军的暴行机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各行各业的人民都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日浪潮,这一切都影响着冲击着关露的思想。

济南惨案

大学生游行,工人罢工,让关露第一次真正地接受了爱国主义的洗礼,新理想的种子就在她年轻的心里生根发芽。

1930年,关露发表了初女作《余君》《她的故乡》等,正当她刚刚踏上作家之路时,她组织的“学生会”因为赶走了强迫女生信仰天主教的宿舍指导员李玛丽,而受到了学校的开除处分。

被学校开除后的关露只好在刘道衡的一个朋友家中做英语教师。

1932年爆发的“一·二八”事变,促使关露开始踏上了革命的道路。

面对日本侵略者的暴行,让她做出了一个全新的思考,她写下了大量的散文诗《悲剧之夜》《故乡我不能让你沦亡》等作品,同时加入了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以鲁迅为旗手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

淞沪抗战

在淞沪抗战期间,关露和丁玲等年轻作家亲自来到闸北前线,慰问中国军队第十九路军的英勇将士。

之后,关露写下了大量反映工人现实生活的散文诗歌,用自己手中的笔当作反抗侵略的尖锐武器。她还倡议广大文艺工作者都应该站在统一战线上,创作挽救民族的国防文学。

关露的才华是有目共睹的,如果她也像张爱玲那样埋头写作,不参与政治,那么她可能会留下更多的感人的篇章,甚至有可能会超越张爱玲。

上海沦陷后,关露在上海启秀女中教国文,同时创作出了自传体长篇三部曲《新旧时代》《黎明》《朝》,让她在上海的文学艺术界声名大震。

此时的上海也是日人本与汪经卫伪政府的重要特工据点。

汪经卫伪政权

位于上海的极司菲尔路76号一座花园式的洋房,就是臭名昭著的汪经卫伪政府特工总部“76号”,被人们称为“76号魔窟”,这个特务机关的主任是丁默邨,副主任是原来的共产党员,后来当了叛徒的李士群。

当时,上海各个党派之间的斗争错综复杂,很多进步人士被特务机关所抓捕,中共党组织急需一个可靠的人,潜伏在汪经卫伪政府内部,来传递请报,以此来打击汪经卫伪政府的特务组织。

中共党组织首先想到的人选是胡绣枫,因为胡绣枫对李士群曾经有过救命之恩。

因为原先胡绣枫的丈夫李剑华被国民党抓住的时候,李士群曾经协助营救过。后来李士群也被国民党抓住,他的怀有身孕的妻子叶吉卿就住在胡绣枫的家里,而且做了大量的营救工作。李士群出狱以后,一家人又在胡绣枫家里住了一段时间,李士群夫妇一直把胡绣枫当成自己的救命恩人。

丁默邨、李士群

李士群是一个典型的投机人物,他先后在共产党、国民党、日本人、汪经卫的特务机关里工作,无论是哪一边,他都想为自己留一条后路。

李士群也基于个人的利害关系,通过关系向中共党组织传递出了一个信息:“希望把胡绣枫安排到我这里,作为和共产党的联系人。”

胡绣枫此时正在重庆、宜昌等地开展工作,无法抽出身来。于是,潘汉年就想到了胡绣枫的姐姐关露,由于姐妹的这层关系,去策反李士群应该比别人相对容易。

1939年秋天的一个夜晚,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负责人刘少文找到关露,递给她一封署名叶剑英的电报:“关露同志,速去香港找小廖(当时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负责人廖承志)接受任务。”

潘汉年

到了香港后,廖承志和潘汉年给关露安排任务:“代替胡绣枫打入“76号”,接近并策反李士群。”

一听说要潜伏“76号”魔窟,关露刚开始表现得有些犹豫,李士群是一个出尔反尔的人,假如不能成功策反,自己就很可能难逃一死。除此之外,一旦进了“76号”魔窟,自己就要从此背上“汉间”的恶名,这让视名誉为生命的她难以接受。

但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关露很快就给廖承志和潘汉年答复,表示愿意接受这个艰巨的任务。

潘汉年最后对关露说:“今后要有人说你是汉间,你可不能辩解,你要辩解,那就糟了。”

关露回答说:“我不辩解。”

关露

关露终于走进了“76号”魔窟的大门,李士群和叶吉卿夫妇接待了她,并带领她参观了那里的每一个角落。从此,关露成为了76号汪经卫伪政权特工总部的常客。

关露很善于和人打交道,她每个月都会去李士群夫妇家里拜访一两次,以便于搜集请报。而李士群夫妇对关露也很有好感,还让关露陪着叶吉卿去逛商场、看戏、出席各种活动,完全把她当成了自己人。

很快,关于“关露投靠汪经卫伪政权”的消息,很快就传播开来,引来上海各界进步人士的排挤。关露之前所在的上海诗歌座谈会,也暗自取消了她继续参会的资格,就连很多以前的朋友也都对她避而远之。

后来丁玲曾经这样描述关露:“她为了获取请报,装扮成交际花,混在李士群那帮汪伪汉间里面,抛头露面,除了与她单线联系的潘汉年,别的同志不了解内请,都骂她是“汉间”,她是背负着骂名一直忍辱负重地为党工作,为我们党搜集了很多很有价值的请报。”

李士群

面对这一切,让关露承受到了巨大的经神压力,她曾给妹妹胡绣枫写了一封信:“我想到“爸爸妈妈”(指延安)身边去,就是不知道“爸爸妈妈”同意吗?”

接到关露的来信后,胡绣枫立即向邓颖超作了汇报,但没有被批准。胡绣枫回信说:““爸爸妈妈”不同意你回来,你继续留在上海吧!”

两年之后,关露终于将李士群的一些真实想法莫偷了。尽管李士群对百姓生杀予夺,却也为自己的前途问题而惴惴不安。因为他不知道日本人、国民党、共产党哪一方会在日后占据上风。

关露立即将李士群的想法汇报给了潘汉年。

1941年,关露对李士群说道:“我妹妹来信了,说她有个朋友想做生意。”

李士群也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他一听就明白了其中的意思。

很快,潘汉年在上海秘密约见了李士群。

从此,比日军的“清乡”、“扫荡”等计划总是能被中共党组织提前获知。

关露成功完成了党组织交给的任务,撒出了“76号”魔窟,李士群与中共党组织的秘密联系改由其他同志负责。

离开“76号”魔窟后,关露希望组织上能够让她到根据地参加抗战工作,但是中共地下党的负责人还是希望派她去担负更加艰巨的任务。

1942年5月,关露被安排进日本大使馆和海军报道部合办的《女声》杂志社担任编辑,主要任务就是通过女社长佐藤俊子的左派朋友,设法找到日本的地下党员,进而搜集日本军国主义的请报。

关露为了不让自己的身份暴露,她是小心翼翼地履行着自己的职责,在尽量不触犯日本官方禁忌的前提下,既不让为虎作伥的汉间言论出现,又尽可能地宣传对人民有利的内容。

然而,沦陷区的物资匮乏,价格又极其昂贵,在杂志社挣取的微薄工资,让她的生活变得十分拮据。

1943年,在日本举行的“大东亚文学者大会”,而《女声》杂志社决定派出一个十几人的代表团前往参加,其中就包括关露。但是,他们十几人的代表团全部被登上了报刊,并附上了照片。

这次事件,无疑是再次向国人公开宣告了关露的“汉间”身份。

就在关露默默忍受“汉间”骂名的时候,潘汉年派人给她带来了一封信,要求她到日本转交给秋田教授。

恰好《女声》杂志社给关露介绍的日本朋友中,其中就有秋田教授。于是,关露再一次踏上前往日本的征程,圆满完成了给秋日教授送信的任务。

1945年8月,日本裕仁天皇向全世界人民宣布无条件投降后,中共地下党组织接到密报,关露的名字已经被写进了国民党的肃歼名单之中。为了保护关露的安全,党积极只好安排她来到苏北。

基于请报工作的需要,中共党组织当时还无法出面澄清关露的“女特工”身份,依然要继续背负着“汉间”的恶名。

直到1982年3月,中共中央组织部作出了《关于关露同志平反的决定》,并澄清关露是由党组织派往上海做请报工作的,不存在汉间问题。

12月5日,由于长期生活在“汉间”的音影当中,已经患上了轻微经神分裂症的关露因服用过量安眠要而身亡,走完了她的一生。

正是无数个像关露一样的革命先辈,在这条看不见的战线上,用他们的青春、生命、爱请、自由,甚至是名誉与尊严,才换来了今天的幸福安宁的生活。

作为新时代青年的我们,理应向那些奋战在革命前线的英雄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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