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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没有四川保路同志会的起义，武昌革命或者要迟一年半载的。”

—— 孙中山

山雨衣来风满楼

20世纪初，发生了两件事。

第一件事发生在1901年。这一年四川地方政府选派了第一批官费赴日留学生, 拉开了四川学生远赴日本留学的大幕。

几年后这批留学生陆续学成归国。他们并没有按照清政府臆想地目的维护清王朝统治, 反而转身成为了清王朝的掘墓人，在保路运动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事实上，四川保路运动中的学生是两部分，一部分是以日本留学生为主的留学派，一部分是地方筹办的“新式学堂派”。

当时在日的留学生主要集中在政法、师范和军事三个专业。他们在日本大量接触了西方资产阶级的各种政治学说，开始翻译各种书籍，创办新式报刊，积极讨论救国的道路和方案。

“留学派”在救国问题上逐渐形成了“立宪”和“革命”两种不同的道路。这两种不同的政治倾向对几年后的四川保路运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不同的领域都发挥了积极作用。

1905年8月，孙中山在日本组织成立了同盟会。当时“川人加盟者有数十人”， 熊克武、但懋辛、吴玉章等四川留学生在其中担任了重要职务。迅速成长起来的日本留学生为后来的四川保路运动提供了大量新鲜血液。

另一方面，学成归来的留学生们在思想上和文化上直接影响了新式学堂学习的本土学生，竟而形成了“无论大学小学, 断无许多之师, 是则惟有赴外国游学一法”的景象。这样“留学派”学生和“新式学堂派”学生就在思想上形成了一个整体。

大量接受新思想的学生积极探索救国之道，在不同领域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第二件事从1903年开始，这一年清政府颁布了《铁路简明章程》。

这个章程宣布规定“无论华人、洋人均可承办铁路，华人投资50万两以上实有成效者，给予特别嘉奖。”

允许洋人承办铁路的后果是什么呢？

甲午战争以后，帝国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掠夺铁路权就是其中至关重要的一环。巴蜀地区自古以来便是“蜀道难”，这使得帝国列强对四川的直接侵略较沿海地区要晚一些。但是自从1891年重庆开埠之后，他们就把掠夺四川的铁路权作为了侵略的跳板。

1899年英国的公司提出“尽力支持本公司为取得从缅甸到扬子江和四川的铁路建筑权所做的努力”，第二年就开始明目张胆地派人勘探川滇铁路。不仅是英国人，闻到鱼腥味的德美等国也开始相继入侵四川，盯上了四川铁路的修筑权。

事实上在1895年到1911年的，中国共修建铁路近5000公里，约占近代兴建铁路总长的40%，不过这里面依靠外资修筑的铁路就超过80%。作为交换条件，清政府不得不把诸多权益让渡给借款机构。

为了抵抗饿狼们的窥探，清政府希望借《铁路简明章程》筹集民间资本，收回路权。但是民间资本对信用早已破裂的清廷承诺并不买账，民间融资难以推动。清廷不得不另动脑筋，把股金来源瞄向了米捐、盐捐、房捐和薪捐等，实则是摊派入股。并承诺这些股金和其他苛捐杂税不同，公司盈利股民皆可获利。

1903年，新任四川总督锡良在四川人民的强烈要求下，不得不奏请自办川汉铁路，并于次年成立了"川汉铁路公司"。公司的股本来源同样来自于“抽租之股”。抽租的具体办法是随粮征收，值百抽三，且带有强制新。就这样，全川人民都与川汉铁路发生了经济上的联系，紧紧地捆绑在一起，可以说川汉铁路就是一条由四川人民自己筹钱修建的铁路。

在这个过程中，三百余四川留日学生召开了同乡会商议应付之法。为了抵抗列强的觊觎，他们先认购了川汉铁路股金4万余两，后面又分头劝募了30余万两。他们清醒地认识到“四川铁路入他国手之日即四川全省土地人民永服属于他国之日也”。正是由于川籍留日学生一方面积极宣传倡导，一方面率先认股的行为促进了后来川汉铁路“租股”征收的顺利进行。

“铁路收归国有”

谁曾想，八年后清政府将自己原本就支离破碎的信用彻底踩在脚下。

寅吃卯粮的清政府为了渡过财政难关，已经顾不得自己的脸面，他们不惜出卖铁路权来换取帝国列强的贷款。1911年5月9日，清政府宣布将铁路干线悉数收归国有，并与英法美德四国银行团签订了借款合同。这一年，清政府将民众自筹修建的粤汉和川汉铁路拱手出卖给了帝国列强。

清廷的“铁路国有政策”可谓是一石机起千层浪。面对清廷将川汉铁路权卖给帝国列强的行为，四川人进行了机烈的反抗。

1911年6月17日，四川保路同志会在成都成立，这也是留学生中立宪派倡导保路风潮的起点。而后四川各界民众的广泛参与其中，逐渐形成了保路运动风潮。根据当时报刊记载“清真保路协会成立二十余处，染房街成立保路同志协会，他如玉龙街、陕西街、走马街、染錠街、君平街、梨花街，满城八旗、红照壁、丁字街及外县什邡、新都，皆设保路协会。此不过记一日之间所纷纷成立者，由此而推，可见当时川人爱国之热烈，为如何矣。”

四川保路同志会成立之日，成都各团体在铁路公司开会，“到者二千余人会场秩序甚整静多痛哭失声”。由于前一时期留日学生的广泛宣传，反帝爱国的思想早已深入人心，川省各州县普遍建立了保路同志协会。

四川保路运动主要是在保路同志会和川路特别股东会领导下进行。而在这两个组织中留日学生为数不少且多为核心人物。在组织中他们主要干了两件事请。

第一件事是引导舆论。四川籍留学生组织了四川留日学生同乡会，讨论清廷对川路官办的政策。当他们发现清廷企图将有关铁路的路权出让给帝国主义，订立卖国条约出卖主权，颁布铁路国有化等政策，立刻积极参加群体运动，引导社会舆论，旗帜鲜明地提出政府“废约保权”。

第二件事是著书办报。许多学生著书介绍西方思想，推动国内社会革命。早在1906年,川籍留日学生就在东京创办了《鹃声》杂志，宣传革命思想，揭示晚清中国所面临的险恶国际环境，以此警示川内父老。但是《鹃声》杂志很快就被查禁。川籍留日学并不气馁，他们又创办《四川》杂志，其目的是“本社同人，以中夏阽危，乡邦锢蔽，爰推四川以爱中华之义，创办本杂志，专为西南半壁警钟”。

后来他们还相继自办了《重庆日报》和《广益丛报》等杂志。川汉铁路改进会成立后，蒲殿俊等留日学生还创办了《川汉铁路改进会报告书》，每月发行一期，起到广泛动员的作用。保路运动风潮形成后，学生们创办的这些杂志报刊成为了最有力的宣传阵地。

在清廷宣布“铁路国有政策”后的三个月，四川地区已然成为了“一锅沸水”。谁曾想，这时候清廷忽然出手，往这锅沸水里泼上了一勺热油。

骇人听闻的“成都血案”

从1911年8月起，短短的一个多月内，四川境内可谓是风云突变。

8月初，清廷命刽子手赵尔丰督川，准备以武力镇压四川的局面。同一时间，川汉铁路股东特别大会在成都开幕，大会选举留日学生颜楷、张澜任正副会长并决定继续以招股的办法以示反抗租股的廷令。

8月末，四川保路同志会召开了大会，参加会议者多达数万人。大会通过了罢市、罢课的决议。一时间，“南起邛雅，西迄绵州，北近顺庆，东抵荣隆千里内外、府县乡镇一律闭户风潮所播势及全川”。到了9月1日，股东会更是通过了不纳正粮、不纳捐输、不认外债分厘的决议。这一决定给了清政府狠狠一击，也让保路运动大大向前跨了一步。

面对四川民众的奋起反抗，清廷岂会束手就擒。9月7日，赵尔丰直接有捕了有捕了保路运动的领导人，并派兵封闭了铁路公司和同志会。消息传出后，在全省民众间引起了轩然大波。

成都市内的民众首先行动起来，前文提到的各街保路同志协会鸣锣聚众，号召民众前往总督衙门，呼吁当局释放被逮捕的保路运动领导人。根据资料记载，他们头顶着光绪皇帝的牌位，从各个街道奔向总督衙门。手无寸铁的民众聚在总督衙门外跪哭。

已经动手的赵尔丰再无顾忌，他见民众不肯离开，竟然直接下令开抢，当场击毙无辜民众数人，然后又命令马队冲击请愿群众，最后再派军警在各街道举抢屠杀，再死伤民众多人。当天夜里，成都城外的民众闻讯赶来，聚集在城下请求释放保路运动领导人，又遭军警抢击。

这便是四川保路运动时期震惊中外的“成都血案”。

根据当时不完全统计，“成都血案”死难的民众里有名有姓的就有26人，且均为中抢而死。受伤民众的人数更是多到无法统计。而血案发生当天晚上，聚集在成都城外声援被捕诸人的民众也被守军抢击。按赵尔丰在一则告示中所述，“纷纷来围城者，不下万人”，其中伤亡的人数更是无法统计。

前文提到，四川留日学生在日本时已分为“立宪”和“革命”两派。“立宪派”主张以和平请愿的方式来取得保路运动的胜利。他们在保路运动前期周密的计划，不断推动着运动向前发展。但是“成都血案”发生后，运动进入到武装斗争阶段。“革命派”正式登上历史舞台。

根据报刊资料记载，成都血案发生后，赵尔丰立刻下令紧闭成都城城门，封锁邮电交通，试图全盘扼杀群众的反抗。为把成都血案的消息传送出去，同盟会会员龙剑鸣缒城而出，奔赴城南农事试验场，在朱国琛、曹笃等人和农场工人的协助下，裁制了数百张木片，上书“赵尔丰先捕蒲、罗，后剿四川，各地同志，速起自保自救“二十一字，然后涂以桐油，制作成了“水电报”。数百份水电报被投入锦江顺流而下，迅速传遍了川西南各地。各地的保路同志会闻讯，纷纷揭竿而起，四川保路运动就此正式转入武装起义阶段。

点燃辛亥革命的燎原之火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龙鸣剑发出的数百份“水电报”化作了一支支穿云箭，各地群众在“革命派”的领导下，相继掀起了革命的浪潮。四川各个地区都有留日学生浴血奋战的身影：孟宗辉血战雅州，吴玉章领导荣县独立，夏之时策动新军起义，涂海珊策划长寿独立……

孙中山先生对保路运动曾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若没有四川保路同志会的起义，武昌革命或者还要迟一年半载的。”

留日学生领导的四川保路运动是辛亥革命时期的突出事件。可以说如果没有众多留日学生在运动前的大声疾呼，没有留日学生在运动中的推动，没有留日学生的奋勇杀敌，就不会有1911年这场如此轰轰烈烈地四川保路运动。

四川各地起义之后，清政府气急败坏地从粤、鄂、湘等省调集了大批新军入川，这就变相地为湖北的革命党人起义减轻了压力。四川保路运动和同志军大起义，可以说是辛亥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场波澜壮阔的保路运动，直接导致了辛亥革命的爆发，为中国的民主革命立下了不可替代的汗马功劳。

在四川保路运动发生两年后的1913年，为了纪念在四川保路运动中死难的民众，川汉铁路公司兴建了一座纪念碑，它就是“辛亥秋保路死事纪念碑”。纪念碑修建历时一年，在“成都血案”纪念日之前举行了落成典礼。

纪念碑在1941年7月27日曾遭到日军战机投弹炸损。建国后几经维修，才呈现了今日之风姿。

历经了百年沧桑，这座“辛亥秋保路死事纪念碑”仍然矗立在成都人民公园内，它见证了这座城市里发生的一次伟大运动，证明了四川人民的不屈脊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