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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如今是希腊，湖南当作斯巴达，中国将为德意志，湖南当作普鲁士…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这是中国近代第一奇人——湖南文人杨度写的著名的《湖南少年歌》。诗句豪迈之极，壮丽之极，首出了湖湘人在中国近代史中举足轻重的作用。可以说是“一群湖南人，半部近代史”。

而在远古时期，湖南常常被视为蛮荒之地。自秦朝起，这里先设长沙、黔中两郡，后又归入荆州，直到唐朝中期设湖南观察使为止，“湖南”这一名称才正式在中国历史上出现。

在中国的悠悠历史长河中，直到清朝中期为止，湖南人一直都是默默无闻的。可以说在两三千年的历史中，湖南在中国的版图中存在感极弱，可有可无。当然，不是说没出过名人，比如就出过如“草圣”怀素、宋朝文学家周敦颐、明朝首辅李东阳等历史名人，只是不论是数量还是在影响上，与中原和东南沿海诸省相比，湖南都要逊SE太多了，甚至比邻居湖北，都要逊SE不少。

然而，自清中后期开始，湖南人突然成为了中国政坛上的主力之一。从晚清开眼看世界，到洋务运动，再到辛亥革命，甚至到1949之前，湖南先后有多批影响中国政治进程的人物涌现。有以陶澍、魏源、贺长龄等为代表的经学主变派；以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郭嵩焘等为代表的理学经世派；以谭嗣同、唐才常、沈荩、杨毓麟、熊希龄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以黄兴、蔡锷、陈天华、宋教仁、焦达峰等为代表的革命派；以谭延闿、杨度、刘人熙、符定一等为代表的君主立宪派；以及以MAO泽东、蔡和森、何叔衡、张昆弟等为代表的新民学会派等，无不对中国近代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左右着中国近代史的进程。

《辞海》记载中，晚清仅仅从著名的湘军中涌现的，就有15名总督、14位巡抚等封疆大吏。尤以湘乡县扎眼，一个县就产生了9名督抚，比大多数省份一个省的督抚还多。晚清的“中兴四大名臣”——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湖南就有两个（如果按“胡林翼、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的说法，湖南人就要占三个）。

在之后的民国时期，湖南也盛产革命志士、文化名人和军人——“黄埔三杰”蒋先云、陈赓、贺衷寒，全部来自湖南；黄埔军校一至五期共毕业7399名学员，其中有2189名湖南人，占30％……。

而中央军委在1989年和1994年正式确定的36名中国当代军事家中（大将资格以上），湖南籍军事家就有15位，占41%。其中有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MAO泽东；3位开国元帅——彭德怀、贺龙、罗荣桓；6位开国大将——粟裕、黄克诚、陈赓、谭政、萧劲光、许光达；在战争年代牺牲的有5位——段德昌、曾中生、蔡申熙、左权、黄公略。在1614位开国将帅中，湖南籍有202位，3名元帅，6名大将，19名上将，45名中将，中将以下129名，总数居全国各省市之首。

他们都是湖南人！

可以说，湖南人是改变中国近现代历史的主要动力。

那为什么湖南人会异军突起呢？这种逆袭式的爆发的原因是什么？

一、湖南的特殊地理位置和人文环境

湖南这块地方，在古代叫“荆蛮”，或者是“三苗”，向来是文化未开、少数民族居住之地。所以湖南在古代被视为卑湿之地，又是王化不至之所，是流放贬官谪吏的理想场所。因大部分土地都在洞庭湖以南而得名。地处长江中游，北靠长江，其境内有湘江、资江、沅水和澧水四条大河，构成了湖南的主要水系，其中湘江是水量最大，经济价值最高的河流，所以湖南的简称就是“湘”。湖南大部分地区是丘陵地区，其东南西三面环山——西北有武陵山脉，西南有雪峰山脉，南部为五岭山脉，东面在湘赣交界处有罗霄山脉，中北部地势较低，属丘陵型盆地。自古便有“四塞之国”之称。这种地形造就了湖南环境闭塞、潮热多雨的气候特征，再加上地势崎岖、资源匮乏和地质灾害频繁，所以湖南的地理环境并不是很优越，居住在这个地方的人类就必须胼手胝足，筚路蓝缕，在艰苦之中寻求生存之道。

湖南地形图

这就造就了湖南人一股坚韧不拔、不畏艰难，乃至蔑视死亡的品新。上古时期的“湖南人”基本都是悍勇尚武、不惧凶险的苗裔，春秋战国时期的“湖南人”甚至还以自己是“蛮夷”为荣。《史记?楚世家》中记载：“三十五年，楚伐随。随曰：我无罪。楚曰：我蛮夷也……我有敝甲，衣以观中国之政，请王室尊吾号。”——简单说就是我是蛮夷，不讲道理，想打你就打你。在《史记》中还记述了衡山、长沙等地“俗剽轻，易发怒”，《隋书》也以“劲悍决烈”来概括湖南民风，南宋词人李曾伯对长沙当地人民的评价是“民最喜讼，号难治”。

战国时楚国版图

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的发展，在经历了五胡乱华、安史之乱和宋室南渡等历史动荡后，大批中原汉人为了躲避战乱在一千年的时间里陆陆续续南下涌入湖南，同时也将中原文化带到了湖南，并通过与当地的原住民族融合后，形成了现在特有的湖南经神文化：经世致用、实事求是、百折不挠、兼收并蓄、心忧天下，敢为人先。也形成了现在的湖南人特新：吃得苦，耐得烦，霸得蛮，不怕死。这是既有中原之礼与智，又有苗民之蛮与勇的独特人群。

可以说，这种经神文化和特新的形成，使得湖南人具备了走向历史前台的内在条件，也是湖南人厚积薄发的必然因素所在，唯独缺少的只是一把通往前台的钥匙与一次机遇而已。

二、湖南人走向历史前台的钥匙与机遇

1、如果说湖南人缺少一把开启通往历史前台的钥匙，那这把钥匙被陶澍找到了，可以说他是按下湖南近代人才爆发按钮的第一人，他才是真正晚清时期湘籍人士的带头大哥。

陶澍是安化人，历任安徽、江苏巡抚，官至两江总督。他一生大力提倡实学，认为“有实学，斯有实行，斯有实用”，主张“研经究史为致用之具”，强调读经的目的是为了经世济时，为现实所用。在他周围，团结着一拨湖南籍人才。他自己则是嘉道年间湘系经世派的首领和带头大哥。在他的影响下，晚清出现了一批经世济时之才。比如主持编订了被誉为经世派的“圣经”的《皇朝经世文编》的贺长龄，这直接推动了晚清士人从务虚向务实的方向发展；还有编出了使得日本从蛮族一跃成为当时列强的《海国图志》的魏源，他是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等等。

曾国藩像

在他们的影响下，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为代表的湘军集团走到了历史的前台。

2、湘军集团的建立，是湖南崛起的机遇，也是转折点。

此时的大清，南有太平天国，北有捻军，战乱绵延到江淮流域，打得清政府措手不及，也打出了湘军集团的军功和地盘，使得湘军成为了大清的中流砥柱。

曾国藩在组建湘军时，除了重视以传统思想教育军队外，还非常注重普及科学知识教育。所以在他的带领下，湘军中带兵的将领不仅在军旅中仍然读书不辍，还常常教导士兵学习文化，如湘军名将王錱，白天指挥作战，晚上则教士兵读书，时人笔记记载：“每营门夜扃，书声琅琅出壕外，不知者，疑为村塾也”，是当时湘军中一道独特风景。

湘军

所以在镇压太平天国后，湘军获得了太平天国的大部分财产，这部分财产被湘军子弟携带回乡。他们在陶澍、魏源和曾国藩等的影响下，除了建设家乡外，还大量开设私塾，兴办学堂，重视教育。中国四大书院，两个就在湖南。这使的近代湖南，重教向学之风极盛，使得大批湖南人得以受到教育、开阔眼界，为湖南培养了大批人才。比如MAO泽东等人就是在这些学校启蒙的。

所以此后，湖南人才出现了井喷式的发展，这得益于晚清第一批湘人领袖陶澍、魏源和曾国藩等的经神引领和湘人兴办学堂等实务的双重影响的结果。

三、湖南人崛起的法宝

在陶澍等领导的湘系经世派人才群，经过不断的探索和总结，给湖南人留下了三件“法宝”。这三件“法宝”在此后湖南人的崛起和历次人才爆发中，均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第一件“法宝”就是“经世致用之学”思想。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三湘学人，诵习成风，士皆有经世之志”。虽说湖南人读书不是最厉害，但实践能力非常强，动起手来就能改造社会，改变国家。曾国藩、谭嗣同、MAO润之等不同时期的湖南人才代表，都是经世致用思想的信奉者与践行者。

第二件“法宝”就是“湖南人要走出去才能有出息”。受到湖南特殊地理位置的影响，人的视野受限、空间狭隘，如果一直待在这里是没有什么大前途的。可以说，近代有名的湖南人主要活动基本都不在湖南省内，而在省外。

第三件“法宝”就是“湖南人相互帮衬”。就是湖南人喜欢互相帮扶，抱团取暖。正如曾国藩所言：“同县之人，易于合心”，所以湘军用人，喜欢用同乡人。因此，湖湘人才以联袂而起、结群而强著称于世。

湖南人敢担当、敢亮剑，以天下为己任，以救世为担当，以国家意识为先导，拥有强烈的危机意识，不怕艰难，团结一心，抱团取暖。湖南人做什么事都坚持到底，定下目标后，没有畏惧和退缩之心，甚至牺牲自我也在所不息。尤其是敢为天下先的经神风范也堪称天下第一，敢做敢为，敢为人杰的成功之道，才能共同创造出骄人的业绩。

参考文献：《史记》、《隋书》、《中国近代人物的地理分布》 、《湖南地理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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