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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白起，大家都知道他是战国晚期的著名军事家，也是唯一保持不败记录的奇将。一生为秦国立下不世之功，从南打到北，所谓“南拔鄢郢，北摧长平”，一生杀敌九十多万，攻克百余座大城，复原数千里，从功绩来看，不仅在六国为罕见，中国历史上也现有匹敌者，因此有人说他:“古今中外各大名战略家，诚无出其右者” 堪称史上第一战神。然而也正因此他坑杀“赵卒四十万”，让后世对其争议不断，并且认为他的死也是罪有应得。

白起的崛起几乎伴随着大秦，正因为秦国有白起这位大将，在某种角度改变了整个战场形式。以一个人改变大局作战，这种请况确实并不多见。有人认为，“秦国虽比任何一国都强大，但对六国的联合力量来说，仍然处于劣势。”而这种劣势恰恰被白起一人最终所扭转。六国的两次联合最终未能有效形成对秦国的抵抗，都是由于白起所指挥的军事有关。诸多记载表明 白起每打一次大杖六国必然深受巨大震动。公元293年的伊阙之战，不仅使韩、魏一度自称秦之“东藩”，而且“楚倾襄王患之 乃谋复与秦平”。加上长平一战，让天下为之震动，甚至出现了“恐秦症”，这些请况都与白起分不开。白起之所以能在屡次征战中，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建功立业，“声振天下”，是与他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分不开的。对此，司马迁曾作过高度评价，所谓“料敌合变，出奇无穷”。就连白起的政治对头范雎也不得不用“以寡击众，取胜如神”来概括他的用兵特点。

正因为这样，白起杀敌太多，尤其在长平一战，坑杀赵卒四十万，因此遭到后世猛烈抨击，认为他“大不仁”“杀人不眨眼”，因此他的最终解决是“万死莫赎”的活该。几千年来，直到现代还提到。 另一面在后人的笔记中记载，有人杀猪，刮MAO以后,背上现出“白起”两个字，这是讲因果报应，说白起直到现在，生生世世还是在被人宰杀。但是正是因为白起在关键时刻的决断，最终瓦解了六国的联合之心，从大秦角度来讲，战争总是要死人的，因此坑杀40万虽然残忍，却为秦国迅速完成整合提供了重要保障。

看清史，曾国藩李鸿章打太平天国的时候，李鸿章的淮军起来，不得已借用外国人的洋抢队。有一英人叫戈登,带兵帮忙打太平军,打到苏州的时候，有八个太平天国的将领带了好几万人向李鸿章投降，当时答应的条件,是仍旧给他们职务，后来见李鸿章的时候，有个人把他们都抓去杀了，而当时戈登，对这件事大加反对。

李鸿章在苏州杀降显然在当时也是冒着巨大的风险的，一来是名声将要受损，而来洋人反对杀降，但是李鸿章却认为，如果不杀，可能会像大明时期投降的张献忠，在明朝内部休整后，继续造反，如果当时熊文灿能够狠下心来，把张献忠杀掉，那么大明就不会那么迅速亡国。在给朝廷上书阐明观点后，李鸿章上书朝廷竟得到了朝廷高度赞许，认为他“所办并无不合，甚为允协。”就是赞同他杀降，避免明朝张献忠那样的恶果，因此，清朝未能迅速瓦解，确实是有原因的。对于洋人反对杀降，朝廷奏折中也给与了鲜明的支持态度，认为“洋人不明事理”，指责戈登“意殊叵测”叫李鸿章“唯有据正理驳斥，以折起心。”尽管戈登扬言要替那些被杀者报仇，但是淮军人马已经多达5万，而且大多配备了先进武器，而常胜军只有3000人，最终戈登只得作罢。

李鸿章在家信中解释说：“此事虽太过不仁，然攸关大局，不得不为。”曾国藩对李鸿章也表达了鲜明态度，认为“此间近事，惟李少荃在苏州杀八王最快人意”，“殊为眼明手辣”。但是后来的学者包括一向崇拜他的梁启超对此也提出了不同看法，认为“杀降已为君子所不去，况降而先有约，且有保人耶？”最后总结李鸿章有三大罪，一是杀降违背公理，二来违背诺言，三是对不起担保之人。然而从白起和大明来看，白起杀降彻底瓦解了六国对抗的实力，而大明未能在关键时刻对张献忠的假投降予以铁腕处理，让他死灰复燃，最终联合各地土匪将大明推倒，这完全都是未能根据形势作出正确判断。

无疑李鸿章是看到了深刻的一点，在关键时刻出重手，不讲虚幻的仁义道德，因此最终赢得了战场的主动权，堪称大手笔，真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