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王陵墓之册、宝、志探析
更新时间:2022-05-15
| 帝王陵墓之册、宝、志探析 刘毅（南开大学考古学与博物馆学系 ） 内容提要：谥册（策）、哀册（策）、谥宝、墓志，分别是古代帝王陵墓内标识墓主身份的重要物品。汉以后它们的形式、内容和使用制度不断变化，在帝王陵墓中，册宝之制因古礼而沿袭；墓志自出现以后则基本用于帝后以下人群。 关键词：谥册（策） 哀册（策） 谥宝 墓志 册（策）、宝、墓志各自的功用不尽相同，但都是古代帝王陵墓内标识墓主身份的重要物品，也都是古代帝王丧葬大典中的重要礼仪用品。 一、谥册（策）与哀册（策） 帝王随葬之册，汉唐间一般写作“策”，分为“哀策”和“谥策”两种。哀策新质接近诔文，其文字的重点在于称述逝者功德、表达哀慕之请；谥册的核心则在于记录对于墓主一生最基本的评价——庙号、谥号。 东汉皇帝哀策、谥策之制有明确的记载：皇帝大葬前，“太尉诣南郊。未尽九刻，大鸿胪设九宾随立，群臣入位，太尉行礼……太祝令跪读谥策，太尉再拜稽首。治礼告事毕。太尉奉谥策，还诣殿端门。太常上祖奠，中黄门尚衣奉衣登容根车。东园武士载大行，司徒却行道立车前。治礼引太尉入就位，大行车西少南，东面奉（谥）策，太史令奉哀策立后。太常跪曰：‘进’，皇帝进。太尉读谥策，藏金匮。皇帝次科藏于庙。太史奉哀策苇箧诣陵。”［1]可见，南郊请谥及相应的谥、哀册使用不晚于东汉时期已经制度化，并且至少以哀策随葬山陵。《晋书》记载：“有人于嵩高山下得竹简一枚，上两行科斗书，传以相示，莫有知者。司空张华以问（束）皙，皙曰：‘此汉明帝显节陵中策文也。’检验果然。”［2]据此可知，东汉皇帝随葬之策的形式是竹简。 哀策、谥策有固定的行文格式和内容，唐以前的策文在《昭明文选》、《艺文类聚》、《唐文粹》等书中有著录。由汉至唐，策的使用制度日渐完臻，“魏、晋郊庙祝文书于册；唐初悉用祝版，惟陵庙用玉册”［3]。据冯汉骥先生考证：帝王竹质谥册之制始于汉，沿用到隋，唐初改以玉册随葬［4]。1995年，陕西乾县唐僖宗靖陵中清理出土汉白玉质哀册的残片和载册所用石函［5]，直接证实了唐朝皇帝随葬玉册之制。“安史之乱”中僭称帝号的史思明墓中也有谥册、哀册出土［6]，佐证了唐代帝陵以玉册随葬的记载。 唐以后，册在帝王陵墓中的使用代代相承，其文见于历代官修史籍、礼制类政书等著录；相关的考古发掘资料也比较丰富。五代、宋金之册基本都是石或玉质，按形状可分为3型。 （一）A型：册版形 江苏江宁五代十国南唐烈祖钦陵出土完整册版23片（图一），估计原为74片，分属于烈祖李昪和元敬皇后宋氏。册版由硬度较大的浅绿或白玉制成，原置于2个石函中，每片长16、宽7、厚0.2～0.3厘米，正面刻楷书册文一至三行不等，字内填金，背面刻编号［7]。从文字内容来看，这二套册皆兼有谥册和哀册的内容，合而为一，发掘者定名为哀册。南唐顺陵出土石灰岩质残册版40片，分别属于中宗李璟和光穆皇后钟氏，长度已难推断，一般宽2.8、厚1厘米，文字内容同永陵［8]。南唐二陵出土的玉册提供了皇陵简册状哀册或谥册的重要实证，结合唐僖宗靖陵残册分析，它们所反映的应该是唐代制度，其基本形式又为宋代所继承。
图一// 南唐烈祖哀册（江苏江宁南唐二陵出土，南京博物院藏） 按照宋代礼制，帝后陵中应该随葬简册形式的哀、谥册各一副。北宋开宝九年（976年）十月，宋太祖崩，“中书省言制造哀、谥册两副，用阶玉”。其制“每册条六十，内一十条折褾四片，五十条书册文。册匣二具，长七尺五寸，使金镀银，含棱遍地合罗花，盘龙装；红锦托里，揭搭象鼻铁，银鏁钥各全。穿联册银绦，两头银丝结花二朵，各一副。衬册条锦一面”［9]。河南巩义宋太宗永熙陵祔葬墓元德李皇后陵中出土珉玉质残哀册和谥册各一副，其中谥册完整的简片长30.8、宽3.3、厚1.3厘米；哀册完整简片长 30.8、宽3.3、厚1.4厘米［10]。北京房山金陵遗址中也发现过3片这种简册式的残册版，汉白玉质。一片残长6、宽3.7、厚2.4厘米，残存“一月丑”三字；另一片残长9、宽3.6、厚2厘米，残存“英文睿德”四字；还有一片残长6、宽2.4、厚2.4厘米，残存“氏威时”三字［11]。这3片残册虽然难窥全豹，但可以证明金陵（至少是迁都燕京以后）也有葬册制度。 （二）B型：石碣（卧碑）形 清初屈大均记载：五代十国南汉高祖墓中有碑形哀册，“一碑当B门中立，辞称高祖天皇大帝哀册文”［12]。2004年，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广州番禺新造镇小谷围岛上发掘了南汉高祖的康陵，在其前室靠近甬道处有一座卧形石碑，高115、宽154、厚20厘米，其上刊刻“高祖天皇大帝哀册文”［13]，揭示出哀册的另一种形式（图二）。 （三）C型：墓志形 民国时期，在内蒙古巴林右旗辽庆陵中先后发掘出辽圣宗、圣宗仁德皇后、圣宗钦爱皇后（《辽史》作“钦哀皇后”）、辽道宗、道宗宣懿皇后的汉文哀册以及辽道宗和宣懿皇后的契丹文哀册［14]。这些哀册和普通墓志一样做成一合。以圣宗哀册为例，册石长133.2×133.0、厚22.3厘米，楷书；盝顶式盖，篆书“文武大孝宣皇帝哀册”，四边饰十二神和花卉［15]（图三）。辽朝帝后的这几组哀册，不仅在形式上与习见的墓志完全相同，内容也与同期墓志相近。 二、册、宝并用 司马彪《后汉书·仪礼志》中没有关于天子葬用谥宝的记载，推测东汉时期可能尚无此制，但其中有“诸侯王、列侯、始封贵人、公主薨，皆令赠印玺，玉柙银缕”等语［16]，惟其印玺文字不详，无法判定是否为谥宝。《晋书·礼志》记载：曹丕称帝，追尊曹草为太祖武皇帝，“刻金玺、追加尊号，不敢开埏，乃为石室，藏玺埏首，以示陵中无金银诸物也”［17]。曹丕所进之金玺，如果镌刻有“武帝”等庙谥文字，应该是皇帝谥宝之制的滥觞。 不晚于中唐，谥册、谥宝并用之制已经定型。杜佑《通典》引《大唐元陵仪注》记载唐代宗葬仪：梓宫启行，“礼官一人引符宝郎一人，主宝二人，以赤黄褥案进取谥宝；又礼生二人，亦以赤黄褥案进取谥册。礼官授之，并随礼官先诣册车，安置其旧宝册，准次取置于车”。“梓宫降自羡道……龙輴既出，礼仪官分赞太尉、礼仪使奉宝、册、玉币，并降自羡道至元［玄]宫。太尉奉宝绶，入跪奠于宝帐内神座之西，俯伏，兴。礼仪使以谥册跪奠于宝绶之西，又以哀册跪奠于谥册之西，又奉玉币跪奠于神座之东，并退出复位。礼生引将作监、少府监入陈明器、白幰弩、素信幡、翣等，分树倚于墙，大幡置于户内”［18]。这段文字明确了唐代宗（崩于大历十四年，779年）兼用谥宝和谥册随葬。
图二// 石碣形哀册 （广东广州南汉康陵前室，自北向南摄）
图三// 辽圣宗哀册 （内蒙古巴林右旗出土，辽宁省博物馆藏） 四川成都老西门外五代十国前蜀高祖永陵中出土了白SE大理石质的简册型哀册和谥册，还出土一枚白玉质蹲龙钮玺印，长11.7、宽 10.7、含钮通高11.1厘米，其印文曰：“高祖神武圣文孝德明惠皇帝谥宝”，篆书音刻，贴金［19]。从印文来看，这是一方谥宝，而不是实用玺印。王建墓提供了帝王陵墓中册、宝并用的实证。 据《大明会典》和明朝历代《实录》等文献记载，明朝帝后大葬，梓宫入玄宫安奉毕，依制陈设谥册、谥宝。如《明仁宗实录》记载太宗（成祖）葬礼：“奉迁梓宫入皇堂安奉讫，内侍捧谥册、宝置于前，陈列明器等毕，行赠礼。”［20]无论是文献记载、还是出土实物，都证明此时已无哀册之制，帝后随葬只有谥册。 北京昌平明神宗定陵出土帝后谥册七副，其中木质四、锡质三副。木谥册分别为神宗一副，以光宗名义奉上；孝端皇后二副，分别为神宗赠谥“孝端皇后”一副和以熹宗名义奉上带全部尊谥号者一副；孝靖皇太后一副，以熹宗名义奉上。木谥册以檀香木板制成，每副十版，版长28、宽12、厚1厘米，原木不加髹饰，上刻谥文。谥册用织金包袱包裹，置于盝顶金漆匣内，匣外以罗面夹袱包裹，放置在随葬器物箱内。锡谥册中有孝端皇后一副，文字内容同神宗赠谥之木册；孝靖皇后二副，一副文字内容同木谥册，另一副已氧化成碎块，“从所置放箱的形状及同出器物来看，当属孝靖后死时随葬”［21]，这副残册应该是孝靖皇太后以皇贵妃礼初葬东井时所用。 定陵出土谥宝四方，梨木质、不髹漆，宝面方形，龙钮，包装方式与谥册相似，置于随葬品箱中（孝靖皇后册、宝同置于一箱，其余一宝一箱）。出土时有3方谥宝保存较好，大小略同，其中孝端皇后一方最大，通高15.5、长宽各13.5厘米。阳文篆书宝文分别为“神宗范天合道哲肃敦简光文章武安仁止孝显皇帝之宝”、“孝端贞恪庄惠仁明媲天毓圣显皇后宝”、“孝靖温懿敦让贞慈参天胤圣皇太后宝”，可知分别属于三位墓主。另有一方谥宝仅存残钮，出土于X10中，发掘报告认为：“这一残宝，从出土位置来看，虽然靠近孝靖后棺椁一侧，但它很可能是属于孝端皇后的。原来它也是单独放在一个随葬器物箱内，可能是在下葬时抬箱入玄宫，误放于孝靖后椁侧的，或者另有原因。”［22]事实上，该谥宝并没有放错位置，它应该属于孝靖皇太后，是其初葬东井时所用的皇贵妃谥宝，所镌文字应为其初谥之号“温肃端静纯懿皇贵妃宝”，和前述残锡谥册配套［23]。 明初之制：“宗室本支蕃衍，每有丧礼，所用谥宝册、铭旌、明器俱下工部委所司制造”；明成化五年（1469年）六月，礼部奏上省简新例，但“亲王、郡王谥宝册仍下工部所司促办”［24]。因此，明代亲王陵墓中也应该皆有谥册、谥宝随葬。各地清理发掘的明代亲王墓葬中往往有谥册、宝，但各藩王墓所揭示的具体使用制度却不尽相同。兹以几座发掘时保存完好者为例说明。 山东邹城鲁荒王陵（卒于明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出土木质贴金“鲁王之宝”一方，龟钮，通高4、长宽各10.2厘米，置于玄宫前室后部的红漆案上［25]。 湖北荆州湘献王（自焚于明建文元年，1399年）衣冠冢（成祖即位后改谥追建）中出土谥宝一方，木质，文曰“湘献王宝”［26]。 四川成都蜀悼庄世子墓（卒于明永乐七年，1409年）出土木质谥册、宝各一件，谥册两片，各长24.2、宽10、厚1厘米；谥宝龟钮，边长10.8、通高7.9厘米，阳文篆刻“蜀悼庄世子宝”［27]。 湖北武昌楚昭王陵（卒于明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出土鎏金铜册二副，一副是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的谥册，两页对折；另一副是洪武三年（1370年）分封墓主为楚王的封册。二册形制、大小相同，册页长24.7、宽10.15、厚0.5厘米，共置于一个木盒中，封册在下，谥册在上。册盒置于雕刻龙纹石函中，放在棺床前的石几案上。同墓中还出土木质贴金“楚昭王宝”谥宝一方，龟钮，通高7.5、长宽各10.5厘米，置于石函前盝顶木册匣中［28]。 湖北钟祥梁庄王陵（卒于明正统六年，1441年）出土镀金银册一副，册页长23、宽9.1、厚0.4厘米，两页对折，为宣德八年（1433年）册封王妃魏氏的封册。该墓中未发现二位墓主的谥册和谥宝［29]。 江西南城益端王陵（卒于明嘉靖十八年，1539年）出土残朽木质谥册一副，音刻谥文，烫以金粉，有“谥曰端”等字。册置于涂金小木匣中，外盛以红漆小木箱，置于玄宫后室棺床东侧（益端王棺所在一侧）的小石座上［30]。 明制：亲王之封册金质，两片；“其宝用金，龟钮，依周尺方五寸二分，厚一寸五分，文曰某王之宝”［31]。从上述几座王陵出土的谥册和谥宝来看，基本都符合这一定制，惟册文内容不同、宝文用谥号。 按礼制，明代亲王应该都有谥册和谥宝随葬，但宁献王、梁庄王、益庄王、益宣王这几座发掘前未经盗扰的陵墓中却未发现谥册、宝；鲁荒王陵中未见谥册及圹志（墓道未经正式发掘），所随葬之宝文曰“鲁王之宝”，并不是“谥宝”，应该是亲王宝玺的明器；楚昭王陵中兼以实用受封册随葬，亦属少见之例。上述王陵中的木质随葬品大多保存不佳，有木质册、宝已经朽坏无存的可能。另外，如果到墓主下葬时朝廷赠谥未行，那么以铭载谥号为核心的谥册、宝就无法制作并随葬，江西南城益定王陵（卒于明崇祯七年，1634年）大概就属于这种请况。益定王圹志虽题由“翰林院奉敕撰文”，但首行谥号处却空缺一字，作“大明益□王圹志”，志盖亦仅写作“大明益国王圹志”，无谥号；定王次妃圹志也作“益□王待追封次妃王氏圹志铭”［32]；可知他们落葬时，朝廷尚未赐定王之谥、王妃也尚未追晋封。再有，谥册、宝的制作耗时废工，有时“累月不成，比成，遣官赍送或已不及葬期”［33]。在这种请况下，墓葬中也不可能发现谥册、宝。 关于明陵中谥册、宝的陈设位置，鲁荒王陵是在玄宫前殿案上，楚昭王陵是在棺床前石几案上，益端王陵是在棺床侧的小石台上，而神宗定陵则全部置于棺床上的随葬品箱中（图四）。神宗册宝分别放在其外棺北侧、与孝端皇后外棺夹道之间第18、19号箱中（这个区域共有3个随葬品箱，另外一箱即第20号箱内装甲胄、刀箭等）；孝端皇后谥宝和两份木谥册分别放在其外棺北侧的第3、4、5号箱中，锡谥册放在棺床南端第7箱中；孝靖皇后木质谥册、宝分别放在其外棺南侧的第10、12号箱中，锡谥册放在其外棺南侧第11号箱和棺床南端第7号箱中。《大明会典》记载帝后葬仪：“梓宫入皇堂安奉讫，内侍捧谥册、宝置于前”［34]，似应有一个固定的位置。谥册、宝关乎国家祭葬大典，正常请况下不会置于器物箱内混杂于一般随葬品中；两位皇后的锡册和其他锡质明器同置于7号箱中，更是匪夷所思。《明熹宗实录》泰昌元年（1620年）十月初三日条下有“葬神宗显皇帝、孝端显皇后于定陵，孝靖皇太后祔”的记录，但却没有陈设册、宝的相关记载［35]；结合几位亲王册、宝的摆放位置分析，可以认定明定陵之册、宝并未安放如仪。益端王谥册放在特制的小石台上，应该是最正规的摆设方式；鲁荒王、楚昭王二宝置于几案，则是象拟生前。从《定陵》的玄宫“遗迹遗物分布图”、“随葬品统计表”、发掘现场照片以及有关文字来判断，玄宫中殿帝后石质神座两旁的石台上空而无物，它们原本应该是为安放帝后谥册、谥宝的盝匣而设，但最终虚置。定陵中这种舛差的出现是万历后期纲纪败坏、礼制紊乱的直接结果。 清代之制，帝后以檀香木谥册、宝随葬，最迟从圣祖景陵开始，各陵地宫中都有专门用于陈放册、宝的汉白玉雕须弥座式石台案。清雍正元年（1723年）九月初一日，清圣祖大葬，孝恭仁皇后（世宗生母）梓宫随祔，“奉安梓宫于各宝床，陈册、宝于各石案毕，恭闭元［玄]宫石门”［36]。清乾隆二年（1737年）三月初二日，“奉移世宗宪皇帝梓宫龙輴由隧道入地宫奉安宝床，次奉孝敬宪皇后梓宫升龙輴入地宫安奉宝床……册、宝各设于两旁石案，乃掩闭元［玄]宫石门”［37]。关于清代帝后陵墓中册宝石台的位置，从已经清理发掘的实例来看，高宗裕陵是在地宫前殿（明堂券）的东西两侧，德宗崇陵是在地宫后殿（金券）棺床前的东西两侧（清代帝陵玄宫通常为前中后三室），慈禧太后定东陵是在地宫（单室）的东南和西南两角。另据“样式雷”工程档案图显示，清宣宗慕陵地宫为单室结构，其册宝石台亦安设在东南和西南两角［38]。
图四// 明神宗定陵玄宫中殿后部神座石台分布图 （改绘自《定陵》，文物出版社1990年） A.神宗宝座 B.孝端皇后宝座 C.孝靖皇太后宝座1.册宝台 2.黄琉璃五供 3.青花龙纹缸（万年灯） 三、墓志 墓志，也称圹志、墓志铭，其源头可上溯至东汉，东晋已经多见。原是以“素族无名策，故以纪行述耳”；“将以千载之后陵谷迁变，衣后人有所闻知”［39]。南北朝时期圹志基本定型，一般为正方形，上盖下身，并为一合。盖盝顶、镌志名，多用篆体；志石面正方，刻文记墓主姓氏爵里、世系履历、嘉行懿德、功业政绩、生卒年月、葬地方位等，通常还有四言押韵颂辞，字多用楷体。 陕西咸阳北周孝陵中出土的北周武帝宇文邕墓志，盖篆“大周高祖武皇帝孝陵”，志石边长850、厚11厘米［40]。这是目前已知年代最早的皇帝墓志实例，也是罕见的皇帝使用墓志之例。同墓合葬的武德皇后阿史那氏圹志，盖篆“周武德皇后志铭”，志石边长480、厚9厘米。孝陵中出土“天元皇太后玺”一方，但未见谥策、谥宝。一般认为，帝后等高级贵族既有哀策、谥策，就没必要再用石志。南朝齐高帝建元二年（480年）九月，“葬皇太子妃裴氏休安陵。时议衣立石志，不出礼典……储妃之重，礼殊恒列，既有哀策，谓不须石志”［41]。这是王俭以“施石志于圹内，古无此制”为由，反对皇太子妃墓用圹志。此后，自唐宋迄于明清，帝后陵墓中皆不用圹志。五代十国南汉康陵立碑于墓门，功用同墓志，但其自名曰“哀册”；辽庆州三陵出土的墓志形物也自名为“哀册”。 唐代墓志已经普遍使用，但仍然是以俗例、而不是以国家礼制的方式而存在，这是“古礼”对“今俗”的一种容纳。唐代册、志之用表现出明显的等级差异。公主或追封公主的墓葬一般使用墓志，已发掘之例如高祖之女房陵大长公主墓［42]，太宗之女长乐公主墓［43]、新城公主墓［44]，中宗之女永泰公主墓［45]等。太子的请况复杂一些，废太子用圹志，如太宗废太子李承乾墓［46]；曾经被废而后追复位号平反迁葬者有的用圹志，如高宗之子章怀太子李贤墓［47]，也有的用玉册，如中宗之子懿德太子李重润墓［48]、节愍太子李重俊墓［49]。睿宗之子惠庄太子李撝、让皇帝李宪的陵墓中各用玉册［50]，二人位号皆为死后追封。薨于本位的宪宗惠昭太子李宁墓中也用玉册［51]。这些实例证明册高于志，在唐代是皇帝及其储贰或地位相当者所专用。卒于唐天宝十一年（752年）的玄宗长子李琮之册比较特殊，他死后追赠靖德太子，葬渭南细柳原，肃宗即位“诏追册为奉天皇帝，妃窦氏为恭应皇后，备礼改葬于华清宫北齐陵”［52]。西安大唐西市博物馆收藏有其哀册，为墓志形，边长91、厚18厘米，题曰“大唐赠靖德太子哀册文”［53]。这是早于辽代的以志形而称册之例。 吉林省和龙市龙海的两座大型石室墓中分别出土有渤海国第二代王之孝懿皇后、第九代王之顺穆皇后的墓志。其中顺穆皇后墓志为砂岩质，略呈圭形，宽34.5、高55、厚13厘米，汉字楷书，内有“建兴十二年七月十五日迁安□陵”等字［54]。这说明唐代渤海国皇后有用墓志之例，但其形制比较特殊。 唐季以来，古丧葬之礼受到进一步的冲击，宋人以“孝子无以扬先人之德，刻石纪功，亦不必纯用古制也”，而认为圹志可用［55]。但圹志的使用范围仅上至王及其配偶，如十国吴越武肃王母水邱氏墓［56]、吴越文穆王妃康陵［57]，以及大量的宋代皇室亲王及其夫人等［58]，未见帝后陵墓使用圹志之例。 明神宗定陵出土圹志一副，位于玄宫后殿西壁南端棺床下、孝靖皇太后椁头西南约1米处，石质，长64、宽63.5、盖身各厚13厘米。盖篆“大明温肃端静纯懿皇贵妃王氏圹志”，志石楷书志文，为墓主初葬东井所用，迁葬定陵时一并移入。定陵墓道等处均经发掘，未见神宗和孝端皇后的墓志，也未见孝靖皇后皇太后身份的墓志，证实明代帝后不用圹志。明制皇贵妃以下例有圹志，除定陵外，北京西郊金山熹宗三妃合葬墓、神宗七嫔合葬墓等妃嫔墓中都出土过圹志［59]。 从已清理发掘的明代亲王墓来看，墓志普遍使用于这一等级人中。有些未经盗扰的亲王墓中可见圹志和谥册兼用，如江西南城的益端王墓等，说明在使用制度的层面上，册、志已不互相排斥。目前已知明代亲王圹志有两种形式。 A型：两石相合（两块正方形石板组合），主要实例有： 湖北江陵辽简王陵（卒于明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圹志，竖立于玄宫门前长方形石座内。志盖音刻“故辽简王之墓”，描黄，连同志文皆为楷书；周边饰线刻龙纹。志盖及身大小相等，长80、宽78、厚2.8厘米［60]。 梁庄王陵石质圹志两方，东西并列竖嵌在墓道终端、墓室门上的砖墙中。梁王志盖长73、宽72.7、厚10.6厘米，楷书“梁庄王墓”四字，音刻填朱；志身长宽各72.5、厚10.2厘米，音刻楷体志文填朱。王妃志盖长58、宽57.5、厚10.5厘米，楷书“大明梁庄王妃圹志文”九字，音刻填朱；志身长宽各58、厚10.5厘米，音刻楷体志文填朱［61]。 江西新建宁献王陵（卒于明正统十三年，1448年）圹志在墓门前砖台上，长宽各91厘米，盖篆书“故宁献王圹志”，楷书志文，周边线刻龙纹［62]。 山东长清德庄王陵（卒于明正德十二年，1517年）圹志两方位于墓门内封堵墙上，石灰岩质、正方形，各以两道铁箍套束。德王墓志及盖边长70、盖厚12厘米，边框音线刻二龙戏珠纹，中音刻篆书“德庄王圹志铭”；志厚13厘米，边框音线刻二龙戏珠纹，中音刻楷书志文。德庄王王妃刘氏志盖边长47.7、厚9厘米，边框音刻云凤纹，中篆体朱书“大明宗室德王妃刘氏之墓”；志边长48.5、厚9.5厘米，边框音刻云凤纹，中音刻朱书楷体志文［63]。 湖北南漳襄庄王陵（卒于明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圹志边长61、厚24厘米，四周线刻二龙戏珠纹，志盖铭刻篆书“皇帝御制襄庄王圹志文”10字；征集襄康王（卒于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墓志盖边长62、厚15厘米，线刻龙纹边饰，中铭篆书“皇帝御制襄康王圹志文”10字［64]。 江西南城益端王陵圹志两副，分别放置于墓室后壁的两个壁龛中，各与墓主棺位相对应。端王圹志盖及身长76.5、宽76.2、厚17.5厘米，皤石质，盖篆书“大明益端王圹志”，志身音刻楷书志文。王妃彭氏圹志盖及身长 76.1、宽76.3、厚 10.7厘米，形式同王圹志［65]。益庄王陵（卒于明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圹志三副，皤石质，置于棺床前。中为庄王、东为王妃王氏、西为继妃万氏，各与墓主棺位相对应。三志形式相同，篆盖、楷书志文，边框饰线刻龙纹或凤纹，庄王圹志边长67、王氏圹志边长70、万氏圹志边长72、厚皆为10.5厘米［66]。益宣王陵（卒于明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圹志三副，白矾石质，置于石灰椁室前墙外砖砌圹中。中为宣王、东为元妃李氏、西为继妃孙氏，各与墓主棺位相对应。三志形式相同，篆盖、楷书志文，边框有线刻云龙纹，其中宣王志长100、宽93、厚17厘米，二妃圹志尺寸相同，边长90、厚17厘米［67]。益定王陵三座椁室的前墙外各坚青石圹志一方，盖、身对合，束以铁箍；各长96、宽76、厚2厘米，志盖分别篆书“大明益国王圹志”、“大明册封益王元妃黄氏圹志”、“大明益王次妃王氏圹志铭”，楷书志文，边框饰以线刻龙纹［68]。 河南新乡潞简王陵（卒于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玄宫后室石门外残存潞简王圹志，志盖已失，志身边长87、厚17厘米［69]。 夫妻合葬通常各有墓志，2005年在湖北钟祥发掘的明郢靖王陵则是王与王妃共用一合墓志，盖题“郢靖王墓”，置于墓门之前［70]。郢靖王夫妻合用墓志，可能与王妃殉死、与王同时下葬有关。 B型：碑碣形，主要实例有： 楚昭王圹志，上圆下方，连座通高100、宽51.5、厚10.3厘米，刻楷书志文填朱，额篆“大明楚王圹志”，周边线刻龙纹，坚立于棺床前的石几案前［71]。 蜀悼庄世子圹志，额篆“故蜀悼庄世子圹志”，旁饰龙纹，志文楷书，石高104厘米，下有底座，高46厘米；竖立于玄宫后室前左檐柱下［72]。 蜀僖王圹志，额篆“大明蜀僖王圹志”，旁饰龙纹，志文楷书，石高148、宽80、厚13厘米，下有底座，高44厘米，竖立于墓室第一道门内［73]。 1991年发掘的蜀昭王陵中也有王及王妃的碑碣形残碎圹志出土［74]。 山西太原晋藩广昌悼平王及王妃合葬墓中同时出土A、B两型圹志，悼平王（卒于明宣德二年，1427年）圹志为A型，王妃杨氏（卒于明天顺二年，1458年）、嗣王生母刘氏（卒于明成化八年，1472年）二志为B型［75]。就此墓而言，广昌王等级高于二妃；但如果从各藩亲王陵墓来看，A、B两型志石应该没有等级上的差异，但楚藩小件碑碣形圹志明显简朴。和墓葬结构一样，明代各藩府圹志形式也是自成一格，如楚藩自永乐至崇祯圹志皆为B型即典型一例。同类圹志大小不一，应该不关乎等制，但卒于明崇祯七年（1634年）的益定王圹志仅厚2厘米，远逊于同藩端、庄、恭、宣诸王，与随葬品衰退的整体趋势暗合，也是国势寖弱的一种反映。 有不少明代藩王陵墓已毁、甚至久失基址所在而志石尚存者，因已失出土位置，仅作参考，此处暂不讨论［76]。 圹志的安放位置，晋唐以来一般都是在墓室或墓B前面、墓道近终端处。明代妃嫔、亲王圹志位置呈多样化，郢靖王、宁献王、辽简王、梁庄王、德庄王等圹志置于墓门前墓道内或墓门上方，与古制基本相合。金山熹宗三妃、神宗七嫔圹志皆置于棺床后靠近墓室后壁处［77]，应该是适应多人合葬、使志石与墓主之棺相对应而然。蜀悼庄世子、潞简王圹志在玄宫后殿（棺室）门前；后来蜀藩诸陵皆改置于玄宫第一道门内。益端王及王妃圹志在玄宫后壁壁龛中，楚昭王、益庄王及王妃圹志在棺床前，益宣王、益定王及其王妃圹志在椁室的前面（棺尾）。就安放位置而言，明代帝后、妃、亲王等似无统一规则。 清代亦未见帝后用墓志之例。清早期下嫁外藩的一些公主的墓志在内蒙古等地有所发现，亲王墓志则比较少见。天津蓟县黄花山清代皇子园寝中出土过清世祖第四子和硕荣亲王的圹志，二石一合，篆盖及楷书志文皆为满汉两体文字。 明末谢肇淛说：“古礼之尚行于今者，丧得十七，昏得十五，至于祭则苟然而已，冠则绝不复举矣。”［78]从前文中可以看出，汉以后帝王的丧葬礼俗与上古相比大有变异，其间礼制不断容纳世俗因素，册（策）因袭古礼制，虽代有损益，但相沿至清代；谥宝自唐代以来成为定制，志的生命力更强、使用范围也更广。在“古礼”与“今俗”的互动中，历代帝王的丧葬礼制也在逐渐变化发展。 ［1]晋·司马彪：《后汉书志·仪礼下·大丧》，见宋云彬等点校本《后汉书》第11册，中华书局1965年，第3145页。 ［2]唐·房玄龄等著、吴则虞等点校：《晋书》卷五一《束皙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1433页。 ［3]宋·薛居正等著、朱东润等点校：《旧五代史》卷一四三《礼志下》，中华书局1976年，第1910页。 ［4]冯汉骥：《论南唐二陵中的玉册》，《考古通讯》1958年第9期。 ［5]刘向阳：《唐代帝王陵墓》，三秦出版社2003年，第326页。 ［6]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丰台唐史思明墓》，《文物》1991年第9期。 ［7]［8]南京博物院：《南唐二陵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57年，第82～90页。 ［9]清·徐松：《宋会要辑稿》卷七三四六《礼二九·历代大行丧礼》，据北平图书馆影印本复制重印本第2册，中华书局1957年，第1064～1065页。 ［10]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宋太宗元德李后陵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88年第3期；孙新民：《宋元德李后陵中的玉册及册匣考》，《华夏考古》1990年第2期。 ［11]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金代皇陵》，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126页。 ［12]清·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一九《坟语·刘龑墓》，中华书局1985年，第495页。 ［13]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广州南汉德陵、康陵发掘简报》，《文物》2006年第7期。 ［14]金毓黻：《辽陵石刻集录》，奉天图书馆1934年。 ［15]辽宁省博物馆：《辽宁省博物馆藏碑志经粹》，文物出版社2000年，第176、301页。 ［16]晋·司马彪著、宋云彬等点校本：《后汉书志·仪礼下》，“诸侯王列侯始封贵人公主薨”，中华书局1965年，第3152页。 ［17]唐·房玄龄等著、吴则虞等点校本：《晋书》卷二○《礼志中》，中华书局1974年，第632页。 ［18]唐·杜佑：《通典》卷八六《礼四六·丧制之四》，影印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十通”本，第464页；《荐车马明器及棺饰》、《葬仪》，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469页。 ［19]冯汉骥：《前蜀王建墓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2年，第76页。 ［20]《明仁宗实录》卷五上，《永乐二十二年十二月壬子》，据国立北平图书馆红格钞本缩微卷校印本《明实录》第9册（以下简称校印本《明实录》），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第171页。 ［21]［2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定陵》，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229、230页。 ［23]刘毅：《明代帝王陵墓制度研究》，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37页。 ［24]《明宪宗实录》卷六八，《成化五年六月乙卯》,校印本《明实录》第23册，第1351～1352页。 ［25]山东省博物馆：《发掘明朱檀墓纪实》，《文物》1972年第5期。 ［26]荆州博物馆：《湖北荆州明湘献王墓发掘简报》，《文物》2009年第4期。 ［27]成都明墓发掘队：《成都凤凰山明墓》，《考古》1978年第5期。 ［28]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武昌龙泉山明代楚昭王墓发掘简报》，《文物》2003年第2期。 ［29]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梁庄王墓》，文物出版社2007年，第200～202、205页；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北钟祥明代梁庄王墓发掘简报》原作“鎏金铜册”，《文物》2003年第5期。 ［30]江西省博物馆：《江西南城明益王朱祐槟墓发掘报告》，《文物》1973年第3期。 ［31]清·张廷玉等著、郑天挺等：《明史》卷六八《舆服志四·亲王册宝》，中华书局1974年，第1660页。 ［32]江西省文物工作队：《江西南城明益定王朱由木墓发掘简报》，《文物》1983年第2期。 ［33]《明宪宗实录》卷六八，《成化五年六月乙卯》，校印本《明实录》第23册，第1351页。 ［34]明·申时行等重修：《大明会典》卷九六《礼部五十四·丧礼一》，影印明万历十五年刊本第3册，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9年，第1499页。 ［35]《明宪宗实录》卷二，《泰昌元年十月丙午》校印本《明实录》第66册，第74页。 ［36]《清世宗实录》卷一一，《雍正元年九月丁丑》影印皇史宬等处旧藏清抄本《清实录》第7册，中华书局1985年，第196页。 ［37]清·昆冈等修：《（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四六○，《礼部·丧礼·世宗宪皇帝大丧仪二》，据光绪二十七年外务部石印本影印本第6册，中华书局1991年，第219～220页。按，此处记世宗大葬为乾隆二年三月初三日，《清高宗实录》卷三八则记为初二日，以《实录》为是。 ［38]该图见刘敦桢：《易县清西陵》，载《刘敦桢文集》第二卷，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4年。 ［39]唐·封演：《封氏闻见记》卷六，《石志》，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862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444～445页。 ［40]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北周武帝孝陵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97年第2期。 ［41]唐·许嵩著、张忱石点校本：《建康实录》卷一五，中华书局1986年，第585页。 ［42]安峥地：《唐房陵大长公主墓清理简报》，《文博》1990年第1期。 ［43]昭陵博物馆：《唐昭陵长乐公主墓》，《文博》1988年第3期。 ［44]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唐昭陵新城长公主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97年第3期；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唐新城长公主墓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4年。 ［45]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唐永泰公主墓发掘简报》，《文物》1964年第1期。 ［46]昭陵博物馆：《唐李承乾墓发掘简报》，《文博》1989年第3期。 ［47]陕西省博物馆等唐墓发掘组：《唐章怀太子墓发掘简报》，《文物》1972年第7期。李贤墓出土圹志两方，其一是被迫自杀、初葬巴州的“大唐故雍王墓志之铭”，其二是追复太子位号并迁柩陪葬乾陵的“大唐故章怀太子并妃清河房氏墓志铭”。 ［48]陕西省博物馆等唐墓发掘组：《唐懿德太子墓发掘简报》，《文物》1972年第7期。 ［49]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唐节愍太子墓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4年。 ［50]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唐惠庄太子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99年第2期；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唐惠庄太子李撝墓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4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唐李宪墓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5年。 ［51]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唐惠昭太子陵发掘报告》，三秦出版社1992年。 ［52]五代晋·刘昫等著、朱东润等点校：《旧唐书》卷一○七《玄宗诸子·奉天皇帝琮》，中华书局1975年，第3258页。欧阳修等著《新唐书》卷八二《十一宗诸子·奉天皇帝琮》记其薨于天宝十载。李琮哀册文中有“维天宝十一载岁次壬辰五月丁未朔二日戊申，庆王薨于大明宫十王院”等语，因此其卒年当以天宝十一年为是，《新唐书》误。 ［53]胡明曌：《内容有涉大明宫的三方唐代墓志》，《考古与文物》2010年第5期。 ［54]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吉林和龙市龙海渤海王室墓葬发掘简报》，《考古》2009年第6期。 ［55]宋·赵令畤著、孔凡礼点校本：《侯鲭录》卷六《石志起颜延之王球石志》，中华书局1986年，第153页。 ［56]明堂山考古队：《临安县唐水邱氏墓发掘报告》，《浙江省文物考古所学刊》1981年，文物出版社1981年。 ［57]杭州市文物考古所等：《浙江临安五代吴越国康陵发掘简报》，《文物》2000年第2期。 ［58]周到：《宋魏王赵頵夫妻合葬墓》，《考古》1964年第7期；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北宋皇陵·附录三》，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年。 ［59]考古研究所通讯组：《北京西郊董四墓村明墓发掘记——第一号墓》、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京郊发掘团专家组：《北京董四墓村明墓发掘续记——第二号墓》，均载《文物参考资料》1952年第2期；刘经义等：《明代妃嫔陵园及圹志》，《故宫博物院院刊》1980年第2期。 ［60]荆州地区博物馆等：《江陵八岭山明代辽简王墓发掘简报》，《考古》1995年第8期。 ［61]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北钟祥明代梁庄王墓发掘简报》，《文物》2003年第5期；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梁庄王墓》，文物出版社2007年。 ［62]陈文华：《江西新建明朱权墓发掘》，《考古》1962年第4期。 ［63]济南市文化局文物处等：《山东长清县明德王墓群发掘简报》，《考古学集刊》第11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 ［64]襄樊市考古队等：《明襄阳王墓调查》，《江汉考古》1999年第4期。 ［65]江西省博物馆：《江西南城明益王朱祐槟墓发掘报告》，《文物》1973年第3期。 ［66]陈文华：《江西南城明朱厚烨墓发掘简报》，载江西省博物馆编《江西省考古资料汇编·封建社会部分》（下），1977年内部刊印。 ［67]江西省文物工作队：《江西南城明益宣王朱翊鈏夫妇合葬墓》，《文物》1982年第8期。 ［68]江西省文物工作队：《江西南城明益定王朱由木墓发掘简报》，《文物》1983年第2期。 ［69]河南省博物馆等：《新乡市郊明潞简王墓及其石刻》，《文物》1979年第5期。 ［70]院文清等：《湖北省钟祥市明代郢靖王墓发掘收获重大》，《江汉考古》2007年第3期。 ［71]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武昌龙泉山明代楚昭王墓发掘简报》，《文物》2003年第2期。 ［72]成都明墓发掘队：《成都凤凰山明墓》，《考古》1978年第5期。 ［73]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明代蜀僖王陵发掘简报》，《文物》2002年第4期。 ［74]王毅等：《成都地区近年考古综述》，《四川文物》1999年第3期。 ［75]戴尊德：《山西太原七府坟明墓清理简报》，《考古》1961年第2期。 ［76]这类志主有鲁靖王（藏山东邹城孟庙，志文著录于山东省博物馆：《发掘明朱檀墓纪实》之“附录”，《文物》1972年第5期；已出土的鲁藩其他亲王、郡王墓志亦存于孟庙），宁康王和淮藩靖王、康王、恭王以及益恭王（均藏江西省博物馆，志文著录于陈柏泉：《江西出土墓志选编》，江西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454、503～508、516～517页），福忠王（河南孟津县文物管理委员会征集，志文著录于李宪奇等《明福王朱常洵圹志》，《中原文物》1987年第3期）等。 ［77]考古研究所通讯组：《北京西郊董四墓村明墓发掘记——第一号墓》、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京郊发掘团专家组：《北京董四墓村明墓发掘续记——第二号墓》，均载《文物参考资料》1952年第2期。 ［78]明·谢肇淛：《五杂俎》卷一四《事部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第293页。 作者简介 刘毅（1964－），男，南开大学考古学与博物馆学系主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陶瓷考古、中国古代陵墓考古、博物馆学。 基金项目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2012）一般项目《明代藩王陵墓的考古学研究》（12BKG012）中期成果之一。 原载《东南文化》 2012年第5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