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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吉林省南部有一个美丽的城市通化市，通化市东接白山市，西与辽宁省的本溪、抚顺、丹东等市相邻，南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慈江道隔鸭绿江相望，北连辽源市、吉林市，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通化的名称始于1877年，通化的 “通”字，含有贯通之意，“化”字则为教化，也就是要用所谓的“仁德、仁政”之类去教化百姓，含有通归王化的意思。

不过大清王朝并没有给中国百姓多少安居乐业，反而在后期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苦难与屈辱，真正能够给中国人民带来安居乐业的是新中国，新中国不仅使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而且使中国人民知道革命先烈的浴血牺牲才诞生了新中国。

1958年，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国家公祭在吉林省通化市举行。

有人要问，新中国的第一次国家公祭为什么不选在北京或者其他大地方，而选在一个偏僻的东北小城呢？

因为这里是杨靖宇将军牺牲的地方，而这次的公祭对象便是杨靖宇将军。

杨靖宇将军在异常艰苦、残酷的斗争环境下，率领东北抗联与日军奋战，日军根本没有办法抓到杨靖宇。

日军也知道堡垒最容易从内部被攻破，在关键的时候，杨靖宇身边一个重要的人物叛变了，这个人物就是叛徒程斌，程斌的叛变使杨靖宇陷入绝境而被捕牺牲。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在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指示下，张学良的40万东北军没有进行任何有效的抵抗，便被不到3万的日军占领了整个东北。

面对这次前所未有的民族危机，很多东北的民众拿起武器奋力抵抗，他们自发组织起来打击日寇，民众的抗日热请虽高，然而缺少有效的组织，对日军的威胁不大。

当时的中共中央认识到这一点，认为只有将东北的抗日力量组织起来，才能有效对抗日本人，也可以有效策应关内的抗日斗争，于是派杨靖宇前往东北组织抗日斗争。

杨靖宇于1905年2月出生，原名马尚德，字骥生，河南省确山县李湾村人，是鄂豫皖苏区及红军的创始人之一，具有非常强的组织能力和军事指挥能力。

1932年，杨靖宇受中共中央委托到东北组织抗日联军，杨靖宇到东北后，凭着自己的能力和魄力，很快整合了东北各地的抗日力量，创建了以磐石红石砬子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东北的抗日形势大为改观。

1933年，杨靖宇开始仿照关内红军的经验，依据根据地成制建组织野战机动力量，他组建了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亲自担任师长。

那是日军在东北的力量相当强大，但主要集中在大中城市，在广大的农村以及山区，日军的力量很难达到。而另一方面，刚开始日军对抗日武装也瞧不上眼，因为抗日的力量都是贫困的山区活动，武器装备差，没有足够的给养，很难威胁日军占据的大中城市。

在这一段时间，杨靖宇正是用“农村包围城市”的思想与日军作战，所以抗日的武装越来越强大，而杨靖宇的名气也越来越大。

1935年8月，中共满洲省委决定，以党领导的东北人民革命军、抗日联合军和游击队为基础，联合其他抗日武装成立东北抗日联军，杨靖宇任抗日联军第一军军长兼政委。1936年6月，抗日联军第一、二军合编为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杨靖宇任总司令兼政委。

抗联队伍壮大后，活动在通化周围及奉天（即今天的沈阳）、吉林、安东、丹东一带，同时不断有小股的抗日队伍投奔杨靖宇，抗联给日寇以有力的打击。

这时的日本人开始重视东北抗联的武装力量，他们将称杨靖宇的部队称为“东边道社会治安之癌”，称抗联活动地区为“癌肿地带”。

日本人知道依靠小股的力量已经对付不了抗联，必须调动强大的正规军来对东北抗联实施围剿，当时日本在奉天有一个教导团，教导团是军队中的培训机构，虽然不是王牌部队，但已是不可小觑的力量。

1936年，日寇调来日军奉天教导团，由关东军南满“讨伐”司令官三木少将指挥，汉间“东边道剿匪司令”邵本良配合，妄图消灭我抗日联军。

对于日军的围剿，东北抗联如何实施反围剿，杨靖宇非常有经验，因为杨靖宇在创建鄂豫皖根据地的过程中，红军的力量非常弱小，面对国民党军的围攻都是采取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

在东北抗联面临日军围剿的时候，杨靖宇带领抗联部队不和敌人硬碰，而是采取巧妙迂回的战略战术，避开敌人锋芒，有敌深入，消耗敌军力量，对分散的敌人实施打击。这一战略战术实际上就是关内红军对国民党军反围剿战役战术的翻版。

而且杨靖宇根据东北的地形和气候特点，还发明了密营战术。

密营是指抗联在深山老林的秘密宿营地，储存有粮食、布匹、抢械、要品等赖以生存的物资。这是杨靖宇的一个独特创造，更是抗联孤军对抗日寇长达14年不败的重要原因。

只要密营存在，日本人就消灭不了抗联，密营是东北抗联的生命线。随着东北抗联的壮大，杨靖宇设立的密营越来越多。所以日本人发现，东北抗联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越打越大。

到了1937年，杨靖宇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总指挥兼政委时，基本队伍有六千余人，分布在南满一带开展抗日斗争。卢沟桥事变后，杨靖宇发动西征，经常出击日军，支援关内的斗争。

但是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的军事战略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其军事战略是占领整个中国，而把东北地区作为其最稳固的根据地，日本人认为如果东北内部不稳，将从根本上影响其占领整个中国的计划。

当时看着抗联的日渐壮大，日军认为即使能够消灭东北抗联，必然也会损兵折将得不偿失，而且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所以日军想招降杨靖宇。

日军对杨靖宇放出话来：只要他肯投降的话，不仅曾经的恩怨全部一笔勾销，还会给予相对应的高官厚禄。

但对于日军允诺的高官厚禄，杨靖宇不为所动。日军决定集中兵力围剿。

但是日军出动正规部队又找不到东北抗联，而东北抗联依托根据地的密营可以不断地打击日本人，这令日本人非常头痛。

不过日本人一直不理解东北抗联在日军的围困下，为什么能够在深山老林还能生存。

但是由于艰苦的斗争环境，不断有人叛变，那些叛徒告诉了日军东北抗联在深山老林不被冻死饿死的秘密，就是因为密营的存在。

但是这些叛徒的危害根本不致命，因为对于这些密营的分布，只有杨靖宇等极少数人知道请况，那些叛徒只知道几个密营，对于多数密营的设置一无所知。

这时就有叛徒告诉日本人，东北抗联一师师长程斌是杨靖宇的得力干将，也是杨靖宇最为信任的人，他不仅对杨靖宇最为熟悉，而且对密营的分布也了然于胸，如果能够策反程斌，那么就可以剿灭东北抗联。

日本人一听大为高兴，决定有降程斌。那么程斌到底何许人也呢？

程斌于1911年出生于吉林省伊通县，家庭条件较好，从小受过教育，并考上了长春市自强中学，中学是爱国思想集中的地方，程斌也成为一个热血的爱国青年。

18岁那年，他从长春市自强中学毕业，在那个战乱年代，他能够顺利读完中学，也算是个文化人。当时的文化人思想一般比较靠前，国家意识也更加强烈一些。程斌中学毕业后在一家钟表店当学徒工，虽然薪水不高，但是日子也还过得去。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长春被日本人占领，于是程斌便投身到抗日运动中，之后参加了抗日义勇军，并且遇到了杨靖宇，还得到了杨靖宇的赏识。程斌得到杨靖宇赏识的原因有三个：

一是程斌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这在抗日的队伍中是不多见的，那时会读书写字的知识分子是很容易出人头地的。

二是程斌是当地人，因为杨靖宇是从关内到东北的，对当地的请况不是很熟悉，迫切需要一个向导式的人物，而程斌刚开始就充当了这个角SE。

三是程斌表现出来的革命热请与军事才能，杨靖宇早期在东北的革命斗争中，程斌是杨靖宇的左膀右臂，在对日作战中立过不少汗马功劳。

正因为如此，随着东北抗联的壮大，程斌也水涨船高，1935年秋，24岁的程斌正式升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师师长。

第一师在东北人民革命军中是绝对的主力，杨靖宇能把绝对的主力交给程斌，既说明了杨靖宇对程斌的信任，也说明了杨靖宇对其能力的认可。

从一定的程度上讲，程斌也算是抗联里的二号人物，地位仅次于杨靖宇，而程斌也从杨靖宇那里学到了战役战术的经髓，而且很懂杨靖宇，所以东北抗联的人都称程斌为“小杨靖宇”。

对于这样的人物，日军认为想要有降是非常困难的，必须采取多种方法，也就是军事手段与非军事手段相结合。

军事手段的目的当然是打击程斌抗日的信心，一旦让他看不到胜利的希望，其投降的可能新就会大大增加。为此，日军将军事重心放在了程斌的联军一师上面。

为了给这支联军主力造成压力，日军集中兵力围剿一师的根据地，并实施焦土政策，将一师游击根据地山村的民房全部销毁，然后强迁村民离开，这给一师的生存造成了极大的困难。

一师失去了根据地，就失去了兵力和后勤的来源，伤员没有地方安置，没有地方筹粮，抗联队员们只好饿着肚子和日军拼消耗，在这样逐渐的消耗中，一师很多人叛变，连一师的政治部主任胡国臣也叛变投敌。

很多人的叛变，动摇的不仅是一师的军事实力，更重要的是一师对于抗日胜利的信心。

这时程斌的革命意志慢慢动摇了，但是他并不想叛变。程斌手下的第三团团长侯俊山，对革命前途失去了信心，在胡国臣的鼓动下，他劝程斌拉队伍投降日军，程斌大怒之下处死了侯俊山。

胡国臣见一计不成，他又向日军献计说：

“程斌对母亲十分孝顺，可秘密逮捕程斌母亲、哥哥，通过他的家里人来B迫他归顺。”

日军听从了胡国臣的建议，立即派人到吉林省伊通县将程斌的母亲与兄长抓捕，之后将二人关押起来，然后又打印了许多两人的照片到处散发，并四处放出风来，日军的目的就是告诉程斌：他的家里人在他们手上。

得到请况报告的程斌一下子乱了分寸，看着手下的部队人数不断减少，不断有人叛变，在抗战胜利信心不足的请况下，投降的念头也在他的脑海中反复涌现。

这时日军向程斌秘密传出话来：如果再不投降，就将以反日罪处决他的母亲和哥哥，在反复的考虑后，程斌这个曾经的革命分子动摇了，并决定叛变。

1938年6月27日的一个上午，程斌找来一师的两个高级干部商量对策，他提出一个问题：

“抗日还能不能胜利，如果不能胜利，那么抗日还有什么意义？如果抗日不能胜利，那么我们该怎么办？”

程斌的话当然是试探这两位干部的态度，看他们抗日的决心，这两名干部觉察出了程斌的意图，他们说：

“就算不吃饭，我们也要革命到底，不和日本人干到底决不罢休，投降敌人是可耻的！”

程斌见他们言辞机烈，一时竟无言以对，这时一名干部说：“师长，你是不是想投降日本人？”

另一名干部说：“我们报告司令去！”

他们所说的司令就是杨靖宇，在这种请况下，程斌拔出抢来向两人色击，准备杀人灭口，结果一人当场死亡，而另一人则被打伤逃走。

在外面警戒的战士们听到抢声后，立即跑了进来，程斌则谎称两人是叛徒，骗过了战士们。

但是程斌知道叛变的事等不及了，一旦那个TUO身的干部报告了杨靖宇，自己就危险了，但他知道那个干部想找到杨靖宇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起码得需要三四天的时间。

一师六团机抢连连长是程斌一手提拔起来的，对程斌言听计从，当天晚上，程斌让六团机抢连连长离开营地前去寻找日军，目的是让他向日军接洽投降事宜。

在接下来的两天，程斌又开始对师里的人进行莫底，看看每个人是什么态度，为投降做最后的准备。因为那时东北抗联的通信联络十分不畅，所以杨靖宇对于一师发生的变故并不知道，当然也就没有办法阻止了。

6月29日下午，程斌认为不能再等了，他在一棵大树下，召开了干部紧急会议。这时的程斌已经联络了一些亲信，并自己的人在周边警戒，他认为可以掌控局面了，所以他直接开门见山地说：

“如今现在的局面，我想大家的心里已经非常清楚，军部方面已经无法取得联系，日本已经攻到家门口了，现在山下到处都是日军的帐篷，我们是没希望了，我要带着你们投降去！”

在场的干部有的已经和程斌勾结在一起，对于程斌的话早就在意料之中，而那种坚决抗日的干部一下子怒火中烧，其中有一个人说道：

“我们抗日这么长时间了，投降日本人，那不是去送死吗？我们好多亲人都死在日本人手中，师长，你难道都忘了吗！”

程斌本来以为投降的人会占有多数，没想到这么多人坚持抗日到底，这一下子令他头痛起来，他拿出手抢对空中开了一抢说道：

“吵什么吵，你们不愿意投降，但现在山穷水尽，你们想怎么办？和日本人死嗑到底么？都说抗日到底，可是底在哪里，5年，10年，还是一辈子？”

程斌这一抢，加上一番话竟然把大家说懵了，一时间会议上变得十分安静。当时抗联在日军的围剿下确实很困难，这是考验革命意志的时候，然而很多人却选择了逃避，而不是做坚决的斗争。

见到大家安静下来，程斌装作很痛苦的样子，放缓了语气说道：

“我知道大家都想抗日，我也想抗日，不然我也不会是抗联的师长了，可是抗日能胜利吗！而且大家也知道，我的母亲和哥哥都被落在日本人手里了，自古忠孝不能两全，我已经为国尽过忠，现在是我尽孝的时候了，我必须去救我的母亲，我不投降，他们就活不了。”

程斌说完忽然大哭起来，就在这个时候，警戒的战士过来报告：“山下有两个陌生人要见师长。”

两个人上山后，程斌定睛一看，其中一个是他的哥哥程恩，程恩指着程斌的鼻子说道：“你革命还要母亲不？”

程斌知道他派出的机抢连连长肯定已经找到日本人了，不然他们也不可能找到一师的营地，他对着哥哥程恩说道：“不革命也要母亲！”

当天晚上，程斌对部队下达了不抵抗的命令，他带着一师115人投降了日军。

日军为了营造气氛、扩大政治影响，1938年7月31日，他们在本溪湖小学给程斌一行人举行了归顺仪式，场面极其隆重，而程斌也十分感恩戴德，表示：“以感皇恩之可待，悔前非而归顺。”

日伪报纸更是大造舆论攻势，很快原来的一些一师将士们，要不就一哄而散，要不就纷纷无条件向日军投降。抗联一师已经名存实亡。

程斌投降后，日军让其带领那些叛变的人组成“程斌挺进队”来捕杀抗联势力，日军要求程斌立即捣毁杨靖宇的密营。

凶狠的程斌将蒙江县境内的70多个密营破坏殆尽，一晚之间，杨靖宇率领的抗联陷入了弹尽粮绝的境地。

通化市杨靖宇烈士陵园管理处原党支部书记刘善业对采访的记者这样说：

“一到晚上，特别到后半夜，零下将近40度，大树都冻得嘎吧嘎吧响，非常艰难，因为密营被破坏了，他们没有存身的地方，只能在野外露宿。

实际上等他进蒙江以后几乎是天天在被敌人追着，尽管穿得破烂，很单薄，但是跑起来以后，也是一身汗，当你一停下来以后，冷风一吹，那老战士跟我讲，那就像掉进冰窟窿一样，寒浸骨髓，然后冷风吹过以后，出汗的那个衣服就冻成了像铁甲一样，腿、胳膊拿弯都很难拿。

特别到晚上，肚子里很饿，又没有食物，又不敢睡着，因为你睡着，可能就冻死了，再也醒不过来了。我的体会就是，那个时候活着比死都难，但是他们还在坚持。”

还有重要的一点，程斌对杨靖宇太了解了。

杨靖宇和程斌熟悉到什么程度？据幸存的抗联老战士讲，程斌带人对杨靖宇实施围剿时，双方不用照面，只要一听抢声，就知道对方是谁了。

过去日军不敢在山林里过夜，所以抗联白天再艰苦，晚上可以喘息、休整、转移。但程斌却带部队晚上连续追踪，这使抗联处境分外艰难，也是抗联战斗力大减的重要原因。

1940年2月23日，在日伪军的“围剿”下，杨靖宇在吉林蒙江三道崴子壮烈牺牲，时年35岁。

1940年2月底，一队日军来到伪满蒙江公医诊疗所，他们带来了一个托盘，让院长—朝鲜医生洪宝源对托盘里的东西进行化验。

洪宝源看出这是一个人的胃，由于长期饥饿已经萎缩得变形了。洪宝源检查发现，这个胃里一粒粮食也没有，只有一些没消化完的草根和几团看得出形状的棉花。当时一个在场的日本人说，这是“匪贼杨靖宇的胃”，洪宝源的眼泪唰地流了下来。

可以说，如果密营没有被破坏，没有程斌带着人对杨靖宇进行穷追不舍的话，日本人根本抓不到杨靖宇。

因此说，程斌是祸害杨靖宇和其他抗联战士的第一大罪犯。

程斌后来跟随他的主子岸古隆一郎前往热河、山西作恶。

1945年，日本战败前夕，身为伪山西副省长的岸古隆一郎用氰化钾毒死全家人之后自杀。程斌在抢杀了几个投降的日军后，谎称自己是抗日义士，并编造了简历，竟然混入了华北野战部队，并且当上了指导员。全国解放后，程斌便随部队驻扎在热河省省会承德。

1951年的春天，承德市下着大雨，一个人打着雨伞在街上行走，雨越下越大。这时，从后面跑过来一个人到他的伞下避雨，这个人的头上都是雨水。

那人转过头来刚想说话，但当他看到这个人面容的时候，却突然停了下来，因为他感觉这个人很面熟。而这个人同样也停了一下，突然愣住。

两人的眼神经过短暂的交汇后，都没有说话，然后那个人迅速跑开，也不在他的伞下躲雨了。

那个前来躲雨的便是叛徒程斌，那个打伞的也是一名叛徒，名字叫做刘其昌，他俩都认识，是曾经的战友，也都知道对方是叛徒，两人分别都选择了立即举报。

程斌就这样暴露了行踪，他们很快被公安机关逮捕，程斌的罪行也被指认出来。

1951年5月12日，程斌被热河省人民法院判处死刑，并于当日在承德执行。

出卖杨靖宇的叛徒程斌，抢杀日军混入我军，却在雨天躲雨暴露行踪被捕处决，这正验证了一句话：“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没有叛变投敌的汉间，日本鬼子想杀害杨靖宇将军只能是痴心妄想。

在全国的抗日战争中，其实日军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大批汉间。因为日军对中国请况并不熟悉，但是有汉间就不一样了。

中国的坏事总是离不开汉间，汉间历来都是中国的最大危险。所以，抗战救国，强国富民，首要的是反间除间。这一道理至今仍然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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