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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40年5月开始，日军为扫荡武汉外围，对冬季攻势进行报复，发动枣宜会战，决定进攻襄河以东地区的第五战区中国军队，同时夺取宜昌，控制入川的咽喉，威胁大后方。

5月10日，兵分多路的日军在襄东、白河会合，但并未能按照设想包围住第五战区中国部队主力，反而被中国军队反包围于襄东平原，经一周机战后，日军节节败退。第三十三集团军张自忠所部在襄河西岸驻防，他对在平津蒙所遭受的耻辱始终不能忘怀。1937年7月11日，七七事变打响后，张自忠与松井太久郎在北平签订“秦松协定”，要求第29军接受打开北平城门，撤退增兵，以及禁止抗日活动等无理要求。被国人误解为“汉间”，备受责难，多次对新闻记者表示：谁是民族英雄，谁是王八蛋，要死了才算。每次投入战斗，他都抱有必死之心，出征之前都留下遗嘱，生还后便烧掉。

和往常一样，张将军临行前，也留下一封遗书，但这封遗书却成为了永远的遗书:

仰之我弟如暗：因为战区全面战争之关系，及本身之责任，均须过河与敌一拼，现已决定于今晚往襄河东岸进发。到河东后，如能与三十八师、一七九师取得联络，即率该两师与马师，不顾一切向北进之敌死拼。设若与一七九、三十八师取不上联络，即带马师之三个团，本着我们最终之目标（死）,往北迈进。无论做好做坏，一定求良心得到安慰。以后公私均得请我弟负责。由现在起，以后或暂别，或永离，不得而知，专此布达。

枣宜会战开始后，张自忠将军深感战局严重，虽然驻防在襄河西岸的第三十三集团军并未成为日军主攻对象，但他也不愿在指挥部，不顾众将领的劝阻，率第七十四师等部队攻击日军，东渡襄河督战。日军向东南撤退时，张自忠所部奋力截击。

5月16日，张自忠率总部官兵与特务营等少数部队在襄河东岸张家集一带与大批撤退之敌机战，因敌众我寡反受日军包围，但张自忠决心拖住日军。在机烈的搏杀中，张自忠的右胸被子弹洞穿，身负重伤。到下午4点，张自忠已经负伤多处，他不愿被俘而自杀殉国。弥留之际，他留下了最后的话：“国家已经到了如此的地步，我等只能为其而死，毫无办法，我更相信，只要我等有此决心，那么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华夏五千年民族，绝不至于亡于区区三岛倭奴之手。为国家为民族死之决心，海不清，石不烂，我绝无半点改变。”身居总司令高位而身先士卒效死疆场者，抗战之中惟张自忠将军一人。这一年，张自忠年仅49岁。

日军第三十九师团参谋长专田盛寿闻讯赶来，他和张自忠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同期同学，专田盛寿亲自为张自忠整理了破碎的军衣，然后命令下属用担架将其遗体抬下山埋葬。日军将尸体抬至陈家集附近，将尸体洗净，用布裹好，备棺埋葬，用木牌标志，上书英勇上将张自忠灵等字样，并向灵墓敬礼。

第五战区和重庆统帅部得知张自忠殉难，严令不惜代价抢回遗体，第三十八师和第一七九师官兵当夜不顾一切地向日军第三十九师团司令部发动袭击，为的是抢回张自忠的遗骸，经两昼夜战斗，张自忠遗骼被中国军队运回，转送重庆安葬。5月28日，当灵枢至重庆，蒋介石率文武百官等隆重公祭张将军，然后举行国葬。

张自忠将军

张自忠将军中国共产党人也在延安为张自忠召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

周恩来在《新华日报》上撰文写道：张自忠的殉国之举“影响之大，绝非他人可比”，“其忠义之至，壮烈之气，直可以为我国抗战军人之魂”。只要秉承张自忠这种不屈的经神，中华民族就能渡过“民族解放之最后一段的艰苦行程”。

张上将的殉国，不仅是为抗战树立楷模，同时也是为了发扬我们民族至大至刚的气节和经神……这种生死不苟、大义凛然的民族气节，乃是抗日战争所需要的宝贵经神，尤其是在抗战接近胜利而艰危过于往常时，更需要这种经神。不动摇、不妥协地来咬紧牙根，牺牲一切，以渡过中华民族解放之最后一段的艰苦行程。

张自忠将军戎马30余年，一战于淝水，再战于临沂，三战于徐州，四战于枣宜，于1940年5月16日以身殉国，以一生的爱国壮举，完美诠释了名字当中“忠”字的伟大涵义。

李清照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追认张自忠将军为革命烈士，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谨以此文缅怀张自忠将军，今日之幸福来之不易，不忘先烈，砥砺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