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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桥之盟:中华文明与游牧民族之间,一次短暂的握手

唐武德九年(公元626年),玄武门之变后,六月八日,李世民被立为皇太子,军国大事,全权代理。兵不血刃地平定了唯一一起太子党李瑗叛乱后,八月九日,李渊传位于李世民。

但在揭开唐朝新的一页之前,李世民首先要面对的,是来自突厥人的猝然来袭。

一、突厥来袭

北方游牧民族,历来就是中国最强悍的邻国敌手。南北朝时期,突厥人兴起,占据北方草原,不时南下入侵。隋文帝时期分裂为东、西突厥。西突厥占据西域,东突厥占据蒙古高原及其以北大片地区。

关于突厥人的起源,有多种说法,但基本可以肯定的是,他们本是定居在阿尔泰山南麓,以炼铁为生的一支小部落。因阿尔泰山形如战盔,而战盔在当地语言中,俗称“突厥”。作为草原诸部落之一,他们保持着游牧民族一贯的生活习新,以畜牧业为主,逐水草而居。无论从生产力水平、政权组织形式,还是文明进步程度,都是比较落后的。

他们唯一的优势,就是兵民合一的生活方式,和以骑兵为主的军队结构带来的高机动新作战方式,行军无须辎重,沿途劫掠为生,所谓“嚼着牛肉干、喝着酸乃就打过来了”。其实严格来说,就是一群成建制的流动武装劫匪。

所以在李世民即位不久,颉利可汗率兵十余万入寇,进军长安近郊,并非唐朝防线告破。实际上,唐朝并未丢失任何一座城池。在泾阳(今属陕西咸阳)之战,尉迟敬德还大破敌军,生擒敌将阿史德乌没啜,斩首千余人。

突厥人能够直抵渭水便桥以北,是因为他们本身就不以攻城略地为目标,而是从唐军防守重镇间穿行而过,才能深入到此。所以得到消息,李世民虽然惊异,但并未慌张。

因为早在两年前,李世民就已经领教过突厥人的战术,也深知他们的弱点所在。

二、豳州退敌

那还是在武德七年,颉利可汗就联合突利可汗,打到过豳州(音彬,今陕西彬州)。

其实突厥人的战术,就是没有战术,想打哪里打哪里,打得过就打,边打边抢,抢完就跑。打不过呢?直接跑,反正两条腿跑不过四条腿。所以历朝历代都要修长城,不是为了防御,而是为了预警。

没办法,有时候打仗就是这样,无招胜有招。游牧民族这种蛮不讲理的打法,很让人头疼。就像这次,深入唐境,如入无人之境。

不过,李世民一看带头的两位可汗,立刻计上心来。

说到这两位可汗,那可是恩恩怨怨,剪不断理还乱。简言之,两人是叔侄关系,但互相之间,心存芥帝。

所以李世民对他们这次联军来袭,采取的是分化瓦解辅以军事对抗的策略。两军对峙,李世民轻骑出阵,先对颉利扬言:“我国已与可汗结盟,为何背约,深入我境?我乃秦王,你可敢与我单挑!”

李世民在统一战争中已经威名远扬,颉利见他轻身冒进,怀疑有诈,不敢轻举妄动,只是笑而不答。

李世民一看已经稳住颉利,转而又向突利放话:“你我已有盟约,遇事即来相救,为何引兵相攻,不念香火之请?”突利也无言以对。

于是李世民作势继续向前,颉利顿生疑窦,又听见所谓香火之言,怀疑李世民与突利之间已有密谋,于是借口此来只为重申和议,稍稍后退。

彼时秋雨连绵,突厥人弓箭难以发挥威力,李世民便冒雨进军,并暗中与突利联络,晓以利害,得到了他的支持。

颉利听闻李世民大举出击,本要应战,却见突利极言不可,更加疑惧,只好派突利和自己的部将阿史那思摩前去讲和。李世民坦诚相待,好言安抚,突利便真的与李世民结为兄弟,拜盟而去。

就这样,李世民效仿曹草当年对马超和韩遂的离间计,不费一兵一卒,就化解了突厥人的这次联军进犯。

三、游牧民族的弱点

由此可见,作为一个部落联盟国家,突厥在政治上是很不成熟的。部落散居的现实基础,使他们处在一种相对松散的管理之下。非有一个强大的首领,不能将各部落联合起来。这是基于游牧民族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下产生的一种普遍心理——强者崇拜心理所致。所谓“贱老贵壮”,凡事以强者优先,强大即是合理。

建立在军事强权的基础上,进而以利益为纽带,拉拢尽可能多的部落,进行对外掠夺战争,这就是游牧民族思维,所以他们一定具有极强的侵略新。到了现代,他们的国家成熟了,但思维理念如故,只不过由部落联盟,变成了国家联盟。就如现在的西方国家各种协约组织一样,本质上就是一种利益同盟下的对外侵略。

这种利益同盟,就有别于中华文明独特的,相对更加稳定的,以道义为纽带的文明方式。

显然,强大的首领是可遇不可求的,利益的纽带又是极其脆弱的。因为人各有利,所以各自为战,游牧民族实际上是经常陷入在内部利益博弈当中的。就像豳州退敌,李世民就是利用了突厥人内部的互相猜忌。

因此,游牧民族在与中华文明的对抗中,实际上是长期处于下风的。他们最后的归宿,都是融入中华文明。一种方式是被击溃后的内附,比如汉朝的匈奴人,其大部就是通过内迁而融入了中华文明。

另一种方式,就是在中国的道义失效,发生内乱时,他们才能得以大规模入侵。而当他们真的定居下来,又不得不接受中华文明的思想观念,也就随之同化了。这就是隋唐,我们仍称之为中国的原因——无论他们源自哪个北方民族。

而不论哪种方式,都一定会在草原上留下大片空白,因为无法开展农耕,难以实施占领,这就为其他游牧部落提供了广阔的生存空间。所以游牧民族又是此消彼长、生生不息的,他们与中华文明的交流和冲突,也是长期存在的。

突厥,就是在五胡留下的苍茫草原上,又一个崛起的游牧部落联盟国家。其实严格来说,他们也很难称得上是一个国家,实际上是以其中一个偶然强大的部落为首的,由众多部落依附而成的结合体,此前的匈奴,此后的契丹、女真、蒙古,也都是如此。

四、便桥之盟

武德九年的突厥来袭,就是颉利可汗自以为唐朝的储位争夺可能造成内乱,可以趁火打劫,从中取利。

但他没想到的是,大唐的这场争夺迅速就平息了。李世民众望所归地登基,国内局势并未发生大的变乱。颉利的如意算盘,从一开始就是注定要落空的。

像以往一样,突厥人绕开唐军防守要塞,神出鬼没地出现在长安近郊。可是他们惊奇地发现,李世民比上一次,更加从容不迫。

使者执失思力晋见,号称突厥百万人马已到。李世民当即扣下此人,亲自迎敌。自玄武门出,立马渭水滨,与颉利隔岸相望,正SE责问。突厥人对李世民的大名早有耳闻,顿时大惊,纷纷下马叩拜。继而唐军大队集结,旌旗蔽日,颉利胆寒。李世民却从容布阵,单骑留在原地。当日,颉利请求议和。随即,双方于便桥斩白马为盟,突厥军退。

再次的不战而走,说明突厥人仍旧无法解决自身的不团结问题。李世民早已发现,突厥兵虽众,而阵容不整,无论君臣,唯利是图。颉利在北岸,麾下将领(实际上就是各部落首领)却各自来求见。如果就此一一逮住,破敌易如反掌。之所以舍战求和,是因为唐朝刚刚建立,自己又即位不久,国家还不够富强,战端一开,损耗巨大,恐怕人民不堪重负。所以便桥耀兵,既不示弱,也不开战,赐以财物,自然退去。

这种软硬兼施的政策,是在深刻理解游牧民族弱点的基础上作出的。既然他们是一种利益同盟,必然是利益至上,不会为了利益而牺牲各自的生存权,所以必须用强大的实力予以震慑。同时满足他们一定的衣求,让他们感到利尽而散,随之陷入内斗,将来一举可灭。

便桥之盟,是中华文明与游牧民族之间,一次短暂的握手。虽然是城下之盟,但两边高下立见,已经为突厥的灭亡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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