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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敌后回延安

一九四三年八月，我接到党中央通知，要我去延安参加整风运动和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我于这年九月离开了晋察冀。

与我同行的，有北岳区党委的郑天翔和其他几位同志，还有吕正草同志带的一支部队，他奉命带队去晋西北。我们动身之前，MAO泽东同志曾给我发了一个电报，嘱咐要带一支部队，兵力起码四千，以保证路上安全。吕正草同志恰好率队与我们同行，路上的安全是有保障的。

我离开晋察冀的时候，中央的安排是，要我继续担任晋察冀分局书记、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在我离开期间，由程子华同志代理分局书记，肖克同志代理军区司令员。后来，肖克同志也奉命回到了延安。

从一九三七年八月八路军挺进华北前线算起，到离开之时，我在晋察冀连续工作了整整六年时间。这六年，是我一生经历中相当重要的一段。这次离开，原来并没预计到在延安耽搁那么久。由于整风的深入和“七大”的延期，直到一九四五年九月日本投降后，我才重新返回晋察冀。

党的“七大”，从一九三九年就开始筹备了，各地的代表是分批分期去的。彭真同志一九四一年回延安，就是为了参加“七大”，在此之前，第一批代表是一九四○年走的。后来，又去了一批。为什么代表分了三批呢？当时代表人数的确定，是按照各地区党员人数的比例。第一批代表走后，根据晋察冀边区党员人数计算，代表名额不够，所以又去了第二批。一九四五年“七大”开幕之前，晋察冀的代表同其他地区相比，比例还少，这样又增加了第三批。原先，党中央并没有要我去，考虑到敌后形势很紧张，要我留在前线。

一九三九年开始筹备“七大”的时候，中央曾给我发过电报，要我准备一个书面发言，介绍创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经验和感受，在大会上宣读一下就行了。到一九四三年，华北的形势开始好转，中央又决定党的高级干部重新学习和研究党的历史上的路线是非问题，深入地进行整风，这才决定要我们都去。

我离开晋察冀的时候，已经度过了敌后抗战最困难的年月，根据地建设由恢复进入了再发展的时期。到一九四三年秋季，冀中、冀东、热河地区的恢复，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从国际战场的形势来看，英国蒙哥马利元帅率领的第八集团军和美国的第七集团军，在北非击溃了纳粹德国隆美尔的三十多万军队以后，已经在意大利登陆，迫使墨索里尼政府垮了台。在苏德战场上，苏联红军取得了斯大林格勒战役的决定新胜利，战局发生了很大的转机，希特勒开始走下坡路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日子也很难过，虽然它的关东军还没有使用，中途岛海战还没有打，但是，它在我国，在华北，已经很难维持了。

在我离开晋察冀之前，延安的《解放日报》曾连续发表两篇社论，鼓励全国人民再接再厉，战胜黎明前的黑暗。学习这两篇社论的时候，我们是很受鼓舞的。当时，我强调过这样的意思：战争不会拖得很久了，胜利的曙光就在前头。这个说法，不是没有根据的。因为，历史上大规模的战争，一般都超不过四年。一场战争要牵扯到各个方面的条件，不会拖得太久。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四年左右的时间，第二次世界大战已进行了四个年头，不会再拖很长时间了。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到一九四三年，整整六年了，从华北战场看，它已明显地显露出衰败的迹象，它还能再拖几年呢？

一九四二年，我们宣传过一个口号，叫做：今年打败希特勒，明年打败日本。提出这样的口号，不单单是为了鼓劲，还有一个准备下一步的问题。胜利了怎么办？不能措手不及呀！有的同志批评说这是“速胜论”。什么“速胜”！六个年头的战争，已经是相当持久了，哪里还谈得上“速胜”！实际上，希特勒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垮台，同这个口号所提的时间，相差是不多的。

对是否胜利在望这个问题，一九四四年我在延安曾与美军观察组议论过这个问题。我说，从一九四一年日军偷袭珍珠港发动太平洋战争算起，已经快三年了；如果从芦沟桥事变算起，日军在中国打仗已经有七年了。他们漂洋过海，在异国作战，困难是很多的，从各方面看，已经非常吃力了。在希特勒快要灭亡的今天，难道他们还能单独坚持很久吗！但是，美军观察组不太相信我的话。他们说，日军正出动几十万人去争夺从河南到广西的大陆交通线，而且进展相当顺利，特别是在东北还有约五十万经锐的关东军没有使用。他们认为日本帝国主义还可以打下去，战争还要拖一段比较长的时间。尔后的战争进程证明，胜利在望的看法是正确的。

当然，胜利在望，不等于胜利的到来。日本帝国主义决不甘心失败，垂死前的挣扎，会是很猖狂的。我从晋察冀去延安的途中，就深深感到了这一点。

首先，根据地各方面面临的困难，还没有彻底解决。我从阜平花山出发，到达二分区的时候，那里部队过冬的棉衣还没有准备齐全，部队还在吃野菜拌黑豆，他们正通过开展生产运动来解决这些问题。我对他们说：“就是要自力更生，开展大生产，这是我们克服困难的根本办法。你们这一带羊MAO很多，能不能搞些编织，织些MAO袜、手套，解决部队过冬的问题。要告诉战士们，抗日战争已经胜利在望了，可是，还会有许多困难，只要大家满怀信心，一齐动手，就能排除万难，争取胜利的早日来临。”后来听说，二分区的生产搞得很好，不仅解决了冬装问题，还通过生产改善了部队生活。

MAO泽东同志在给延安《解放日报》写的题为《游击区也能够进行生产》的社论中，还表扬了他们。敌人对根据地的“扫荡”还在继续进行。我们过同蒲路的时候，发现沿线的日军开始囤积粮食了。我把当地部队的负责同志找来，要他们详细侦察一下请况。侦察的结果是，敌人沿同蒲路屯积的粮食很多，这是进行大规模“扫荡”的征兆。我立刻给军区发了电报，将侦察到的请况告诉他们，要他们提高警惕。

我在电报上说，从敌人囤积的粮食来看，这次“扫荡”的时间，可能要长一些。果然，敌人这次“扫荡”整整进行了三个月，是几年来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敌人采取“分区扫荡”的形式，“扫荡”了这一块，再转往那一块，每到一处，都以破坏根据地为主要目的，大肆烧杀，疯狂地掠夺粮食和物资，企图在经济上摧毁我们。军区部队虽然没遭受大的损失，但是，还是吃了一点亏，特别是军区直属队。当敌人合击的时候，是打？还是走？犹豫不决。最后，匆匆撤离，受了一点损失。我有一个箱子，就是这一次丢的。那是我唯一的家当，从长征开始，我就带在身边。箱

子里保存的是一些有意义的纪念品，有在红一军团工作期间保存的整编材料和统计材料，有报道周文雍和陈铁军被杀害的那张剪报，还有我一九一九年赴法勤工俭学时的护照。那个护照上有沿途所经国家的签证，以及后来我去比利时、德国、苏联直到回国的签证。我是把它作为周游列国的纪念品保存下来的，不论是在白区工作的时候，还是到中央根据地以后，我一直珍藏着它，即使长征路上那么艰苦，也没舍得丢掉。这次却统统丢失了，实在令人惋惜。

我们经过晋绥地区，吕正草同志和他所带的部队留在那里。我们在路上度过中秋节之后，即到达延安。经过整整六年的敌后战火生活，重返延安，回到党中央身边，很有一股久别重归的感觉。MAO泽东同志，还有恩来、少奇、朱德、弼时和德怀等同志听说我们来了，都来看望。我把晋察冀几年来的工作简要地汇报了一下，MAO泽东同志和朱德等同志听得很入神，对我们的工作表示满意，讲了许多鼓励的话。恩来同志是两个多月以前从重庆赶回来的。贺龙同志也已经回到延安。此后，伯承、陈毅、小平等同志也从各区先后回到延安。六年前，率队奔赴抗日前线的各路大军负责人，又在延安欢聚一堂了。大家讲起各个区域抗战形势的发展，心请是很兴奋的。这是一次胜利的会师，又是最后胜利即将来临之前的大团聚。随后的历史发展，完全证实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