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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说说什么是流氓。

流氓不是仅仅指我们大家都知道的类似男女之间的“耍流氓”。耍流氓只是流氓这一定义或现象的一种表现形式。

流氓综合起来是指：为了保护或扩充自己的利益或满足自己的各种需求，不顾礼义廉耻去做某些事请。

朱元璋是个什么样的人？

清代学者赵翼评论他：“盖明祖一人，圣贤、豪杰、盗贼之新，实兼而有之者也。”既是圣贤、又是豪杰、还是盗贼流氓。

其实，皇帝即盗贼流氓，盗贼流氓即皇帝的这一观念，其实没什么的。说是为了百姓，又有几人真是为了百姓呢。

但中国百姓之所以对朱元璋并不反感，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只是将这种盗贼流氓的本新限制在统治阶层内部。

也就是说，只要是对皇帝本身产生威胁的人他们才会显示出这种本新。毕竟朱元璋杀功臣，有其合理新。

皇帝代表的是皇权，它包括了后宫、王权、太监等，这些都属笼统的皇权势力。皇帝如此，另外三个势力咱们就不多说了。

那么，文官流氓化、武官流氓化也同样如此。不仅仅是权力阶层，就是普通的市民、农民也是如此，特别是晚明时期更是如此。

晚明的流氓之所以那么多，其主要原因一是明朝的国策，造成了走私经济、海盗经济相对发达。

例如走私、海盗就曾经出现三次海盗之王，例如明代正统年间（1436-1449年）的顺天王黄萧养（他背后是赣商）、嘉靖年间（1522-1566年）的“倭寇的主人”汪直（王直）（他背后是徽商）、崇祯年间的“海上之主”郑芝龙（他背后是闽商，郑成功之父）。

跟着这些海盗、与之交接的就是广泛的地痞流氓，这些人是因为错误政策带来的。

原因之二也是政策延伸，例如张居正“一条鞭法”改革之后的负面影响。任何事物都有一个好坏两面儿，过去我们集中说“一条鞭法”的好，忽略了一条鞭法的负面因素。

一条鞭法内容很多，其中之一就是改变了农村的构成，例如一些大门大户都开始搬家到了县城，越是有钱的人越是住在离县官越近的地方。

当然，也有一些人没有搬离农村，但是，他们总会在县城安一处家，找一个能干的心腹或家里人到那里居住。其主要作用就是，与知县保持交流的沟通渠道。

这在晚明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它生出了两大问题：

其一：富豪搬走了，进入了城市，催生了城市的房地产业、青楼业等文化产业、织工等手工业的更快发展，由此，城市越来越发达，缓解了一部分劳动就业压力。

但是，这又很快被更多的跟入的农民给挤占了。因为，农村、农业已经不被重视了，被重视的营生是——打工、青楼与走私。

其二：富豪搬走了，农村更贫穷了。

城市有一大批农村来的无地无业游民，农村中更是无赖遍地，由此，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困苦。

例如杭州流氓帮派在万历初年就多达300个（10人到100人不等）。当时，从事这一行的人被称作“打行”。

这些地痞流氓的主要欺负对象，不是有钱人而是穷人。

例如农民。穷苦农民来到城里售卖或缴税经常被他们抢劫，被抢劫之后只能含泪回家。

有人说，去告状呀。

说这种话的人，肯定不是农民，你去告状去哪里告？认得县衙大门在哪里吗？倒退五百多年，你觉得可能吗？更多的被欺负对象，则是普通市民。

其实，张居正活着的时候，北京的流氓黑恶势力就很猖獗了。

锦衣卫官员韩朝臣与地方上的九个地痞流氓竟然结拜为兄弟，人称“北京十虎”。他们与苏州的“龙蛇帮”并称万历时期的“双黑帮”。

这些黑社会都有自己的核心人员，例如“北京十虎”以韩朝臣、“五MAO虎”牛二、黑虎刘季、擦翅虎祝八、花斑虎祝迪为核心。

“龙蛇帮”则以“一条龙”胡龙、“地扁蛇”朱观为核心。

可以说，万历时期是具备黑恶势力最猖獗的时期。几乎每个城市都有黑帮存在，而黑帮的出现，则与“一条鞭法”出现的大规模人口流动高度相关。

当时，经商思维遍及中国，农业生产一方面累，一方面赚不到钱，所以人们日渐对其生疏，大范围进入城市，但是城市规模和可以供给的工作又不够，要知道当时的工业主要是手工业，又没有大规模科技出现，生产力难以有大规模地提升，所以，根本无法满足这些人的需求。

流动到城市的农村人，除了当苦力外还能干什么呢？

给有钱人看家护院、出卖为奴是他们的主要去向，人不能靠空气活着。最终，没有工作只能进入黑恶势力组织，去欺负比他们弱小的人。

晚明的流氓化是全阶层的，就是知识分子也一样。

明武宗后期，一些招摇撞骗的儒家子弟为了金钱，为地主富户伪造家门历史、生编乱造家族人生平。在这方面，袁铉是一个突出的代表。

知识分子是一个社会的良心的代言人，如果良心代言人都无法说话了，那么，这个社会的正能量谁去弘扬？

最终，人们的心中只有：钱、家族利益、宗族利益。

而国家和民族呢？

可惜，当时的人们的头脑只有皇帝和儒家文化而无国家和民族概念。那要等到民国初年才被引入呢。

最终，知识分子们以及广大老百姓心中只认为：改朝换代不过是换皇帝而已，换谁我们都是老百姓！老百姓活着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