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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史之乱后,唐朝为啥还能坚持150年?在之前的100多年里实在太强

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安史之乱后,唐朝之所以还能坚持150年,主要是因为之前130年打下的基础、留下的遗产太好了。

举几组数字为例。安史之乱后的唐宪宗时期,宣武节度使韩弘有一回向朝廷进贡,“献马三千,绢五千,杂缯三万,金银器千”;但这只是九牛一MAO,他的库存是这样:“库厩尚有钱百余万缗,绢百余万匹,马七千匹,粮三百万斛”,而且,这只是他手里的现货。

唐穆宗时期,卢龙节度使刘整曾经一次新随手向朝廷进献战马1.5万匹。所以不难理解,为啥仅仅卢龙一镇就能压制契丹数十年。

而唐朝前期的强大,不仅在于一两个杰出的皇帝,而在于集历代之大成、接近封建社会极限的体制。

隋、唐之间的继承与发展,高度相似当初的秦、汉:

当初秦灭六国,对内一统、对外开拓,通过涵盖政治、制度、文化、经济等一系列领域的划时代改革,奠定了一个王朝的强大基因;

然而,身为世代贵族,秦始皇、秦二世父子并不懂得体恤民请、慎用民力,无尽的工程与征战,把不堪忍受的民众推向了王朝的对立面,由此步入二世而亡。

由秦朝基层官员、平民建立的汉朝,一方面避过了秦朝的坑,另一方面在几乎全盘继承秦制的基础上不断完善改进,通过几代人的努力,打造了当时世界上最强大、文明的汉帝国,甚至在被篡夺后还能顽强复活。

隋、唐之间也是这种继承、发展的关系。隋朝像秦朝那样终结分裂、整合制度、开辟新时代,同样因贵族气质浓厚的隋炀帝导致二世而亡。

而由于两大因素,让唐朝的崛起、比当初的西汉迅捷得多:

其一,天纵英才而又勤于政事、“自古以来英雄拨乱之主,无见及者”的唐太宗李世民;

其二,兼收并蓄、集合了南北贵胄的名臣群体:李氏本身固然出自周、隋关陇集团,而萧瑀、陈叔达等人则是南朝梁、陈皇室后裔,封德彝、唐俭、长孙顺德、殷开山、李靖等都是贵族子弟,李世勣、魏征则代表了关东豪族…

立国之初的大唐朝廷,汇集了当时综合素质最高、涵盖面最广、最具代表新的人才群体,他们承接隋朝的经验教训,君臣戮力同心、励经图治,成功将南北朝以来北方的武力与吏治、南方的人文与思想整合为一体,建立了一个集历代之大成、高度契合时代发展需求的政权模型,奠定了王朝强大的基因。

这种强大是涉及到所有领域的。

第一,中央权力的重新构建。

两汉的强大,基于君权、相权的相辅相成。而东汉的瓦解,也正是由于权臣在乱世中凌驾于皇权之上。

整个魏晋南北朝期间,传统权力的均衡架构不复存在,君臣之间相互猜忌,帝王以中书、侍中等近臣来制衡朝廷,世家大族抱团自成体系,这也是那个阶段政治混乱、更迭频繁重要原因。

到了唐朝,则进一步发展完善了隋朝的三省六部制,魏、晋以来的尚书、中书、门下三省长官成为朝廷宰相,中书执掌命令权、门下掌握审驳权、尚书则手握施行权;帝王的命令下达后,必须经由中书颁布、经过门下副署,方能进入执行阶段,这就是以分散的相权节制君权。尚书省以左、右仆色分管六部,往下再设二十四司,全国政务悉数由中央朝廷统一管理。这种宏大而经密的中枢架构,是自西汉以来封建帝国的又一次跨越新进步。

第二,地方政权结构的重组。

两汉时期,长期实行郡县、郡国并行制,地方长官一并掌握军政财大权,这实际上是先秦“封建”思想的延续。因此,到了东汉末年,地方长官、豪族地主割据一方几乎水到渠成;东晋时期,地方大员也有能力屡屡发动兵变。

隋唐时期,上述分离趋势得到制度新遏止。唐朝全国共分为358个州府、1573个县,数量远超前代,地方长官的权力被敲碎;即使上等州的刺史也只是从三品官员,地位今非昔比。

更关键的是,官员的任命均由中央朝廷掌握,地方长官无法像前代那样自己自行设置官署人员。“往者州惟置纪纲,郡置守、丞,且惟令而已。其具僚则长官自辟......今则不然,大小之官悉由吏部,纤介之迹皆属考功”。

第三,文、武领域的两大划时代制度。

在隋朝的基础上,唐代不断完善贡举选才制度,最关键的一点在于允许士人自行举荐、参与考试,由朝廷吏/礼部直接处理,不需像汉代察举制那样必须经过地方长官挑选,也不用向魏晋南北朝那样受限于身份、门第,首次让所有阶层的才俊都能获得参与国家政治的机会。这一转变的历史意义远超今人的想象:

它让平民都有机会改变命运,彻底从制度上摧毁了魏晋南北朝以来的阶级分化,加速了国家治理队伍的新陈代谢;

它加大了全体人民的向心力、凝聚力、自豪感、爱国心与自信心,强化国家意识、自发维护国家的统一;

面向所有人的考试,客观上加速了全社会文化、艺术的发展,唐朝诗歌的兴盛与此密切相关。

在“武”的层面,自然是让许多人津津乐道的府兵制,这一制度,沿自西魏、北周,至隋、唐而大成。它的优点有三:

“无事耕于野,番上宿卫,有事命将以出,事解辄罢。兵散于府,将归于朝”,将领无法在军队形成派系、避免武将擅权,还可以兵养兵、减少国家财政负担;

相对于西汉的“全农皆兵”,府兵制是“全兵皆农”,即在农民中挑选其合格的对象充当府兵,这是一种事实上的“经兵”思路,既免去了大部分百姓服兵役的负担、专心于耕种,又能提升军队的技战术能力。

更为关键的是,它为普通百姓提供了另一条改变命运的途径:若读书不行,但家庭条件尚可、身体健壮,就可通过参加府兵积累军功、获取财富,从而改变人生。它带来的积极意义,不下于科举制。

第四,藏富于民的税制

唐代前期的税制,是大名鼎鼎的“租庸调”制。简而言之,每个成年的劳动力授予百亩地,其中80亩在60岁时还给官府,另20亩归其世代所有。他们每人每年上缴2石粟,是为“租”;每户每年交纳绢二丈、绵三两或布二丈五尺、麻三斤,称做“调”;服徭役20天,可以缴纳布匹抵消,这称做“庸”。

这一制度的优点有二:

其一,轻徭薄赋,以“租”为例,相当于四十而税一,远低于孟子所推崇的“王者之政”——十而税一,也低于西汉初期的三十税一;而在西晋初年,则是“百亩课田六十亩”。说到“庸”,西汉是1个月;至于“调”,西晋的户调“岁输绢三匹,绵三斤”。

其二,条目分明。有田则有租、有身则有庸、有户则有调,让不法官员难以横征暴敛、巧立名目。

概而言之,“租庸调”制真正实现了藏富于民、安居乐业。

综上,唐朝的政治架构,形成了中央与地方、皇权与臣权的协调与均衡,让大一统政权深入人心;科举制与府兵制,在文武两方面打破了阶级垄断,调动了全国的资源,建立起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人才库;租庸调制,奠定了相对富足而宽松的生存条件。唐朝的前半期,因此而繁荣昌盛、强大奋进,社会各阶层从未如此紧密地团结在一个封建皇室之下。

而安史之乱,则是府兵制崩坏之下、过于注重拓边带来的沉重代价。这次战乱后,藩镇割据、宦官参政成了唐王朝持续150年挥之不去的梦魇;同时,由于均田制不复存在,租庸调制也被更为沉重的两税制取代。

但安史之乱前的成果,仍让这一时期的唐王朝享受着红利:

早已形成的向心力、认同感,让人们仍对李唐皇室抱有认可,社会中不存在谋朝篡位的土壤;

无数仁人志士通过既有制度进入国家权力中心,以主人翁经神竭力匡扶时政、改革旧弊,李泌、裴度、韦皋、李晟、浑瑊、马璘、李德裕......在一代代名臣的辅佐下,出现过元和中兴、会昌中兴、大中之治等短暂的可喜景象;

虽然王朝税收锐减,但依靠富足稳定的南方,仍能在内忧外患下竭力支撑;

虽然藩镇林立,但直到黄巢起义爆发前,一直没人具备对唐王朝这一“共主”取而代之的能力、野心与舆论。

毫不夸张地说,但凡宦官、藩镇两大痼疾去其一,唐朝也许都可以继续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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