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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品知县坐镇一方,实力和权力非常大,为何不敢轻易得罪举人?

举人到底有何特殊,连坐镇一方的知县都不敢轻易得罪?

知县在古代为正七品官员,看上去好像品级很低下,但是他作为一个地方一个县城的地方官,对当地可是有绝对的话语权,手中的权力其实非常地大。

就具体的职务而言,知县不仅要管理整一个县城的治安、生产和军事,可以说是地方的一把手。尤其在“皇权不下县”的古代时期,知县可以说是地方上的“土皇帝”。

在知县面前,正六品的武官也不够看。虽然知县权力这么大,但是不敢轻易得罪没有品级的举人。

如果一个县里面有人考中了举人,知县大人还会登门祝贺。所以,举人到底有什么特殊之处,让知县都会笑口相迎呢?

那是因为举人比知县有着更多的不确定新,有可能下一刻就变成了知县的上级,知县畏惧这种未知数。

知县的由来

在讲举人特殊新之前,先让大家了解一下古代的知县,为什么会说正七品的知县权力会如此大呢?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周王朝虽然实行分封制,但周天子也会自留一些土地,那这些土地就需要派专人全区管理,而这个管理者就是知县的雏形。

直到秦始皇建立秦朝之后,郡县制被广泛推行,各地的知府县令是由统治者直接选拔派出,不过当时县令是可以在地方长久工作的。

但是经过唐宋时期的地方叛乱,统治者自然很害怕地方官府会架空朝廷。

既然有这些风险,皇上自然更愿意直接派朝廷的官员前往地方担任管理者,而这些下派的官员就如同京官一样,权力和声望都比县令更大。

而这知县就比县令好管理,县令是地方的官员,但是知县是朝廷派去的,权力是来自皇权,而且这任职的区域是会随时变动,这就避免的地方的割据。

既然知县顶着朝廷的光环,还能管理地方的各种事务,自然在地方上权力是最大的。

有句话叫做“天高皇帝远”,虽然对于朝廷来说知县连上朝的资格都没有,但是在一个县里,哪怕是乡绅豪强都不敢得罪知县。

什么人有资格被派去地方担任知县呢?

答案就是科举考试中通过乡试的“举人”!

自从隋唐时期科举制被广泛推行之后,朝廷官员的选拔打破了以往士族垄断的限制,官员的任命都是以科举成绩为最终确定。

比如明清时期,知县一个七品官员,大部分都是刚刚中举的举人所担任的,当然啦,还有一小部分是高官子弟到基层历练的。

在古代只要通过童试就能够成为秀才,成为秀才后再通过每三年举行一次的乡试,只要成绩合格,就能够成为“举人”了。

成为举人之后可以说一只脚就已经踏入了官场的大门,如果想当官,自然就能被委任到某个地方担任知县。

举人的特殊新在哪里?

上面也说了,古代的官员选拔是通过科举考试来选拔的,大概分为县试、府试、院试、乡试和会试。

前三个是“童试”考取秀才的三个等级,成为秀才之后才有资格参加乡试,乡试考中之后就成为“举人”了。

举人具备了两项资格,第一个就是上面所说得能够直接做官的资格,而第二个就是有资格参加在京城举行的“会试”,正因为这项资格赋予了举人的无限可能新。

如果举人在“会试”的考试中能达到合格,就成为了贡士,就能够被荐举给天子,成为了能够出任朝廷官员的优秀人才。

不仅如此,贡士还能够参加由皇上亲自主持的殿试,只要踏入了殿试的大门,就没有淘汰这一说。

因为能够参与殿试的人都是优秀人才,只有排名这个说法,也就是状元、榜眼、探花这些成绩高低的分类而已。

换句话说,只要举人在会试中考试合格,最差的都能够混得一个“同进士出身”,在朝廷中能进入三省六部担任某部门的官员,哪怕外放也能够直接担任正七品的官员,或者受人举荐还能出任更高品级的职位。

所以对于知县而言,每一个举人都有可能在将来成为自己的同事甚至是上司,肯定不能随意得罪。

哪有人会问了,只要举人在会试中落选不就什么都没有了吗?

其实不然,就算举人考试考砸了,他同样也具备做官的资格,一般来说会做比知县低一级的县丞,或者有人举荐也能够直接出任某地所缺的知县。

既然如此,无论考不考得中,举人都会是知县的同僚,那知县又何必为自己树敌呢?多一个朋友好过多一个政敌。

举人的其他特权

在古代社会,因为皇权不下县的缘故,在县以下的基层社会都是由地方乡绅来管理的,而这些地方乡绅大部分都是由举人和秀才组成。

既然举人作为基层管理的治理人员,知县当然要尊重举人,不然这些乡绅们想闹一闹事,不配合知县的一些事务,知县也会特别头疼。

除此之外,像举人这类人在古代是地位最为尊贵的人群,是维护古代皇权统治的最重要的中坚力量,自然会得到统治阶层的尊重与照顾。

再加上儒家思想对士人的重视,朝廷自然会给予举人和知县平等的社会地位,还能够免除兵役,不收取田税。

换句话说,这些举人哪怕不仅如此仕途当官,他们也是在地方上也是大地主,在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古代社会,知县同样不敢轻易得罪地主群体。

知县与举人是利益共同体

之前跟大家说了,举人一般都会被授予知县级别的官职,但是只要他们担任了知县,想要往上爬就很难了,就更不用说古代的贬官大部分都是被贬为知县,可以见得,知县的地位在官僚体系中有多低。

之所以说知县和举人是利益共同体,是因为知县看中了新举人的无限潜能,会极力地去笼络对方,使这些新举人成为知县的人脉,便于日后可以动用。

而新举人会看中知县既有的资本地位,所以往往都会对知县笑口相迎,如此一来,这二者就会成为同一个集团的人。

就比如《儒林外史》中范进,这个人就很直接地表示科举制度对一个普通人命运的巨大改变。

范进从小开始考试,一直考到五十多岁还没考中。

所以他的生活是特别困苦的,和家里人过着有上顿没下顿的日子,最后运气爆棚,居然考中了举人,让他的命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以前看不起范进的乡绅们得知了这件事后,立刻自降身份去到他家祝贺他,不仅赠与钱财还送了一套房子,其中有一个乡绅还是前任知县,知道范进中举后立马就跑来笼络他。

这种世人对范进前后态度的变化,就不难理解在古代能够中举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也更能理解举人这个身份十足的含金量。

“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这句由古至今流传下来的古话,并不是一句泛泛空谈,这反映出古代读书人在社会中的地位有多高。

虽然有很多人用“百无一用是书生”来调侃古代这些读书人,但是古代的读书人才是最有潜能的存在,也是最可能实现“鱼跃龙门”的群体。

所以,作为坐镇一方的县令,哪怕他实际权力很大,但是面对已经身处士绅阶层、前途不可限量的举人,他们只能给予绝对的尊重,拉拢都来不及就更不用说得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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