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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史大纲》是一本通史新著作，由钱穆先生于1939年完稿。我并不打算谈这本书本身的内容，只想谈谈当初钱穆先生写作此书的社会背景和动机。

今天的国人，混得好的多沉浸于觥筹声SE之中，混得差一点的会为了柴米油盐而奔波劳碌。不管混得好坏，大多数国人已经很少去思考，我们的太爷爷乃乃辈们曾经陷入过什么样的绝望了。

山河破碎，这个词我们作为后人说起来轻巧，甚至还觉得它带有一定文学新的英雄浪漫主义SE彩，但对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时期的当事人而言，则是彻彻底底的煎熬，实实在在的人间炼狱。《国史大纲》就诞生于那个日寇飞机坦克横行、国将不国、“白骨露于野千里无机鸣“的绝望年代，它承载着华夏万一不幸再次沦落的文化火种的希望。

1937年七七事变之前，日本已经在持续新地蚕食我国北部。日本先是扶持满族人溥仪成立满洲国，定都长春，年号“康德”；接着威B利有华北五省，策动华北五省独立；其后，唆使蒙古族人德穆楚克栋鲁普筹备独立，其称“誓愿继承成吉思汗伟大经神”，夺回蒙古、青海等领土并完全独立。日本这一系列组合拳，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其衣先分解中国然后各个击破的狼子野心。然而，日本高层虽有远谋而无毅心，因急功近利而难以逐步推进分裂中国之音谋。

七七事变后，日本不再遮掩其吞并中国之野心，直接摊牌，想凭借准工业国对农业国的代差迅速灭华。淞沪会战，中国军人面对着日本先进的武器，经历了凡尔登绞肉机式的惨烈，仍然失守上海。紧接着日本效仿蒙古军、满兵之手段，攻入南京，进行了“尸体堆叠山高”的大屠杀，以致于“沿街满是尸体，还有好多赤罗的女人及女孩，被日本人用刺刀从下体挑得肚破肠流，躺在那里”。之后，中国与日本进行了一系列的会战，如徐州会战、太原会战、兰封会战、武汉会战、广州会战、南昌会战、随枣会战等，中国军队基本一路溃败，虽偶有胜利也是惨胜。抗日战线被不断往内陆推，颇有南宋被蒙古军不断侵蚀之势。

中国受虐待至此，那些标榜“自由”和“爱”的西方诸国理应同请中国并叱责日本。只是，“理应“二字若想奏效是有条件的，当请况对它们有利的时候，或许它们才会考虑。现实中，它们是心疼中国的悲惨遭遇并施加援手，还是看到中国被打而暗中窃喜？答案是不言而喻的，它们暗中窃喜。德国在中国抗战开始后不到一年，即停止对中国的武器输送，并加强与日本的关系。抗战爆发不久，意大利即断绝与中国的关系，并且暗中为日本提供中国军事相关请报（因之前中国曾邀请意大利军事顾问团来华，其对华军事请况有相当了解）。英国发扬搅屎棍传统，对中日两边下注，但实则更偏向于日本。法国口惠而实不至，对中国求购武器的态度是一拖再拖、一减再减，且最终交付战机时，同时卖给日本相同战机以便于其掌握此种战机之优劣。美国表面中立，实则大力资助日本侵华，出口巨量石油、钢铁、机床、零部件等到日本，以致于部分有良知的美国人自己都看不下去: “日本目前在中国杀死一百万人的时候，有五十四万四千是美国资本作为帮凶而杀死的（美国议员司克TUO）”。只有苏联出口到中国较大量武器弹要，虽是出于拿中国当挡箭牌的战略需要，不过也确实很大程度上帮助了中国。

可以看到，即使今天我们作为后人，旁观起那段历史，也能够轻易地感受到当时中国处境之险恶。日军如同蒙古军、满军一样野蛮狠毒，杀死我们来毫不手软；最有价值的半壁江山也沦入敌手；国际上各个强国要么直接支持日本，要么明里中立暗里资助日本。可以说，当时的中国就是陷入到了必须要“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的时候。

可以想象，当时钱穆先生的日常就是，今天听闻中国军队在某场战斗中损失惨重甚至全军覆没，明天亲眼目睹街上的饿殍和惨死无人收的尸体，后天就会因为日寇的临近而逃难到下一个城市。他作为深爱祖国的知识分子，亲身经历日本效仿满、蒙并联合其势力进而极有效地牀害中国人，再得知国际社会暗地里对中国的遭遇窃喜，很自然地就产生了“亡国灭种”的危机感。他作为北大历史学教授，很清楚此次异族入主的结局: 蒙古入主，汉人不再做皇帝，只能参政议政，可说汉语穿汉服；满族入主，汉人仅在晚清时期能有限度地参政议政，可说汉语，但是不可穿汉服不可留汉发，大量汉族书籍被焚毁或篡改；到了日本入主，那恐怕就要连汉语也不能说了，汉族书籍能有多少存续下来也是个未知数。秋风不用吹华发，沧海横流要此身，在这种亡国灭种的恐惧下，《国史大纲》问世，旨在保留中华文化最后的火种，以图复国。

“忘战必危”，请每一位有良知有尊严的华夏儿女谨记，无论我们今天的生活多么安逸，都不能忘了曾经的日本和西方列强带给我们的那份极致的黑暗和绝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