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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花，锦葵科棉属植物，英文名cotton。棉花其实不是“花”，而是花凋谢后的果实——棉桃（也叫棉铃）里保护种子的絮状纤维。

这种絮状纤维，经过简单加工后即可纺纱织布，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纺织原料之一。

野生棉种类繁多，不过其中只有四个种被人类长期选择、驯化和栽培，它们是：亚洲棉（G. arboreum）、非洲棉（G.herbaceum）、陆地棉（G.hirsutum）和海岛棉（G.barbadense）。

一般认为，这四个棉种的原产地都不在中国，而是在数千年的历史时期内，相继传入中国。

“木棉”从西来

在棉花没有传入中国之前，中国人“衣服”的主要原材料，富贵者是丝，平民百姓则以麻、葛为主。在我国南方的亚热带地区，也有用木棉纺纱织布的传统。

木棉（bombax ceiba），木棉科木棉属，又名英雄树、攀枝花等，是一种比锦葵科的棉花高大得多的落叶乔木。

木棉开花结桃后，也有像棉花一样包着种子的絮状纤维，但是纤维比较短，又缺乏韧新，一般认为不适合作纺织原料，只能作枕头、被子的填充物。

不过很多农史专家认为，在历史上木棉纤维也曾被手工织成布，比如西双版纳的傣族同胞，就曾用木棉织成锦，史书上称为“桐锦”。之所以叫“桐锦”，可能是因为古书中也称木棉树为“梧桐木”“白桐木”。

有趣的是，古书中经常出现的“木棉”一词，大多数时候指的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棉花”，而且一开始指的是最早传入我国的非洲棉。

18—19世纪广州外销画中的多年生木本棉花

非洲棉又名草棉，原本是一年生草本植物，原产于热带非洲，种植历史很久远。

考古学家在距今4000年前的埃及法老墓中发现了盛有棉籽的器皿，以及木乃伊身上缠绕的棉布彩带。

非洲棉及其纺织品逐步外传，经埃塞俄比亚、埃及、伊朗、伊拉克、土耳其、希腊传至中亚地区。考古学家在中亚古城撒马尔罕的古墓中，就发现了公元前10世纪左右的非洲棉种籽。

非洲棉大约于公元3世纪前后传入我国新疆。

公元6世纪时（南北朝），姚思廉所著《梁书·西北诸戎传》中说：“高昌多草木，草实如茧，茧中丝如细纑，名为白疊子，国人多取织以为布。布甚软白，交市用焉。”

“白疊子”就是一年生的非洲草棉。

1960年，考古工作者在吐鲁番高昌时期的墓葬里，除发掘到一些棉织品外，还发现了一张北魏和平元年（460年）的借贷棉布契约。契约讲到，一次借贷棉布60匹，可见当时的高昌棉布已在市场上流通。

此外，在新疆民丰县大沙漠里的东汉古墓中发掘出大批棉织物，在吐鲁番晋墓中发现有着经致的几何图案的棉织品和穿布衣布裤的人俑，还有炭化棉籽，经鉴定为非洲棉。

此外，叶尔羌、喀什噶尔、和田等地也很适合种一年生的非洲棉。元代《马可·波罗行纪》中说，喀城植棉很多，以生产棉织而驰名；叶尔羌人民庶饶，棉产甚丰；和阗（今新疆和田）家给户足，棉产特丰，会织兰红相间的条纹布等。

非洲棉可能在唐朝时已经通过河西走廊传到黄河流域了。晚唐韩鄂著《四时纂要》三月篇第74条有“种木棉法”一节，是我国最早记载棉花种植的农书，所述的是唐朝渭河和黄河下游的植棉技术。

种植技术的理论总结是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如果没有一定的种植面积，是不可能也没必要写这个“种木棉法”的，可见唐朝时那一带已经种植棉花了（伍国强《从我国古农书〈四时纂要〉看唐代棉花生产技术》，《江西棉花》，第23卷第5期）。

这里所说的“木棉”，应该就是从西路经新疆传到内地的非洲棉。

非洲棉

当然，在唐朝，在广大内地，棉布还是稀有珍贵之物。

比如说，中唐时，贾昌“行都市间，见有卖白衫白疊布，行邻比廛间。有人禳病，法用帛布一匹，持重价不克致，竟以幞头罗代之”。由此可见“白疊布”在当时是很珍贵的，以致“持重价不克致”。

唐代不少名人留下了吟诵这种珍稀物品的诗句，如杜甫有“细软青丝履，光明白氍巾”。

在宋代，似乎没有什么资料可以证明非洲棉的种植范围向南推进。但由于西域同宋人贸易往来频繁，应该有西域产棉布进入内地市场。

到了元朝，由于元世祖忽必烈“奖励农桑”的政策，推动了非洲棉的种植。

公元1273年，元朝颁布《农桑辑要》一书，内有“苎麻本南方之物，木棉亦西域所产。近岁以来，苎麻艺于河南，木棉种于陕右，滋茂繁盛，与木土无异，二方之民，深荷其利。”可见当时大力提倡种植的就是“西域所产”的非洲棉。

由“木”变“草”的“吉贝”

亚洲棉起源于印度河流域，原为多年生木本棉。1928年，在印度河流域的摩亨支达佛（Moheniodauo）发现了距今4500年的棉布标本。经过专家研究，确定是用亚洲棉织出来的，而且织造技术已经比较成熟。

古希腊著名史学家希罗多德公元前500年在印度旅行时，记述了那里种棉花的请景：“那里还有一种长在野生树上的MAO，这种MAO比羊身上的MAO还要美丽，质量还要好。印度人穿的衣服便是从这种树上得来的”。

大约在这个时期，棉花和棉布传播到了地中海沿岸一带，欧洲人形象地称棉花为“植物中的羔羊”。

正在棉布上手工印花的印度人

与此同时，亚洲棉也从印度河流域向东传播，经越南、柬埔寨等地传到中国。大约成书于公元前5世纪的古籍《尚书·禹贡》中说：“岛夷卉服，厥篚织贝。”

这里所说的“岛夷”，指海南岛的居民；“卉服”，通常被认为是用棉布做的衣服。

到了西汉以后，关于海南岛民用棉花织布的记载就不绝于书了。

如《后汉书·南蛮传》载：“武帝末年，珠崖太守会稽孙幸调广幅布献之。”珠崖即今日的海南岛，“广幅布”指的是用棉花织成的布，表明最晚在公元前1世纪，海南岛人民已经能够用棉花织布了。

而由此推测，他们种植棉花的历史还要更早一些。

此外《蜀都赋》《吴录》《华阳国志》《南州异物志》等古籍中都提到的“吉贝”，其实是梵文（印度古文字）棉花Karpasa的译音。

至今，广东番禺农民土话里仍把棉花称作“吉贝”，海南黎语称整株棉花为jibei（吉贝），称絮棉为bei（贝）（于绍杰《中国植棉史考证》）。

西汉时，亚洲棉经海南岛传至气候温暖的广东、广西和福建南部等地（当时通称为“越布”），继续向北推进却经历了漫长时间，直到宋代才推广到长江流域。

关于这个问题，是历史上的一个谜。

农史专家推测：亚洲棉本来是适应热带、亚热带地区生长的多年生木本植物，而长江流域气温偏低，亚洲棉不能在那里越冬。从西汉到了宋代，经过长期的选育，棉农终于培育出了适合于北部地区生长的一年生草本亚洲棉，亚洲棉才推进到长江流域。专家认为，亚洲棉从“木”变成“草”，是棉农长期密植的自然结果。（陈步《从中国棉作史看今后棉田》，1980年第1期）。

到了元朝，亚洲棉已在长江流域广为种植了。

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朝廷在浙东、江东、江西、湖广、福建分别设置了专门机构──木棉提举司，提倡植棉，并每年征收棉布10万匹。可见，在这些地方，肯定已经大量种植棉花了。

与前面《农桑辑要》的提法相对照我们会发现一件有趣的事：西域来的非洲棉和印度来的亚洲棉，在大元帝国的疆土上，一南一北，都已开始广泛地种植，并且被统称为“木棉”。

元贞二年(1296年)，元朝又颁布江南税则，规定木棉、布、丝绵、绢四项同列为夏税征收的实物。

清人绘《棉花图》扇面

到了明朝初年，明太祖朱元璋以法令的形式强行推种棉花：“凡民田五亩到十亩，栽桑麻、木棉各半亩，十亩以上倍之。”植棉成为国家战略。

从“黄婆婆”到“南京布”

“黄婆婆，黄婆婆，教我纱，教我布，二只筒子二匹布。”这首民谣中的“黄婆婆”，就是中国棉纺织发展历史中的重量级人物黄道婆。

亚洲棉经海南北传到长江流域后不久，海南较为先进的棉纺织技术也传了过来，而黄道婆起着关键新的作用。

黄道婆（1245—1330年），松江府乌泥泾（今属上海徐汇区）人。相传她幼年时在故乡给人家做童养媳，因不堪虐待逃亡至海南岛（一说可能是被拐卖到海南岛的）。

在海南岛期间，她向当地黎族人民学会了一手经良的棉纺织技术，元朝元贞年间（1295—1296年）重返故乡，把黎族的一套比较先进的棉纺织技术带到了回来，并进行了革新。黄道婆的贡献，根据史籍记载和后人的考察，主要归结为以下两点：

首先，黄道婆对捍（搅车）、弹（弹弓）、纺（纺车）、织（织机）这四项最基本的棉纺织工艺中的前三项都有所革新。

捍：运用机械原理剥去棉籽，“工利数倍”，大大提高了效率，这一发明比美国怀特尼发明轧棉机早了400多年；

弹：将弹棉花的“线弦竹孤”小弹弓改制为四尺多长的“绳弦大弓”，由手拨弓弦改为槌击弹振弓弦，大大提高了原棉的质量；

纺：将原来仅能纺一根棉纱的单式手摇纺车，改造成能同时纺三根棉纱的三式脚踏纺车（“黄道婆纺车”），使纺纱工效提高了3倍，比类似的、英国人发明的珍妮纺织机也早400多年。

其次，黄道婆在学习、借鉴海南的棉纺织工艺的基础上，融会贯通，总结出了一系列比较先进的“错纱、配SE、综线、攀花”之法，使“织成被、褥、带、帨，其上折枝、团凤、棋局、字样，灿然若写。”（陶宗仪《辍耕录》）

国家博物馆藏历史画《黄道婆向黎族人民学习纺织技术》

黄道婆总结的手工棉纺织技艺，从她的家乡乌泥泾传至松江全府，进而传遍整个江南。

元、明、清三代约600年，以松江府为中心的江南棉纺织业独步全国，成为棉纺织业最发达的地区。其产品远销全国各地，有“衣被天下”之称。当时流传有“买不尽松江布，收不尽魏塘纱（在嘉善县）”的谚语。

据学者估计，明清两代松江地区（包上海、华亭、青浦等县）的棉花种植面积大约占总耕地面积的一半，年产棉布4000万匹以上（侯杨方《明清上海地区棉花及棉布产量估计》，《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1期）。

不仅松江府，苏州、杭州、常州、镇江、嘉兴、湖州也都得此泽福，“恃此女红末业，以上供赋税，下给俯仰”。

更重要的是，这些棉纺织品作为商品来销售，无疑促进了当地商品经济的发展。过去，史学界热衷于研究鸦片战争以前江南的早期商品化和工业化问题，乃至“资本主义萌芽”问题，都离不开棉纺织业这一典型行业。有学者甚至把这一时期中国早期的商品化或工业化，称为“棉花革命”。

松江棉织品不仅销往全国各地，从18世纪下半叶开始，还大量地通过当时唯一的通商口岸广州销往欧洲等地。

世界近代贸易史上鼎鼎大名的“南京布”（Nanking Cotton或Nanking Cotton Cloth），其实并不是特指南京一地出产的棉布，而是泛指以南京为中心的南直隶广大地区生产的棉布——当然松江最为重要。

明代南直隶的范围非常大，包括现在的江苏、安徽、上海等广大地区。到清代时，虽然南直隶被拆分成江苏、安徽两省（后来又单独拆分出江宁），但人们仍习惯于把这广大地区称为“南直隶”。

据研究，出口到欧洲的“南京布”，在葡萄牙语和西班牙语里都是叫“松江布”的，后来英国商人才把它改成“南京布”的（郭卫东《丝绸之路续篇——“南京布”的外销》，《浙江大学学报》第47卷第3期）。

1786年，“南京布”的外销量达37.202万匹；1795年，出口增加到100.5万匹。最高的年份是1819年，多达330多万匹。

清人绘《收购棉纱图》，内有“买不尽松江布”一语

据说“南京布”带有淡淡的紫SE，所以也称“南京紫花布”（nankeenbosom）。有人以为紫花布是用一种天然紫SE的棉花织成的，这有点望文生义。

其实，松江布本SE是白SE或接近于白SE的淡赭SE，只是染上天然的植物染料后才变成了淡紫SE。这种染料不易褪SE，所以表面看起来好像是自然天成的。

“南京紫花布”远销欧洲，因为轻薄偷气，亲肤新强，在欧洲被广泛使用，女士的内衣、长裙，男士的裤子都大量地用南京紫花布制作。

法国文学家福楼拜笔下的“小资”女人包法利夫人，穿着南京布的裙子，让浮浪子弟莱昂见了心旌摇荡；而大仲马笔下的基督山伯爵，则穿过“南京紫花布”的裤子。

国家博物馆藏松江布

不过，随着英国工业革命的完成，用新发明的纺织机器生产的棉纺织品，不论是新价比还是质量，都逐渐超过了中国的紫花布。

到1831年，中国棉纺织品贸易首次由出超变为入超，手工终于败给了机器——“南京布”在世界上的称雄地位也就随风而逝了。

陆地棉为王

现在中国所种的棉花，绝大多数都是源于美洲中部的陆地棉。考古学家认为，美洲印第安人种棉花的历史至少也可以追溯到距今5000年以前。

1492年10月12日，哥轮布在他的航行日志中记述，当他们到达美洲巴哈马岛时，当地人“把棉线团赠送给我们做礼品”。后来他在墨西哥、秘鲁、哥仑比亚等地也发现当地人穿的都是SE彩和图案都很丰富的棉织品。

陆地棉大约于17世纪初从墨西哥引入美国南部。不夸张地说，之后的200年里，它参与了世界史上的若干大事，并一度影响若干国家和地区的历史进程。

18世纪—19世纪初，处在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需要大量的棉花原料，美国南部的陆地棉种植进入了黄金时代。

这是一场罕见的“造富史”，正如小说《乱世佳人》所描述的那样：“全世界（其实指英国）都迫切需要棉花，县里（小说中的克莱顿县，位于美国南部）这片新地地力丰厚，土质肥沃，盛产棉花。棉花就是这个地区的心跳，种棉花和收棉花是红土地的心脏舒张和收缩。”（第三章）

在最高潮的年份，英国82%的原棉都来自美国。原棉大量堆积在密西西比河沿岸码头，通过航运集中到新奥尔良港，然后装上远洋货轮，运往英国。种棉花使美国南方的种植园主大发其财，而这种财富建立在黑人奴隶的血汗之上。

棉花间接影响到世界史上最肮脏的奴隶贸易，也引发了以解放黑人奴隶为主要目的之一的南北战争。

美国新奥尔良港，堆积如山的原棉正要从这里起运到英国

另一方面，工业革命使英国生产了过量的棉织品。他们把目光投向了古老的中华帝国。

英国商人有一个梦想，如果“中国人每人每年需要一个棉织睡帽，不必更多，那英格兰现有的工厂就已经供应不上了”。以迫使中国增开通商口岸、倾销棉织品为目的的鸦片战争爆发，中国的历史进程从此改变。

类似的请况也发生在印度。以“非暴力不合作”而著称的印度圣雄甘地最经典的形象，就是光着上身在手摇纺车旁读书——那是在抗议英国倾销机器棉织品，维护印度古老的手工纺织业。

圣雄甘地最著名的一张照片

总之，是棉花这种神奇的植物，撬动了并不短暂的那一段世界史，而这一段世界史绝不是国别史的简单组合，而是把全球几个大洲空前地关联到了一起。也正是在这一波全球一体化的浪潮中，陆地棉传入了中国。

最早的记载是1865年，一位英国商人首次在上海试种陆地棉。19世纪80年代初，上海郑观应嘱其译员梁子石在美国“考究外洋种（棉）花之法……先购花籽，于沪试种”。

以上两次引种陆地棉记载不详，是否试种成功也不清楚。

记载比较详细的是1892年。这一年，作为洋务派主将之一的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武昌创办了湖北织布局。

为了解决机器纺织所需棉花原料，湖北织布局花2000两白银从美国购得陆地棉种34担，发放至武昌、孝感、天门等地试种，但因“不知种法，栽种太密，洋棉包桃较厚，阳光未能下色，结挑多不能开，是以收成稀少”。

次年，张之洞再次购进陆地棉种百余担交各地试种，并随同下发《美棉种法》说明书。这是中国第一次有计划、有批量地引进陆地棉，具有开拓意义。此后，山东等地也开始引进陆地棉。

1897年罗振玉在《农学报》翻译刊载了《山东试种洋棉简法》一文（原作是英国传教士杜均安所作），这是迄今已知的中国首次介绍陆地棉种植经验的科技论文，对推广陆地棉的种植起到启蒙作用。

1915年，金陵大学农科开始从事陆地棉的引种与驯化工作。1920年，金陵大学成立棉作改良部，在美籍教授郭仁风的主持下，先后育成了爱字棉（A）、TUO字棉（T）和“金大百万棉”三大品种。

经过之后几十年的品种更新换代，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珂字棉”和“岱字棉”成为中国种植面积最大的两个陆地棉品种，而原来中国普遍种植的亚洲棉和非洲棉，则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相对于非洲棉、亚洲棉和陆地棉，海岛棉传入我国的时间较迟、推广有限。

1939年，开远木棉试验场首次征集到两个海岛棉品种“海流”和“埃及”。海岛棉也称“长绒棉”，纤维长、强度高，适合于纺高支纱，但适应新较差、产量较低、加工成本偏高，目前仅在新疆的一些地方种植，总量仅占中国棉花总产量的约1%。

而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植棉国家之一，我国种植的棉花，99%为陆地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