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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颖超逝世于1992年7月11日，在她逝世10年前的1982年，为了让自己的死亡从容些，也为了让自己身后事不存在手忙脚乱，她特地写下两份遗嘱，一份交给党中央，一份交给身边的工作人员。

按理说，作为周恩来总理的夫人，又是为新中国立下卓越功勋的老革命家，邓颖超的遗嘱遗志，应当是完全遵照，不折不扣地执行的。可是，为什么在邓颖超病危前和离世后，这两份遗嘱都未得到很好的执行呢？

这不是组织的疏忽，也不是因为身边工作人员的阳奉音违，而是祖国、党和人民都爱她爱得深沉。

邓颖超的一生，犹如新中国女新的指路明灯，不仅光亮了革命道路，还推动了中国的女权运动。

邓颖超与周恩来，他们的相遇、相知、相守，像是一幕开始到结束，都是美好的故事。

邓颖超是广西南宁人，1904年出生，父亲是前清武官，曾做过光绪帝的御前侍卫。但优渥的生活，并没有常伴着她。

在邓颖超小时候，邓父因官场斗争问题，被流放到新疆。为了让女儿有一个幸福、健康的成长环境，邓父、邓母一商量，就让邓母带着年幼的邓颖超，一路流亡，来到天津定居生活。

1915年，邓颖超11岁，隐瞒自己的真实年龄，自作主张地报考了天津女子师范预科。这样的教育机会，她表现得格外珍惜，凭借着自立自强，学到了很多知识和思想，自己塑造了自己的灵魂。

周恩来与邓颖超，初次相识是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在“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经神下，他们缔结了纯洁、纯粹的革命友谊。

10月10日，天津各校学生和各界人士，齐聚南开大学草场，举行中国共和8周年的纪念会。

纪念会开完，大家挥舞着“中华万岁”、“热心爱国”等小旗子，走向大街游行。刚走上街头，数百名警察就满脸凶悍，手持着不知装没装弹的抢，野蛮地冲向游行人群。

面对军警蛮不讲理的阻挠和殴打，邓颖超高喊着“军警也要爱国”、“禁止使用暴力对待爱国学生”等口号，冲到最前面。

游行人群冲向警察厅，以周恩来等4人为代表，向直隶省警察厅长进行质问，但对方直接选择不见面，而是派出个代表敷衍了事。

邓颖超的英勇，周恩来看到了；周恩来的表现，邓颖超也看见了。此后数月，接连爆发大规模的游行集会，都是由邓颖超、周恩来牵头的。

1920年，周恩来出狱后，赴法留学；邓颖超则在北京师大附小，做教书育人的老师。

1924年9月，周恩来从法国出发，经过一个多月的远渡重洋，终于回到祖国。

虽说周恩来出国多年，没有和邓颖超在一起，但是两人一直是有频繁的书信往来。两人的请侣关系，在1923年，一位在法国，一位在中国时，就确定下来。

周恩来是独身主义的忠实拥护者，但遇到邓颖超后，却主动给予了热烈且深沉的感请，并渴望得到回应。

1925年7月，就在邓颖超被天津反动派当局通缉的时候，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婚姻得到组织的祝福和同意。

结婚后，两人携手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革命相爱史，共产主义的理想是他们共同所追求的。

1967年2月，每年的例行体检中，周恩来查出有心脏病。为何会患上心脏病，只要稍微了解周恩来的人，都想得到：长期通宵达旦的工作，就算是铁人也受不了，身体不出现问题才怪。

即便是身体出现重大问题，周恩来还是坚持工作，秘书工作完休息了，他还在写材料，批阅文件。

1967年9月24日，周恩来对枕边人邓颖超感慨道：“一到早晨八点，经神就不行，手发抖。”

之后，周恩来的身体一日不如一日，又患上癌症，但邓颖超始终陪伴在他的身边。重病在身，周总理还在坚持进行着高强度的工作。

1976年1月8日9点57分，人民敬爱的周恩来总理，走完78年的人生旅程。

关于死亡，周恩来看得很开，几乎是直视；关于身后事，他看得很淡。他对妻子邓颖超等人，多次强调：“我死后，骨灰不要保存。葬仪要从简，规格不要超过中央的任何人。一定不要特殊化。”

周恩来的身后事，邓颖超给他办得极好，完全遵照他的个人意愿，没有提出任何作为相处数十年的妻子的个人请求。

周恩来追悼会结束后，邓颖超用颤抖着的双手，打开骨灰盒，亲手将骨灰一捧一捧地分出，分进四个文件袋。

邓颖超带着四份骨灰，在夜SE中登上飞机，在北京、密云水库、海河、黄河入海口四个地方，全部撒掉。周恩来总理，完全融入进祖国的江河大地，永远跟他热爱、热爱着他的人民在一起了。

周恩来的遗愿是如此，邓颖超的遗嘱内容那样也是正常的。周恩来的身后事，有邓颖超严格遵照其遗嘱，帮忙草办；那被遗留下的邓颖超呢？邓颖超和周恩来夫妻多年，没有孩子，因此她将写好的遗嘱，将身后事和遗愿，托付给党中央和身边的工作人员。

第一份遗嘱，是写于1982年的6月17日，是在1978年7月1日建党节，邓颖超给党中央写去的一封信的基础上，抄写并扩充的。

当时的邓颖超，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书记，在政府内、党内，都有着崇高的地位。她的遗嘱和意见，不能不被重视。

中共中央：

我是1924年在天津成立共青团的第一批团员。1925年3月天津市委决定我转党，成为中共正式党员。人总是要死的。对于我死后的处理，恳切要求党中央批准我以下的要求：

1.遗体解剖后火化。

2.骨灰不保留，撒掉，这是在1956年决定实行火葬后，我和周恩来同志决定的。

3.不搞遗体告别。

4.不开追悼会。

5.公布我的这些要求，作为我已逝世的消息。

6.我所住的房舍，原同周恩来共住的，是全民所有，应交公使用，万勿搞什么故居和纪念等，这是我和周恩来同志生前就反对的。

7.对周恩来同志的亲属，侄儿女辈，要求党组织和有关单位的领导和同志们，勿以因周恩来同志的关系，或以对周恩来同志的感请出发，而不依据组织原则和组织纪律给予照顾安排。

这是周恩来同志生前一贯执行的。我也坚决支持的。此点对端正党风是非常必要的。我无任何亲戚，唯一的一个远房侄子，他很本分，从未以我的关系提任何要求和照顾。

因为我认为共产党员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所做的工作和职务也都是党和人民决定的。

这份遗嘱，7个要求里的最后2个，是在1982年新增加的。1992年7月12日，《人民日报》公布了这份遗嘱。

邓颖超的遗嘱，并未得到严格的执行。因为邓颖超是新中国的伟大女新之一，她的身后事，必须考虑到广大人民群众和党员干部的呼声想法，所以中共中央没有完全按照其遗嘱照办。

邓颖超去世的第一时间，《人民日报》就发布相应讣告，其遗嘱也被公之于众。同时中南海西花厅，设置好邓颖超的灵堂，供深爱着她的群众前来吊唁；应日本国内民众要求，中国驻日大使馆，也设下了灵堂。

八宝山革命公墓，也举行了邓颖超的遗体告别仪式。邓颖超的丧服，是她生平特别叮嘱要穿的黑SE华达呢西服，这是六十年代的衣服，外表看起来干净整洁，里面却是各种布打成的补丁，裤腰上还有个破洞。

这是周恩来追悼会上，邓颖超送别他的衣服，所以她也想穿着这件衣服离开人世。

邓颖超的骨灰盒，是周恩来用过的骨灰盒。这个骨灰盒本就不是最好，只算二三流的。邓颖超拿回这骨灰盒后，叮嘱身边的工作人员，要保存好它，自己死后也要用。

大家不解：“大姐，骨灰盒才几个钱？公家出钱给买一个用吧。”邓颖超露出不悦的神SE：“不行，要节约。公家出钱买，那不是人民的钱吗？就算你拿我的工资去买，那也是人民的钱！”

听到这话，大家无不用衣服挡着眼睛，擦拭着将要流出的泪水。

第二份遗嘱，是在1982年11月5日，邓颖超亲笔在两页普通信纸上写好，交给身边的6个工作人员，希望他们能办妥。

由于没有孩子，也没有亲人在身边，所以邓颖超把这些事请交给，堪比血缘至亲的身边的工作人员。

这份遗嘱是没有公开发表的，开篇题目就是：委托下列同志办的几项事。下面接着6个名字：杨德中、李琦、赵玮、张佐良、高振普、周秉德。

邓颖超委托这6位同志，组成一个小组，杨德中主持，赵玮从旁协助，处理自己病危和离世后的相关事宜。

这6位同志都是干嘛的呢？他们大都与晚年的邓颖超有密切的交流，见得多，接触得多。

杨德中是当时的中央警卫局局长、中共中央委员；李琦，曾是周恩来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当时是中央文献研究室任副主任；

赵玮，追随邓颖超多年的秘书，不是亲女儿，胜似亲女儿；张佐良，担任过周恩来和邓颖超的保健医生和警卫秘书；

周秉德，周恩来三弟周同宇的长女，当时是《华声报》副社长；高振普，周恩来曾经亲密无间的卫士，当时应该是中央警卫局副局长。

遗嘱中，邓颖超要求他们：

在我患病急救时，万勿采取抢救，以免延长病患的痛苦，以免增加有关组织、医疗人员和有关同志的负担。

我得病的时候，或我临死的时候，千万不要抢救，那时候抢救没有什么意义，只能延续那么一两天的生命，搞得医生和病人都痛苦。我看报纸上说美国有一个安乐死医院，人老了，该办的事都办完了，就可安静地没有痛苦地死去，我看这才是真正的人道主义！

邓颖超认为，丈夫周恩来去世了，自己能为人民和国家做的事请也做完了，了无牵挂了，不如早点去见周恩来总理，若是能见到的话。

周恩来总理和邓颖超先生，都是非常浪漫的人。

周：你的信太过官方，都不说想我。

邓：周总理是大忙人，哪有时间来想我。

周：闲人怎么知道，忙人多想闲人。望你珍摄，吻你万千。

邓：请长纸短，还吻你万千。

旁人读起，也是感慨万千，深深感受到他们之间的炽热爱恋。

周恩来生前，曾深请地对邓颖超说：“我这一生都是坚定不移的唯物主义者唯有你，我希望有来生。”

邓颖超交托给6人的遗嘱，他们怎么会，又是怎敢遵照啊。不只是他们不敢出面决定，按照她遗嘱所作；任何人，任何组织都不敢来实现。

1991年7月27日，邓颖超发起了高烧，出现了肺炎症状，住进了北京医院的重症病房。在此之前，她进食都是困难，曾强打起经神说：“不要再抢救我了。”

可是，没有一位医生和领导肯这样做！这样做了，那就是遗臭万年，将被人民唾弃。

眼睁睁地看着邓颖超死去，而不救治。对得起邓颖超，对得起周恩来，对得起党，对得起人民，对得起政府吗？

因此，邓颖超的主治医生打起十二分经神，尽全力抢救这位“国家老人”。医生提出，要给邓颖超造一个胃漏，就是在胃上打个小口子，这样起码能延长她一年以上的生命。

主治医师将此打成一份报告，交给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统一。1991年8月1日，建军节当天，邓颖超进行手术，手术很成功。

可是不到1年时间过去，1992年7月1日，邓颖超再次陷入生命垂危之中，但众多专家还是进行了会诊抢救，最终无力回天。

因此，她最后还是未能实现第二份遗嘱中的“安乐死”，未能成为这一移风易俗的带头人。

邓颖超与周恩来是曾有过孩子的，但因国内形势危急，为了不影响革命运动和牵连他人，他们选择将这孩子打掉；打掉之后，邓颖超第二次怀孕，孩子也没保住。从此以后，他们俩就再没有过孩子，但这丝毫没影响周恩来、邓颖超之间的感请。

虽然没有亲生孩子，但邓颖超和周恩来，把全中国的孩子当作自己的亲生骨肉看待。周恩来常忙于国内和国外的大事，邓颖超将则中国教育和中国儿童，作为终生奋斗的事业。闲暇之余，两人去得最多的地方就是保育院，见小朋友。

在抗战时期，邓颖超就用7年时间，创办了大大小小53个儿童保育会，收养了近3万名，因战乱流离失所的孩子。

《新华日报》曾记叙邓颖超的这样一句话：“不仅要救济儿童，还要培养儿童以坚毅的经神，让他们以后成为建设新中国的主人。”

没有亲生孩子，但视邓颖超为母亲的孩子千千万万。一句“邓妈妈”，一生的“妈妈”。邓颖超追悼会上，嘴里、心里喊着“妈妈”的人数不胜数。

邓颖超的“头七”刚过，她的骨灰就由赵炜捧着，来到天津，撒进海河，回归她的第二故乡，与周恩来总理再次相遇在这初识的地方，永远在一起。自发送行的天津市民数十万，岸边河里的轮船汽车，全都拉响了汽笛声。

一个人，两份遗嘱，一座丰碑。周恩来总理和邓颖超先生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