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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号称是努尔哈赤“在马背上打下的江山”，却也是我国封建历史中最后一个大一统的王朝。在存续的三百余年期间，在史书上留下过辉煌的时刻，同时也写下了屈辱的结局。

正所谓“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楼塌了”。

大清之所以能够在马背上大败女真，统一中国，其中一个关键的原因，就是强有力的军事管理，典型的产物就是“八旗制度”。

但一直到后来大清丧权辱国，走向灭亡，也与这一制度历朝历代所累积下来的内部僵化和腐朽，有着一定关系。

积重难返，整个清朝的衰亡史，就好像是一部“八旗子弟”的衰亡史。

“八旗制度”一直以来作为大清朝的根本制度，规定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国家政治以及军事制度等方方面面。

八旗制度的缘起及架构

这一制度肇始于明朝万历二十九年，当时努尔哈赤致力于铁蹄上打天下，四处征战，要想取胜，就要有合理的军事管理制度。

由于满族是女真族的后裔，最初的社会形式主要就是依靠地域和血缘形成一定的部落和氏族。

为了应付生活所需的狩猎需求形成了“牛录制”，每个氏族和部落的有一名总领被称为“牛录额真”。努尔哈赤就在此社会基础制度上开始改制。

为了适应当时的战争特点，建立了黄、白、红、蓝四旗，也就是后来“八旗”中被称为正黄、正白、正红、正蓝的四旗，全部为纯SE。

到了万历四十三年，满族社会始终在迅速地发展壮大，在努尔哈赤“恩威并行，顺者以德服，逆者以兵临”的号召下，归附人员逐渐增多，四旗编制需要扩编。

于是努尔哈赤就在原有的正“四旗”基础上，增编了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四旗。

由于当时的政权在军事、行政以及生产生活各方面均有需求，因此早期的八旗一直是全民皆兵的形式。

也就是说，每一位老百姓都有着八旗的“编制”，在无战事的时候从事生产劳动，一旦有战争需求，方便自己携带着武器、粮草奔赴战场。

即此，清朝的“八旗”制度正式成型了,此时的八旗也便是后来所称的“满八旗”。

而为了便于制度化的管理。“八旗”之下还有着明确的编制格局来进行细化的管理：

八旗中每300人为一牛录，设置牛录厄真一人进行领导；五个牛录组成一个甲喇，设甲喇厄真一人进行领导；五个甲喇为一固山，设固山厄真一人领导，再增设一副职，为梅勒厄真。

八旗制度的演化

在皇太极时期，又额外建立了“古八旗”和“汉军八旗”。此时的满八旗，蒙古八旗，汉八旗共24个组织，构成了清代整个八旗制度。

早期的清朝各位君主励经图治，野心勃勃，征战天下，十分重视军队的建设。

据记载，当时各旗都设有军营、骁骑营、步军营等常规伍，还设有专门的云梯和布阵等职。

甚至还设置了虎抢营、火器营、神机营等特殊营伍，需要日常演习摔跤、色箭、刺虎和草练检抢等。

在专业而严苛的军事训练之下，清朝政府的铁蹄实力非凡，开疆拓土，取得了众多彪炳史册的战绩，收复了众多边境失地，打下了自古以来最广阔的国土面积。

入关之后，二十四支八旗军又分为禁旅八旗和驻防八旗，其中又有“上三旗”和“下五旗”之分。

其中正黄、镶黄、正白为上三旗，是皇帝直接管辖、亲自指挥的组织，也从他们之中挑选出皇宫侍卫。最接近权力的中心，自然也是八旗中地位最高的编制。

下五旗则为正红旗、镶红旗、镶白旗、正蓝旗、镶蓝旗，由诸王、贝勒等分别统领，自然受到皇帝及上三旗的的辖制。

也是在入关统一之后，中央集权正式建立了八旗常备军制度以及军饷制度，不再需要每一位百姓亲自为战争承担军械以及粮草的责任了。

于是八旗的编制不再是老百姓的自然身份，而真真真正地成为了一种职业。

八旗制度的弊端与衰败

纵观“八旗”制度的整个发展演变过程，针对于当时多民族多战事的状况，这一制度有着显而易见的优越新：

易于管理，成本较低，避免了不必要的内部争端等，也形成了清王朝重要的军事支撑力量。可以说，为清王朝攘外安宁做出了重要贡献。

但随着历史的发展，其中的弊端也日益显现了出来。

入关之后的大清，一边面临着和汉族地主阶级的尖锐矛盾，一边需要供养八旗“编制”内的国家公务人员。

为了让他们能够专心备战，提高战力，留存国家强盛的重要力量，同时也考虑到盘根错节的政治关系。

旗人不被允许经商以及参加产业劳动，并一直为他们提供极其优渥的报酬和特权，在从官政策上有着诸多优待。

从而导致旗人日益冗杂，并且随着生活日渐稳定，缺乏有效的管理约束，在失去了在猎场和战争生活模式以后，旗人子弟很快便丢失了野新，开始迅速地堕落。

贪污腐败，军备松懈，耽于玩乐，无心训练，供养了一大批遛鸟、喝茶、听戏，甚至吸食鸦片、欺男霸女、DU博成新的纨绔子弟。其中以和珅家族为典型的代表。

昔日“八旗军”的风光早已在此时沦为外强中干、遍地骂名的花架子，风不用吹就摇摇衣坠，不过躲在前人的余荫下尸位素餐。

虽有大清强盛的根基在勉力维持，但在如此这般腐朽的啃噬与消耗之下，晚期羸弱的大清可谓一推便倒。

以至于后来的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时，八旗军一触即溃，丢兵弃甲，四散而逃。徒留一地的唾骂。

八旗子弟“伤仲永”的故事

朝廷也并非没有试图解决，八旗制度所造成的系列问题，例如乾隆时期，就曾经将3000多户旗人迁移至富庶的拉林（黑龙江北面），成立了“京旗二十四屯”的编制。

让他们在不同的24个方位戍守国家边境，以一农一兵的“兵团”形式生活着，以此既能减轻人员冗杂，又能不忘先祖，回馈故土。

其中就包括了索额图、鳌拜、和珅、傅恒等八旗子弟的族人们。

恰如伤仲永的故事一样，如今的他们早已泯然众人矣。他们亲自草劳着农事，无事时便和乡邻下下棋，抽抽旱烟。

但又有那么一点不同的是，祖先的荣光对他们而言，早已不是锦衣玉食，特权阶级。而成为了一种内心深深的尊崇和远远的追寻。

例如对于村庄的命名烙印着深深地满族特SE，例如在普通的民居里，西边总是放着他们各自祖先的画像。

诚然，在他们的画像中的祖先，与我们所看到的史书中的祖先，是不太一样的。一种是带着亲缘温度的家族信仰，一种是奖罚功过的评判陈述。

但无论哪一种，都正在被滚滚的历史车轮裹挟着继续前行，就好像曾经的八旗文化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