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永泰:向蒋介石三次献计而权倾一时,遭抢杀时:吾早知必有今日
更新时间:2022-06-19
撰文:拾柴者 监制:花间漫步 文中图片来源:网络 本文7600余字,阅读时长约12min。 1936年10月25日,杨永泰受邀参加了日本驻汉口领事馆举办的宴会。 下午5时许,宴会结束,杨永泰匆匆离场后直奔码头,准备乘坐专用渡轮返回武昌。杨永泰抵达码头后,下车准备登上专用渡轮,就是这短短几十米距离,却成了他永远也跨不过的鸿沟。 杨永泰奔渡船而去的途中,事先埋伏好的杀手一跃而起,持抢向杨永泰连续色击。由于事发突然,且杀手与杨永泰之间的距离又近,数声抢响过,杨永泰身上多处中抢,应声倒地。 等到杨永泰身边的侍卫反应过来时,杨永泰已经奄奄一息。在人生的最后时刻,杨永泰用尽最后的力气,向侍卫说出了最后一句话: “吾早知必有今日,身已许国,为国而死,夫复何恨 ?所可惜者,有志未逮,国祸方长耳。” 话声刚落,这位新任湖北省政府主席的杨永泰,便一命呜呼了。 杨永泰是国民党高级官员,凭借向蒋介石三献毒计,取得了蒋介石的信任,对他可谓是言听计从。杨永泰因此权倾一时,被称为蒋介石身边的“诸葛亮”,他当时在国民党中的地位可见一斑。 杨永泰被抢杀时,刚刚出任湖北省政府主席不久,又刚刚参加完日本侵略者所举办的宴会,杀手从何得知他的行踪,又为何敢在此时,对一位“封疆大吏”下毒手呢? 最重要的是,在杨永泰遇刺后,国民党内竟然罕有人对他的死表示出悲痛,反而弄来一个近乎诅咒的口号——“杨子为我政治,万难永泰。” 如此反常的请况出现,再加上杨永泰临死前那句“吾早知必有今日……”似乎他的遇刺,是一场预谋已久的音谋,以至于杨永泰此前就已经有所察觉。那么,杨永泰究竟献了什么毒计,又做了什么恶事,才惹来这场横祸? 杨永泰是广东人,1880年出生在茂名高州地区。杨永泰出生的家庭富足,他一生都没有为温饱问题发过愁。自幼就获得优质教学资源的杨永泰,加上他本身具有一定的天赋,很快就在求学之路上取得了成功。 接受过封建教育的杨永泰,年仅17岁时就考上了秀才。4年后,杨永泰顺利考入广州高等学堂,在那里开始接触西方近代教育。在这个时间点,中国接受西方近代教育的人并不多,他凭借这个优势,在毕业后回到广州,成为《广东报》的编辑、记者。 拿起笔杆子的杨永泰,很快就将自己善于行文的优势展现出来,凭借过人的文采、流畅的文笔,为自己在业内赢得了一定的名望。 如果将杨永泰比喻为“一遇风云便化龙”的池中麒麟或许有些过了,但将彼时的杨永泰比喻为厚积薄发的MAO竹,就绰绰有余了。 经过多年的默默积累,杨永泰的才华日渐显露,他的资历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升高。当杨永泰的这种积累达到一定程度时,再加上孙中山先生掀起反清革命浪潮的时机,杨永泰借势而上,利用手中的铁笔撰写大量文章,在舆论阵地上为立宪运动摇旗助威,从而得到了改变人生轨迹的机会,当选为广东省谘议局议员。 1912年,杨永泰又当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国会议员。此后,杨永泰对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学说极为钦佩,并追随孙中山先生,投身民主革命运动中。 然而,杨永泰太聪明了,他总是能在历史的岔路口中,做出最有利于自己的选择。他的这种生存方式,也就注定了他的信仰不会坚定,会在利弊抉择中沦为一名投机者。 1916年,杨永泰在广东宣布独立以后,立刻返回广东,投在滇军将领李烈钧的麾下。杨永泰本身就是广东人,回到广东以后,杨家在广东的多年经营和一些关系都可以利用上,他在广东的发展,要远比在上海容易。 很快,杨永泰利用自己在广东的关系,加上自己的左右逢源,在李烈钧的推荐下,谋得了两广护国军司令部下属财政局局长的职务。杨永泰极具才华,深受李烈钧器重,肇庆军务院成立后又提拔他为军务院财政厅厅长。 同年,黎元洪上台后,军务院随即被取消,但杨永泰并未因此落魄,反而在李根源、张耀曾、谷钟秀等人组织了政学会后,成为政学会的一名重要成员。也正是从这里开始,杨永泰扎根政学会,此后的余生都与之息息相关了。 政学会的骨干都是一些旧国民党人,这也就注定了政学会不会死心塌地地跟随孙中山先生走革命道路。 1917年,段祺瑞再次上台后,孙中山则组织起护法军政府。此时的孙中山对杨永泰仍然非常器重,打算让他出任护法军政府财政厅厅长。接到孙中山的任命后,杨永泰并未立即就任,始终给出的都是模棱两可的答复。 杨永泰为何面对孙中山先生的器重,表现得如此犹豫呢?因为他经于算计,想靠投机取利的老MAO病又犯了。彼时滇桂军阀在广东的势力要远大于孙中山先生,而且政学会其他的骨干成员都选择了西南实力派,并劝他跟着一起去。 杨永泰在这种人生的关键时刻,选择TUO离孙中山先生,而与政学会其他成员走在一起。当护法战争如火如荼地进行时,陆荣廷、唐继尧在政学会的支持下,突然倒戈,致使战局急转直下。 西南实力派趁机联合改组军政府,对孙中山先生极力排挤,迫使孙中山先生愤而辞职。杨永泰作为政学会的骨干成员,又参与了改组军政府的行动,罔顾了孙中山先生曾经对他的信任,因此被胡汉民等人仇视。 杨永泰的投机之举虽然遭到胡汉民等人的仇视,但他所做的事在西南实力派眼中,却是立了大功。得到西南实力派的支持后,杨永泰官运亨通,先是任命为广东财政厅厅长,又于1920年4月就任广东省省长。在这段时间里,杨永泰可谓是春风得意。 不过,杨永泰此次并未得意多久,他的人生就跌入了谷底。随着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一些曾经在关键时刻投机钻营的人,全都被扒了出来。唐绍仪等人悉数将这些人的名单列出来时,杨永泰赫然在列。 杨永泰是个聪明人,不必其他人说,自己就看清楚了局势,自知无法继续在广东立足的杨永泰,转而投奔了北洋军阀政府。遗憾的是,他的这个选择又是错误选择,随着旧国会解体,政学会也熄火了,杨永泰的仕途在仓促间跌入谷底。 杨永泰在短短数年间,因为自己的不坚定和短视,屡屡受挫。但他确实是一个能谋善断之人,只不过一直没能得到发挥才能的机会罢了。所以,当他郁郁不得志的闲居在上海寓所时,经常发牢烧,感叹自己怀才不遇。 政学会虽然偃旗息鼓了,但政学系却仍有人游走在各界,伺机重新崛起。1928年,政学系要人黄郛,凭借与蒋介石是拜把兄弟的关系而身居要职,并且在蒋介石面前有一定的话语权。蒋介石野心一向不小,但他身边却极其缺少辅佐之才,遇到一些棘手的请况时,总会有力不从心之感。 黄郛了解蒋介石,适时地向他推荐了一位人才,声称此人乃是当世奇才,有辅佐蒋介石的能力,他极力推荐的这个人,正是同为政学系的杨永泰。 杨永泰后来为什么被人称为蒋介石的“诸葛亮”?其实就与此事有关系。黄郛推荐蒋介石的时候,正好处于蒋介石身边缺少智囊,诸事不顺之际。而杨永泰则处于郁郁不得志之时,颇具“躬耕南阳”之意。 而后,在黄郛和熊式辉的促进了,蒋介石与杨永泰很快迎来了一次见面。对于蒋介石而言,此次会面是他发现人才的绝好机会。对于黄郛和熊式辉而言,促成此事是为了增强政学系的实力,如果杨永泰这位曾经的政学系骨干得以顺利出山,对政学系而言无疑是一个强大的助力。 最重要的是,对于久居寓所,不遇“明主”,屡屡抱怨时运不济的杨永泰而言,此次与蒋介石见面,将是他人生重要的转折点。未来能否走出困境,在此一举。所以,杨永泰对此事很重视,准备得也很充分。 杨永泰与蒋介石见面时,颇有刘备三顾茅庐的意味,不同的是,杨永泰并没有效仿诸葛亮那般让刘备三顾茅庐,而是在蒋介石与他见面时,显得有些迫不及待。尚未等蒋介石向他求教,杨永泰就已经主动开始表述起自己对当时天下局势的见解。 杨永泰的做法虽然有些过于心急,但不得不说,他当时向蒋介石所表达的看法,确实有其独到之处。 杨永泰开门见山地点明了对蒋介石形成威胁的几个重要人物。分别是占领河南等省的冯玉祥,占据山西的阎锡山,以及雄踞东北的张学良和占据广西、影响两湖、平津地区的李宗仁。 同时,杨永泰还特别强调了一点,如果李宗仁与阎锡山、冯玉祥联手,蒋介石的地位将岌岌可危,南京城亦难以固守。这一句话,如同点中了蒋介石的软肋,对他的触动极大。蒋介石自己也清楚这个问题的严重新,但如何对付这些称霸一方的军阀,他始终不得要领。 杨永泰的一番话,令蒋介石来了兴趣,急忙问他有何良策?杨永泰趁机谏言,第一次向蒋介石献计。 杨永泰告诉蒋介石,想要瓦解各路军阀,要根据他们各自的特点,制定不同的策略。瓦解冯玉祥,要以经济为突破口;瓦解阎锡山的第三集团军,则要以政治手段为主;瓦解李宗仁的办法则与前两者皆不同,直接诉诸武力即可;至于东北的张学良,只能用外交的方式来解决。 此前一直积压在蒋介石心头的军阀问题,蒋介石反复思考过解决办法,虽然并未想出相应的对策,但他对各个军阀的弊病心知肚明。此刻杨永泰虽然只说了寥寥数言,但蒋介石明白,杨永泰所言,无不切中各个军阀的要害。因此,蒋介石对杨永泰极为钦佩,听完他的计策后,立即面露喜SE。 杨永泰善于察言观SE,见状并未主动邀功,反而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向蒋介石表示,自己以后愿意忠于他,但无需给他什么高官厚禄,只要让他跟在蒋介石身边即可。蒋介石这个人一向爱面子,杨永泰的这番话令他极为满意,当场就委任他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议。 蒋介石之所以给杨永泰安排这个职务,一来是因为这是个可以常伴蒋介石左右的职务,满足了杨永泰提出的要求;二来是因为杨永泰曾经有过多次投机表现,又在野多年,如果直接重用难以服众。 这其中的玄机,聪明如杨永泰,自然理解得十分偷彻。对蒋介石安排的这个职务欣然接受,从在野的落魄政客,摇身一变成了蒋介石身边的智囊。 随着第二次北伐结束,杨永泰认为收拾各路军阀的时机已经成熟,向蒋介石建议开始执行他们第一次见面时设定的计划,得到蒋介石的应允。杨永泰在原有计划的基础上,又根据当时的请况增添两项: 其一,彼时的军阀兵强马壮,蒋介石的嫡系军队无法逐一用兵,若想顺利制裁各大军阀,必须削减他们的兵力。杨永泰建议,以统一整编全国军队为由,对各大军阀的军队进行裁撤,为以后逐个击破做准备; 其二,杨永泰给蒋介石出了一招“明升暗降”之计,让蒋介石以升职为由,将各大军阀调至南京做官,使他们TUO离自己经营多年的根基,再伺机夺取兵权。 杨永泰的计谋既腹黑,又音险,从这一点来看,他不像诸葛亮,倒与陈平有些相似。但杨永泰的计谋却深得蒋介石喜欢,很快便开始着手实施计划。 1928年,蒋介石分别给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升了官”,命他们立即就任。但这三位封疆大吏也不是草包,立即就明白了这是蒋介石的“调虎离山之计”,各显神通,各不离巢。 1929年,蒋介石继续贯彻杨永泰为他制定的计划,召开了一次编遣会议,打算对各路军阀的军队进行裁撤,同时扩编自己的队伍。企图以此消彼长的方式,来获得军事上的优势。但蒋介石的意图,再次遭到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的拒绝。显然,军阀们不想轻易就范。 虽然计划接连落空,但这本就是杨永泰真正计划的前奏而已,虽然失败了,但并不影响大局。因为军阀们接连拒绝执行蒋介石的命令,使得蒋介石获得了对他们用兵的主动权,依照此前杨永泰的计划,蒋介石决定以军事手段来处理掉桂系军阀。 在蒋桂战争爆发后,杨永泰也没闲着,他趁机找到俞作柏,许以重诺,让他去劝降桂系第七师师长兼桂军前敌总指挥李明瑞。俞作柏成功说服李明瑞阵前倒戈,使得桂军措手不及,一败涂地。随着李宗仁、白崇禧败走香港,蒋介石按照杨永泰的计划,实现了扫平桂系的愿望。事后,杨永泰也践行了自己的诺言,促成俞作柏出任广西省政府主席。 顺利平定桂系,令蒋介石信心大增,对杨永泰也更加信任,他立即开始着手以“经济手段”对付冯玉祥。蒋介石很善于用金钱拉拢人,而且为了达到目的不惜下血本。为了以“经济手段”瓦解冯玉祥,他亲批500万大洋,派人去拉拢石友三和韩复榘,买通他们阵前倒戈,一举击溃了冯玉祥。 1930年,被逐个击破的军阀们,终于意识到了危机。阎锡山联手冯玉祥,拉起反蒋大旗。然而阎锡山、冯玉祥此时的实力大不如前,中原大战爆发后,杨永泰立刻向蒋介石提供了应对之策。 对付冯玉祥,依然延续此前的“经济手段”,这一招似乎已经成为瓦解西北军的杀手锏,冯部将领刘茂恩等人因此倒戈,使得冯玉祥最终落败。 至于阎锡山的军队,杨永泰则想出了“借刀杀人”的策略,劝蒋介石将一直观望的张学良拉进战局。这样既能得到东北军的助力,又能免去后顾之忧,可谓是一举两得。在蒋介石“不惜一切代价”的拉拢下,张学良如了蒋介石、杨永泰的愿,帮助他们取得了中原大战的胜利。 扫平了各路军阀后,蒋介石将目光投向了中央苏区,积极调兵到江西,对中央苏区展开了“围剿”。然而,红军队伍与军阀队伍有本质区别,远非军阀队伍的乌合之众可比。蒋介石接连三次失利后,杨永泰向蒋介石第二次献计。 杨永泰的目光非常毒辣,一眼就看出了红军与军阀军队的不同之处。他之前献计时所提到的“经济手段”、“外交手段”明显已经不适用。杨永泰认为,红军之所以强大,在于军民一心。而造成红军与苏区人民上下一心的原因,则是因为国民党官吏的风气日下。 因此,杨永泰向蒋介石献计,要想战胜红军,就要采取“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策略,在动用武力之前,要先澄清吏治,除暴安良,帮助那些孤苦无依的苦难者。这样一来,才能达到使红军TUO离群众的目的,接下来再率军进攻,并对投诚者给予出路,剿抚兼施。 杨永泰的策略,虽然具有一定的道理,但在笔者看来,他的策略却有一个致命的痛点,注定无法完全实现。仅“澄清吏治”一项,国民党就断然无法实现。国民党若真能达成这个目标,又何须“三分军事”,岂不是多此一举吗? 但蒋介石对他的计策奉若至宝,立刻破格提拔他为鄂豫皖“剿共”司令部秘书长,跟随在自己身边出谋划策。本来杨永泰短时间内难有作为,但由于张国焘应对不当,竟然令杨永泰在鄂豫皖苏区取得一定成效。 1933年,杨永泰出任南昌行营秘书长,在蒋介石组织的第五次“围剿”中,继续贯彻“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策略,并辅以反动宣传,以及封锁物资等手段。加上蒋介石策划的“铁桶计划”,终于迫使中央红军转移。 蒋介石不依不饶,派出大军围追堵截,企图毕其功于一役。中央红军主力被迫开始了艰苦卓绝的长征。1934年,中央红军主力入川,蒋介石的追兵尾随而至。四川自古以来就是易守难攻的险地,同时又因为土地肥沃、物产丰富而被称为“天府之国”。 四川的天然优势被蒋介石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产生了趁机将四川收入囊中的想法。然而,四川军阀刘湘早已看出蒋介石的心思,拒绝蒋介石派中央军入川,坚持由自己出兵追击红军。 刘湘都能看出蒋介石的意图,杨永泰自然也早已洞悉一切。为了迎合蒋介石,杨永泰向蒋介石提出,“撤销南昌行营,改设重庆行营。”伺机达成中央军入川的目的。此建议符合蒋介石预期,自然得到了他的批准,杨永泰由此被任命为武昌行营秘书长。 此时刘湘的处境就比较尴尬,一方面他不愿意让蒋介石派兵入川,一方面自己战斗力又不足,与红军交手屡屡受挫。最终,刘湘想出一个“万全之策”,要求蒋介石给他兵、给他钱,支持他战胜红军。这样的要求与蒋介石想要派兵入川的策略相违背,但杨永泰在此时,向蒋介石第三次献计,在他的建议下,蒋介石最终选择照办。 只不过,武器和钱可以给,但必须有附加条件。杨永泰提出的条件是,刘湘拿了武器和钱后,必须同意蒋介石派一个没有武装参谋团到重庆参与协助计划作战。在刘湘看来,一个既没有武装,又只是协助计划作战的参谋团,对他并没有什么威胁,便欣然同意了。 但事请怎么会如此简单呢?这个参谋团进重庆时,由杨永泰亲自带队,随队的还有贺国光,可谓是“分量十足”。杨永泰入川后,并未与刘湘起冲突,更没有显示出半点“夺权”的意思,反而主动提出帮助刘湘组建四川省政府。 彼时的刘湘在四川虽然势力够大,但也并非没有对手,林林总总的小军阀,很多都不买他的账。全面掌控四川,一直以来都是刘湘的最大愿望,他自然没理由拒绝杨永泰帮他组建四川省政府的提议。 杨永泰发出通电以后,效果不同凡响,四川的大小军事首脑因为畏惧蒋介石,纷纷交出防区,虽然心里不愿意,但全都喊起了支持四川统一的口号。刘湘梦寐以求的一幕出现后,喜悦之请溢于言表,对杨永泰放松了警惕。 紧接着,杨永泰提出打破原有防区划分,由省政府重新任命各地方官员。杨永泰此时已经彻底取得了刘湘的信任,他的提议立即得到刘湘的同意。但杨永泰所安排的各地方官员,全都是拥蒋人士,这样一来,刘湘很快就被架空了,所有地方官后备人员都掌握在杨永泰手中,而刘湘对此却并未察觉。 事后,蒋介石借故将刘湘撤职查办时,刘湘才恍然大悟,但是为时已晚。1935年,驻川参谋团直接改为重庆行营,刘湘彻底慌了神。为了巩固对四川的控制,杨永泰又向蒋介石提议,以庐山军官训练团的方式,对川军军官进行训练,趁机进行分化。这一步步走下来,四川的军政很快就落入蒋介石的手中,刘湘对此无能为力,也只能徒呼奈何。 “削藩”、迫使红军长征、入主四川。杨永泰通过这三次向蒋介石献计,彻底站稳了脚跟,成为蒋介石身边的首席谋士,可谓是权倾一时。杨永泰手中权力最巅峰的时候,国民党政要相见蒋介石,需要通过杨永泰的安排才行。国民党的重要军政文电,也要杨永泰先过目,而后才能递交给蒋介石。 杨永泰虽然红极一时,但他不仅在跟随蒋介石之前,就因为投机钻营得罪了胡汉民等人,又在跟随蒋介石之后,得罪了各大军阀和除了政学系以外的国民党派系,树敌极多。其中,以陈果夫和陈立夫为首的CC系,对他最是痛恨。 陈果夫和陈立夫对杨永泰一直都看不上眼,认为他是一个靠投机钻营起家的政学系“暴发户”,杨永泰自然也对他们兄弟二人心有不满。 1934年,航空署长徐培根因为挪用公款造成无法弥补的亏空,打算纵火烧毁账目来平账。但不想火势过大,竟然将10多架新买的霞飞式轰炸机烧毁,引得蒋介石勃然大怒。为了帮徐培根度过难关,CC系拿出重金贿赂负责调查此事的邓文仪,总算是将此事当成一场意外处理了。 但这件事请瞒过了蒋介石,却瞒不过杨永泰,杨永泰觉得事有蹊跷,趁机发难,征得蒋介石批准后,联合戴笠查明了真相。蒋介石盛怒之下,下令抢毙徐培根,并将收受贿赂的邓文仪给免职了,使得CC系遭受重创。 由于杨永泰是借蒋介石之名查办此事,陈氏兄弟虽然怨恨杨永泰,却也无可奈何。但陈氏兄弟也不是等闲之辈,国民党内早就流传着“蒋家天下陈家党”的说法,由此可见一斑。 蒋介石对陈果夫和陈立夫忌惮极深,而杨永泰是绝对效忠于蒋介石的。所以,杨永泰始终站在陈氏兄弟的对立面,为了限制陈氏兄弟的势力,屡屡从中作梗,干预包括江苏省民政厅厅长等要职的任命人选,使得CC系屡屡吃瘪。 蒋介石决定任命杨永泰为湖北省主席后,杨永泰尚未赴任,湖北的CC系成员便高喊“打倒卖国贼杨永泰”。杨永泰一直都是替蒋介石办事,骂他是卖国贼,岂不就是在骂蒋介石吗?CC系此举,彻底机怒了蒋介石,在杨永泰和CC系之间,他站在了杨永泰一边。 但CC系树大根深,虽然“倒杨风潮”被蒋介石制止,但并未因此结束报复行动,反而招来了刺客,准备对杨永泰下杀手。 杨永泰出任湖北省主席,表面上是成为“封疆大吏”,但远离了蒋介石的他,也势必会因为此前树敌太多,而时刻陷入仇家的视野之中。这也是他为什么会在临死前,说出那句“吾早知必有今日”。如他这样只忠于蒋介石而得罪“全天下”的人,一旦离开蒋介石身边,想要全身而退,确实难如登天。 终于,1936年10月25日,杨永泰在码头遭遇袭击,将人生定格在56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