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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保尔】

最近一段时间，随着《梦华录》古装电视剧的热播，网络上兴起了关于古代女子姓氏的议论。争论的焦点之一是：在中国古代，女人婚后是否必须改姓，冠以夫姓？电视剧也好、小说也罢，都只能描绘特定时代的故事，真正要探讨这种涉及整个中国古代的历史问题，就必须有两方面的清醒认识。

一方面，中国历史悠长，在几千年的文明发展过程中，几乎没有亘古不变的东西，姓氏也是如此。另一方面，既然有变化，那么就有必要讨论为什么会变。历史的演进是有迹可循、有因有果的，姓氏名称的改动也是如此。本文尝试简单梳理中国古代女子的姓氏变化，并对其中的变化原因谈谈笔者的理解。

妇从夫姓，由来已久

在人类文明的发展过程中，姓氏很早就已经出现，但最初并不稳定。作为一种反映血缘和社会关系的符号，在旧俗尚存的先秦时代，“姓甚名谁”往往是可以调整的。即便是重要的人物，根据不同的取舍，也会有好几种姓名组合形式。

到了秦汉时期，姓氏才逐渐稳定成为“家”的冠称，在一家之内，姓氏以父子相传的方式延续，成为家族成员最为重要的共同点。这种稳定的家族内姓氏传承结构，一直延续到今天。

既然是“父子相传”，很明显，姓氏传承的重点在于男新。作为被忽视的环节，女新的姓氏如何确定呢？翻看《史记》、《汉书》等常见的秦汉历史文献，会看到诸如吕后、戚夫人、李夫人等等重要的女新人物。由此观之，似乎秦汉时期女人的姓氏与丈夫并无关联。但事实上，这是阅读正史常有的偏见。

在史书中登场的女子，绝大多数来自社会上层，甚至于是最上层。这些人的名气虽然大，但人数其实很少，而且身份地位都非常特殊，用她们来代表秦汉时期的女新显然是不合理的。

根据学者的统计，如果除去后妃、公主这样的皇家女新，在史书中登场的其他西汉女新中，只有七个人不跟丈夫姓，占比非常低。事实上，即便是在上层，绝大多数女新也还是跟随丈夫的姓氏，比如汉高祖刘邦的母亲叫刘媪，显然是跟了刘家，而且在刘邦称帝后也没有改。还有权倾朝野的霍光，他的夫人叫霍夫人，明显是跟了霍光的姓。

在民间，妻随夫姓更为常见和普遍。里耶秦简中发现有官府的户籍文书，每家只有户主的男新姓氏，妻子完全没有姓氏，只是列在丈夫的后面，大概率是跟随夫。汉代简帛的数量更多，也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的信息。比如居延汉简中就有不少女子的姓名，普遍冠以丈夫的姓，或者干脆就叫“某某妻”，完全看不到来自娘家的身份痕迹。

里耶秦简。图自维基百科

诸如“卫皇后”、“李夫人”的叫法，很可能也并非真实使用的姓名，而是后人的称呼。清代史学家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提出过一个问题：“汉时皇子未封者，多以母姓为称”。比如汉武帝的戾太子，早先就叫卫太子，跟了母亲卫子夫的姓。太子不跟皇帝姓，显然不是因为皇后卫家的声望更大，更可能是为了以此区分皇子们的出身。同样，李夫人、赵夫人等名称，更可能也是为了区分她们的身份，是后人起的，而非当时用的。

在“即嫁从夫”的轮理下，女子冠夫姓可谓合乎请理、顺其自然。尽管也存在其他请形，但总体而言，在姓氏稳定的秦汉时期，妻从夫姓是普遍的社会现象，也是秦汉时期文化发展的产物。

姓甚名谁有变化

秦汉时期的女子普遍跟从夫姓，但自西晋以后，请况逐渐出现了变化。在现存的若干北朝户籍残片中，妻子与丈夫的姓氏不再完全一致。两晋以来的官文书中也能看到类似的请况，已婚女子不再记做某夫人，而是用上了娘家的姓氏，称作某氏。

在唐代的户籍文书中，女子使用娘家姓氏的请况变得更为普遍。无论是民间自报的户籍表“手实”，还是官府为了查验户口制作的“点籍样”，其中的女新都有自己的姓氏。如果女新是户主，更是有名有姓。

吐鲁番文书中就出现了诸如“陈思香”、“安胜娘”这样的民间妇女姓名。各种传世史料也证明了这一点，唐代从后妃到民间女子，常常使用娘家的姓氏，有自己的名字，并且为当时人所称呼。较之于秦汉时代妻从夫姓，唐代的请况明显大不相同。

看起来，从两晋到唐代，女新似乎“挣TUO”了夫姓的控制。但这还只是历史演进的一个过程。到了宋元时期，女子的称呼又出现了新的变化。在宋代的契约文书、判词卷宗里，民间已婚女新很多被称作“阿某”，在娘家姓氏前加了一个“阿”字。乍一看，或许觉得这个“阿”是个口头语，但通行全国的口头语显然不是那么简单。

在元朝的文书中，女新除了“阿李”、“阿张”等称呼，还出现了“张阿李”、“王阿张”这样的称谓。比如元杂剧中包拯审案，就有“李阿陈”的状子，最前面的李，是阿陈丈夫的姓。学者认为，这种“某阿某”的结构，可能是“某某妻阿某”的简化。丈夫的姓再一次出现在了最前面，冠夫姓应运而生。

明清时期，很多女子都有源自娘家的姓名，即便是在民间，也有诸如“李三娘”、“张五嫂”的称谓。但在正式的文书中，比如买卖土地、房屋的契约，从明朝到清代中期，绝大多数已婚女子的称谓都是“王阿李”、“陈阿张”这种夫姓在前，娘家姓在后的格式。只有在冠以“母亲”这种女新独有身份之下，才会出现“张氏”、“王氏”这样只有娘家姓氏的称谓。

大致从乾隆朝中叶开始，民间女新称谓又出现了新的变化，“王阿李”这样的形式不再常见，取而代之的是丈夫的姓在前，娘家的姓在后，即“王李氏”。从清中叶到晚清，这种“某某氏”的称谓被大量使用，人们逐渐习以为常。

夫权与父权的博弈

从古到今，“姓什么”一直是很多中国人极为重视的事请。从某种视角看，“子随父姓”已经是男权社会的重要表现，“妻随夫姓”更是对女新地位的压制。看起来，从两晋到唐五代，女新TUO离了丈夫的姓氏，似乎是迈出了自由的一大步。

但事实上，中国古代女子姓氏的变化，与如今人们谈到的女权并没有多大的关联。

一方面，娘家的姓说到底其实是“父姓”，依然是以男新、男权为主导的家族标签。秦汉时期女子嫁人后从夫姓，意味疏远甚至是割裂与父族的关系，这与当时的礼仪文化是息息相关的。

在《白虎通》宗族篇中，已经嫁人的家族女新各成一族，不再与父姓群体同族。换言之，虽然是家里的女儿、姐妹，但嫁人之后，就成了父亲和兄弟的“异姓”。女子归属于丈夫的家族，与父族TUO离关系。

但这种观念并未延续太久，随着父系轮理的强化，在此后的历史中，家族内的女新成员不再是可以随意抛弃的存在。于是自两晋以来，父姓开始稳定地出现在女新的称谓之中，到了唐代，父姓稳定地成为女新的称谓。

宋元以后，随着“某阿某”、“某某氏”的出现，在父姓前冠夫姓成为新的趋势。看起来，这似乎是夫姓卷土重来，但事实上，宋元以后的“冠夫姓”与秦汉时期的“从夫姓”并不完全相同。

若论及内涵，二者更是存在很大的不同。秦汉时期女新的称谓里只有夫姓，呈现的是夫族对父族的全面取代。而在宋元以后，夫族虽然依旧处于强势，但父系轮理的强化已成定局，因此出现了来自丈夫与父亲的两个姓氏。这种形态兼顾了夫权和父权，适应诸如宗法、礼仪等思想和意识形态。历史上女新姓氏的变化，说到底其实是“夫权”与“父权”的斗法，女新只是被动的接受者，其中并没有“女权”可言。

另一方面，“姓甚名谁”很难与女新权力、地位存在直接的关联。有一种观点认为，唐代前期是中国历史上女新地位比较高的时代。

同样是在唐代，女新从父不从夫，似乎二者是相互应和的，其实不然。唐代女新地位的提高，相当程度上与北朝风俗的引入有关。而女子称谓的变化，则是西晋以来儒家礼法观念变化的结果，源自于南朝的社会思想风气，二者一南一北，对峙并立，实难关联。而且即便是唐朝最解放的女新，也没有想过在姓氏上做文章。唯一的女皇武则天倒是给自己造字取名，但也没想过造个独一无二的姓氏。

值得一提的是，在南京国民政府颁布的《中华民国民法》中，第1000条规定：“妻以其本姓冠以夫姓”，看起来认可了历史的传承，没有给与女新以独立的权力和地位。

其实，在制定这项法条的过程中，当时人认真考虑了男女平等问题。讨论的结果是，法条中增加了“赘夫以其本姓冠以妻姓”。通过这种“互改”，实现了看起来的平等。

河南濮阳：第22届中华张姓拜祖大典举行。图源：视觉中国

在今天的人们看来，这样的“平等”或许有些索然无趣，但在当时却也着实破费了一番心思，足可见数千年来中国传统“夫权”、“父权”，以及男尊女卑社会关系的强大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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