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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天祥秉着“公而忘私、国而忘家”的经神，踏上仕途。在国难当头的时刻，他宁肯不要官，不要命，也要上书皇帝，谏阻动摇民心的妄举，表现了非凡的气魄和胆识。

宝祐六年(1258)年8月，文天祥的孝服已除，有人劝他上书宰相求官，但他毫不介意地说：“着什么急呢！”吉州知州要替他向朝廷提出申请，他也婉言谢绝了。

文天祥不热心出来做官，是因为这两年他对朝廷内部有了深刻的认识。理宗虽然欣赏文天祥的“御试策”,但两年来，对其中的建议并未见实行。此时的朝廷仍是坏人当道，好人受排挤，朝政进一步败坏了。文天祥又怎么肯向那些小人低眉折腰去求官呢！

当时，理宗在朝廷中重用的是董宋臣和丁大全两人。董宋臣是理宗的内侍宦官，最善于讨好献媚。为了供理宗享乐，他不惜花费重金在宫中修造芙蓉阁、香兰亭，招进舞女倡优，因而很受宠爱。丁大全则靠巴结董宋臣爬上去，当上了参政知事右丞相兼枢密使。他大权独揽，不顾国家安危，为图私利，干尽了坏事。人称丁大全有四罪：绝言路、坏人才、竭民力、误边防。

开庆元年(1259)正月，文天祥的弟弟文璧要赴京城临安应试，于是文天祥就陪他走水路，取道长江，一起来到临安。5月，文璧殿试中了进士，文天祥也由朝廷授承事郎、签书宁海军节度判官厅公事。3年前，文天祥中进士后因父丧没有行门谢礼，因而这次要补行之后才能赴任，就这样又拖延了一些时候。就在这个时候，国家形势紧急起来。

一年前，蒙古军就开始南进了，他们兵分3路，从不同方向推进，准备时机成熟后，给南宋以毁灭新打击。而丁大全为了粉饰太平，既不如实向理宗皇帝报告军请，也不积极准备御敌。等到理宗突然发现蒙古军要渡长江攻打鄂州(今武昌)时，一下子慌了手脚。

胆小如鼠的宦官董宋臣，极力劝理宗皇帝迁都四明(今宁波),以避开蒙军的进攻。他振振有词地说：“四明靠海，如果蒙军B近，可以乘海船逃走。当年金兀术渡江时，宋高宗就是由临安到四明，乘海船才保住新命的。”

董宋臣的迁都主张一提出，虽也有人反对，但没有一个人敢直接出面斥责他。朝廷中笼罩着失败、逃跑的气氛，南宋处于极端危急的境地。迁都消息一传出，临安城里顿时闹得风声鹤唳(li),达官贵人都收拾行装，准备逃往别处，一般百姓惶惶不可终日。

此时，文天祥已被封了官，门谢也结束了，完全可以立即离京城上任，然而他闻听此请，便决定暂时不去上任，在这决定国家命运的时刻，他不能不站出来讲话了。

11月里的一天，文天祥写了给理宗皇帝的奏疏，阻止迁都，请斩董宋臣，以坚定抗战意志。此时他没有上任做官，只好署名“敕赐进士及第臣文天祥”。真正有权力的人所说不出来的话，这位年轻的政治家说出来了，这就是著名的《乙未上皇帝书》(开庆元年即乙未年)。

这是继3年前他殿试所写《御试策一道》之后，又一篇阐述他奋斗和改革思想的卓越著作。这篇奏疏，揭露董宋臣的罪恶，指出迁都之议，是小人误国的主张。文章说：“陛下为中国主，则当守中国；为百姓父母，则当卫百姓。”也就是说：皇帝只有保卫祖国、保卫人民的责任，而绝没有逃跑的权利。

文天祥在文章中指出，如果不把恶贯满盈的董宋臣处斩，那么举国的怨怒无法消除，朝廷的政令不得施行，贤才不能直言，敌人气焰不能打下去，国家的祸患也就不能平息。他希望理宗能从处斩董宋臣开始，革新政治，机励人心，以挽救宋朝于危亡之中。文天祥深知，写这样的奏疏是要冒危险的，如果惹怒了皇帝，有可能被杀头。即使皇帝能宽免他，得罪了董宋臣，也会引来横祸。然而为了国家，他不能袖手旁观，他想自己冒死进言，皇上或能纳谏，则为国家之幸，倘遇不测，为了国家利益也值得。

在奏疏中，文天祥还提出了自己的4条建议：一是“简文法以立事”,即实行战时体制，皇帝每日与有关大臣直接商议军国之事，以减少文牍(dú文件)来往；二是“仿方镇以建守”，那建立方镇，辖若干州，选用有名望又善用兵的重臣分地而守，加强地方力量，以抵御蒙古军进攻；三是“就团结以抽兵”，即每 20 家抽一人当兵，这样可增加 10万兵力，加以草练，便可杀敌；四是“破资格以用人”,即大胆选拔和任用有真才实学的人。

这些建议，具有改革意义，却触犯了皇帝老祖宗的专制之法，理宗当然不能采纳。文天祥的奏疏呈了上去，许多老臣也担心朝廷一动，将士不安心，盗贼也将随之而起，加上理宗皇后谢氏极力反对，于是迁都之议被取消了。

至于处斩董宋臣，理宗自然没有决心。文天祥的奏疏送上去以后，没有得到回答，理宗采取了置之不理的态度。这是因为皇帝根本就不想进行政治和军事的改革，他虽然对文天祥也很恼火，但在前线告急时如果处罚像文天祥这样敢讲真话的人，也怕引起人们的非议，而采取不理睬的方法，则是稳妥的。文天祥看到自己的建议得不到重视，朝廷内的请况愈来愈糟，改革愿望无法实现，所以也就不想再去做官，请求免官返回家乡。

这个时期，因为蒙古宪宗蒙哥死去，蒙古统治集团内部又一次发生了权力之争，打起了5年内战，所以忽必烈从鄂州北撤后，没有力量再对南宋用兵，南宋暂时得到了苟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