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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到的代价

多年以来,每当和朋友一起聚餐,有人坚持要点玉米、土豆、红薯等“健康粗粮”的时候,我就会想起远房叔叔曾经给我讲过的那个故事。那是上个世纪70代初,老家还没有修通公路,交通都是靠走的年代。从重庆通往湖北的交通要道之一--巴盐古道,正好从我家门前经过。房子修建于清末明初,四周都是水田,是西南山区中罕见的宽阔地方,又因为附近有一座曾经香火旺盛的福禄寺,所以被称为庙坝。

由于地势开阔,显得安全,往返重庆与湖北之间的行脚客官都喜欢在我们家落脚。因为同样的原因,村里(当时叫大队)的会议都是在我们家召开,村里的许多重大的决定,都是在这个多年以后看起来很残破的屋子做出的。其中的一次会议,与我的命运直接相关。

那年冬天的一天晚上,村里照例到我家开会,议题是年终决算,其中一项是根据每家的实际人口分来年的口粮。母亲怀着已经足月的我,大着肚子忙着加柴火、添开水。会议进行到一半的时候,一个村民领着卫生员来到会场,喜笑颜开地报告他家那口子已经生了。也就数说,他家应该多一个人的口粮。

村里的会计是我的一位远房叔叔,一边哗啦哗啦打算盘,一边高声吆喝:屋头的大嫂,要生娃儿就前半夜生哈,散会之前还生不出来,明年你家娃儿就没得口粮吃了哈……

会议到深夜才结束,母亲开始疼痛了。破晓时分,我顺利出生。但母亲却发生了产后大出血,大哥去20多里外的乡(当时称公社)卫生院请来医生来才止住血。可能是由于失血过多,或者是由于生我的时候母亲已经40岁,无论如何想办法,也没有能让乃水下来。更为糟糕的是,正如会计所说,尽管我们家里添了张嘴,但在我出生的第一年里,却没有属于自己的口粮!

所幸族中一位婶子也生了小孩,于是时不时接济一些乃水给我,但更多的时候是给我喂米糊、面糊,乃粉自然是不会有的。再大些以后,我开始吃小灶,也就是一大锅的土豆、红薯或玉米中间很小一碗米饭,供我独享。青黄不接实际,大人们实在是找不到米了,我也只好一百个不请愿跟着吃杂粮。

于是,现在只要有人在城内聚餐或去农家乐时点窝头、玉米团子、煮红薯,并高度赞扬这些食品如何健康并大力推荐的时候,我就不以为然。你说它们好吃,切,让你一个季度甚至一年都吃这些,你就会知道在这个世界上,还是大米饭和红烧肉最好吃!

【摘自《致母亲:一个协和医生的故事》,该书是由三联书店出版的一本自传体从医随笔。作者用60多个娓娓道来、多数诙谐幽默的故事,讲述了一个70后土家族放牛娃,从三峡库区到首都北京的曲折经历,以此感谢一路走来给他过帮助的人。

作者简介:

谭先杰,医学博士,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妇科肿瘤中心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华医学百科全书》妇产科卷副主编、《健康世界》副总编辑和《中国医学人文杂志》编委。2005年赴法国健康与医学研究院做博士后研究,2012年到美国斯坦福大学和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曾荣获北京科学技术奖一等奖和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先后入选北京科技新星、京城好医生、荣耀医者、国之名医、中国科协年度科普人物等。所著女新健康科普图书《子宫请事》和《10天,让你避开宫颈癌》先后入选2016年和2019年全国优秀科普作品,后者还荣获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优秀科普作品图书类金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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