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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古就是人口大国，对历代统治者来说，保证粮食安全不仅是出于仁政的需要，更是维护统治稳定的重要措施。历代政权均把粮食生产放在突出位置，同时加强粮食流通，并有目的地开展粮食储备，以此保障最基本的粮食供应。

粮食生产：“尽地力之教”

“粮食”一词，最早是分开说的。《周礼·廪人》有“凡邦有会同师役之事，则治其粮与其食”之句，东汉郑玄注释：“行道曰粮，谓糒也；止居曰食，谓米也。”也就是，“粮”指行旅时的干粮、行军时的军粮；“食”指居家生活所吃的饭。合称后，狭义的“粮食”指谷物，包括稻、麦、玉米、高粱等，广义的“粮食”还包括豆类、薯类等，不限于通常所说的五谷。

古人很早就意识到，粮食生产关系到国家兴衰，凡粮食充裕的时期，国家就容易实现稳定，相反，粮食生产如果出现问题，出现粮荒、饥饿，政权就会出现危险。历史上，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之所以爆发，很多时候都与粮食有关，饥民、流民增多，就容易形成史书上经常提到的所谓“民变”。

发展粮食生产、保障粮食供应是古代统治者关心的大事，因而很早时形成了以农为本的治国思想。周宣王时，卿士虢文公提出“王事惟农是务”的观点。战国时，商鞅把“耕织”视为本业，把农业视为国家富强的根本，强调“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韩非子也指出：“仓廪之所以实者，耕农之本务也。”汉代时，晁错提出“贵五谷而贱金玉”，还提出“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务”，建议将此作为治国之策；南北朝时，贾思勰进一步论述了农业生产与国家治理之间的关系：“食者，民之本；民者，国之本；国者，君之本。”贾思勰还认为：“盖神农为耒耜，以利天下。尧命四子，敬授民时，舜命后稷，食为政首。”把发展粮食生产放在经济工作的首位，甚至放到国家治理的首位，这种思想在中国古代很早就形成了共识。

为发展粮食生产，古代统治者推出了很多鼓励、促进的措施。周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意思是穿着粗布衣服，亲自平整田地、参加劳动。周文王劳动时，“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在他亲自示范带动下，周朝的历代统治者都把狠抓农业和粮食生产作为国家头等大事。周朝以后，天子率诸侯亲自耕田的“籍田”成为定制，还有历代通行的劝农制度，以及在国家祭祀中普遍设有的“祈谷”仪式，这些都显示出对粮食生产的高度重视，也体现人们对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渴望与追求。

促进粮食生产，需要有具体的政策保障。战国时，李悝在魏国变法，一个重要的目标是“尽地力之教”，为此采取了多种措施来鼓励和促进粮食生产，增加对土地的投入，促进了亩产的提高。李悝算过一笔账：如果亩产由一石五斗增加到三石，每百里以耕地600万亩计算，每年就能增收180万石粮食，千里之地就能增产1800万石。这一目标是否在魏国得到实现？史书没有明确记载，但魏国因为重视粮食生产而国力变强，成为战国时期第一个称雄的国家，是不争的事实。

历代统治者都想尽办法促进粮食生产，有的奖励耕织，有的改革土地分配政策，有的开展军屯、民屯，有的减轻赋税，多策并举，务求实效。历代统治者都认识到，只有粮食产量提高了，百姓的生活才有保证，国家也才能稳定。

汉代陶制粮仓

粮食流通：“贩谷粜千钟”

远古时期，受制于生产技术、工具、种子等因素，粮食产量不高，人们生产出粮食如果还有富余，一般会存储起来，以备荒年。后来粮食产量提高了，人们手中存储的粮食多了起来，可以用粮食换取其他生产和生活物资了，于是出现了粮食流通和贸易。“粜”和“籴”是两个形象的汉字，一个指把粮食卖出去，一个指把粮食买进来。《史记·货殖列传》记载：“贩谷粜千钟。”《商君书·垦令》记载：“使商无得籴，农无得粜。”

但粮食不是普通物资，在春秋战国争霸争雄时期，各国都把粮食作为管制对象，对粮食贸易设置了很多限制。春秋时期的齐国以商业发达著称，但多次推出过禁止粮食出境的政策，管仲还以此为武器，对多国发起“粮食战”。如果粮食能够自由流通，对大多数国家来说都是一件好事，可以对粮食安全多一重保障，减少饥饿致死的人口，所以齐桓公在葵丘发起诸侯会盟时，在不少诸侯国的提议下，最终将“毋遏籴”作为盟约的第五条内容。

秦朝以后，尽管时而还有分裂割据的时期，但大一统成为国家的基本形态。在大一统国家治理模式下，经济发展速度加快，人口也实现了快速增长，不仅需要生产出充足的粮食，而且要保证粮食能够充分流通，不能出现有的地区粮食很充裕，而有的地区却在闹粮荒的请况。

汉朝，各郡县已普遍设有集市，东汉王符在《潜夫论》中描述当时集市的繁荣请况：“天下百郡千县，市邑万数。”也就是说，每个县平均下来都有数个至十数个大大小小的集市。魏晋南北朝时，慢慢形成了“逢会”的制度，《水经注》记载，平都“县有市肆，四日一会”，还记载鱼复“治下有市，十日一会”。在这些集市上，所交易的商品中粮食是重要物资之一，如左思在《魏都赋》中列举了曹魏时期邺城集市上出售的商品，其中有“故安之粟”“清流之稻”。为促进粮食流通，魏晋以后还出现了专门出售粮食的市场。《晋书·司马扃传》记载，西晋时洛阳有“五谷市”，指的就是专业粮食集市。南北朝时，建康也有“谷市”，这种专业市场的增多，显示出粮食交易的繁荣。

东晋以后经济重心出现南移趋势，至唐宋时完成了南北经济重心的转换，但政治中心仍在北方。南方盛产粮食，北方粮食需求量大，对粮食运输提出了更高要求，漕运的重要新日益显现。漕运泛指利用水道调运粮食的专业运输方式，通常由朝廷组织，所运的以税粮为主。隋唐以后，各代均高度重视漕运工作，为此不惜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修建了规模宏大的运河体系并定期疏浚，形成南粮北调的水运网道。

漕运不仅关乎百姓生活，也关乎政治、军事的方方面面。开封城北面的黄河可视为一道险阻，除此之外再无险可守，在冷兵器时代，开封与长安、洛阳相比作为都城的优势并不明显，但开封位于汴渠的重要节点上，而汴渠又是隋唐大运河的枢纽工程，连接黄河与淮河两大水系，占有极大的漕运便利，在粮食安全方面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北宋时，朝廷军队的主力为禁军，人数多达几十万，最多时超过百万，全部驻扎在京城附近，对粮食保障提出很高要求，这是开封作为北宋都城的重要原因，尽管宋太祖赵匡胤几次想在洛阳定都，但考虑到粮食安全，最终也没能下得了决心。

粮食储备：“仓人掌粟入之藏，辨九谷之物，以待邦用”

粮食不仅受地域不均衡的影响，需要流通起来才能保证粮食安全，而且粮食生产对气象条件有着严重依赖，丰年、歉年时常交替出现，存在时间上的不均衡。为此，需要在丰收时将一部分粮食储存起来，歉收时再拿出来弥补不足。对一个家庭来说，做这件事应该不太困难，但上升到国家层面，这又是一项复杂而浩大的工程。

河南裴李岗遗址的考古发掘，发现储存粮食的窖B，浙江河姆渡遗址也出土有“杆栏式”粮仓和碳化的谷物，还有陕西半坡遗址，发现有储存粮食的地下窖，这些都显示，由集体实施的集中粮食储备早在数千年前就出现了。到了夏商时期，粮仓的建立及管理实现制度化，甲骨文中就有商王命臣下巡查仓廪的记载。西周以后，国家粮食储备制度逐渐完善，中央设有专司粮食管理的官员，通常由大司徒领导，下面有遗人、廪人、仓人等，地方上设有各层级粮仓，《周礼·地官》就记载：“仓人掌粟入之藏，辨九谷之物，以待邦用。”

春秋战国以后，国家建立的粮仓规模不断扩大，《战国策》记载，齐国“地方二千里，带甲数十万，粟积为丘山”。根据记载，秦、齐、燕、赵、楚等强国都很重视粮食储备，在它们最鼎盛的时候，粮仓里的粮食都够本国几年之用。秦汉时期出现一些超大规模的粮仓，如栎阳仓能储备二万石粮食，咸阳仓超过十万石。汉代最著名的粮仓是敖仓，建于河南荥阳东北方的敖山上，朝廷将中原地区征调上来的粮食集中于此，必要时可向不同方向调拨，极具战略地位。

汉武帝时桑弘羊发展了李悝的平籴思想，创立平准法，朝廷设平准令，当市场上的粮食等物资价格下跌时，凭借国家掌握的钱币或其他物资进行收购，待其价格上涨时抛售，以保持物价稳定。该办法施行后收到很好的效果，不仅打击了市场上的投机行为，而且为朝廷实现了创收。汉宣帝元康年间，粮食连年丰收，谷价降到每石五钱的超低水平，“农人少利”，大司农中丞耿寿昌运用平准法，在一些地方设立粮仓，大量收购粮食。《汉书·食货志》记载：“以谷贱时增其贾而籴，以利农，谷贵时减贾而粜，名曰常平仓。民便之。”这种以调剂丰歉年为目的的常平仓制度为后代所沿用，成为保证粮食安全的一项重要举措。

（作者为文史学者）

古代粮食仓储种类

●常平仓。丰收的时候粮食比较便宜，国家就以高于市场价的价格大量买入粮食，避免谷贱伤农。等到粮食歉收的时候，国家再以低于市场的价格大量抛售，来抑制粮食价格和防止饥荒的发生。

●义仓。由地方所设立的公共储粮粮仓。义仓是在官府的组织下，按人头和田亩抽取费用，逐渐发展为民间自愿采纳，自愿管理。

●广惠仓。官府将每年征收上来的部分税米囤藏在仓库里，以用于平时扶助老幼病残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