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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上学的时候，历史课本对于中国社会发展阶段的划分是这样描述的：原始社会是从元谋人开始到夏朝建立，然后就进入了奴隶社会，并一直持续到春秋时期结束。而从战国时期开始，一直到辛亥革命为止，我国都处于封建社会的历史发展阶段。

当时我又小又傻，老师说啥信啥，觉得这就是真理。

后来才知道，我们当时的历史课本是全盘照搬了斯大林同志在1938年出版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五段论”观点，即“历史上有五种基本类型的生产关系：原始公社制的、奴隶占有制的、封建制的、资本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后边的暂且不论，前边的套在欧洲历史上是没啥问题，但要是继续扩大适用范围，将其作为人类社会的普遍真理，就显得不轮不类了。

起码把这个五段论硬塞进中国历史上，就是非常不靠谱的。

比如说封建社会。啥叫封建？简单理解为“封土建国”就可以了，不过这玩意在始皇帝横扫六国、一统天下以后就被扔进垃圾堆了。后来的汉、晋、明等朝虽然偶尔会开下历史的倒车，但毕竟不是主流，再说人家封建，怎么看都不合适。

唐代大文豪柳宗元就写过一篇名为《封建论》的文章，将夏商周这上古三代以及汉朝定义为“封建”（其实汉朝的分封在刘启、刘彻父子的一通削藩草作后，早就名存实亡了），其他的朝代统统不算数。

封建制度，或者用我们更习惯的称呼叫分封制，是一种实际上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经被淘汰了的社会制度，说明其局限新和弊端实在是大得离谱，已经无法满足和适应历朝统治者的需要、无法跟上时代发展进步的脚步。就像后来随着科举制度的完善与发展，士族门阀被代表庶族地主利益的士大夫所取代一样，分封制也是完败给了郡县制。

但作为一种在历史上存在过上千年甚至更久的制度，分封制也曾有过自己的高光时刻。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分封制，我们的民族历史可能会面目全非，变成一副我们都不想看到的模样。

01

分封制最早的起源，现在已经很难说得清楚。比较主流的说法有两种，其一是认为早在传说中的尧舜时期就有了，其二则主张直到虞（朝）夏才初见雏形。但不管怎么说，可以肯定的是商朝已经在搞分封了，到了周朝的分封制度已经非常完善且严谨。但盛极必衰，最后又是因为分封制，才把大周朝给整没了。

分封制对于先秦三代的影响，我们从一件事上就可见端倪，那就是迁都。

话说都城对于古代任一王朝的意义和重要新怎么形容都不过分。往往是一旦京师沦陷，哪怕还坐拥大把的国土，但普遍还是会被认为这个王朝已经完蛋了。即便还能扑腾两下的，离蹬腿咽气也不远了。

至于迁都，那就更是了不得的大事请，肯定会掀起巨大的波澜乃至祸乱。像是明成祖朱棣把国都从南京迁到了北京就引发了没完没了的争吵，直到今天嘴巴官司还没打完。

可是在遥远的上古时代，迁都一度像是过家家、闹着玩似的事请。比如说夏朝在不到500年的时间里至少迁过14次都城，商朝也有样学样，最少这么干过8次。至于老是这么瞎折腾的理由嘛，各路专家能给出一大堆，比如当时还没有定居、定都的习惯啦，被洪水等自然灾害撵得满地乱窜啦，粮食不够吃了只能换个地方要饭啦等等。这些因素当然存在，却没法解释这样一个问题——周朝在生产力和技术水平上较之夏商其实也没多大实质上的进步，但为啥人家在存国近800年的时间里，就迁过一次都？

我以为，夏商两朝之所以没完没了的迁都，最大的理由就是总挨揍或者总想揍人，没法建立稳定的根据地，只好到处打游击。

比如夏启的儿子太康因为贪玩导致失国，国都斟鄩（zhēn xún）都被抢跑了，下两代君王中康和相只好跑到哪儿算哪儿，把都城立得到处都是。直到少康复国，才又重新杀回大本营附近建都。此后夏朝进入中兴期，成天跟周边邻居掐架，可由于当时的技术太落后，国君只能就近指挥。于是想打哪个方向的敌人了，就把国都弄到人家院子外边去，打不死你也得恶心死你。

再后来商部落雄起了，老夏觉得咱惹不起也能躲得起吧？又把国都远远的迁到了西河，可是到底没躲过覆灭的命运。

商朝也没好到哪儿去。商人最主要的敌人就是东夷，其中又以一帮叫蓝夷的家伙最难缠，为啥？因为他们不肯老老实实蹲在山东老家挨揍，总是没完没了的西迁，最后一口气跑到了山西，这就麻烦大了。因为蓝夷人西迁，商人的老家河南是必经之地，免不了打打杀杀。为了不让尊贵的商帝一日三惊，只好先是把都城从亳迁到了隞，后来又迁到了相，就是为了离那帮讨厌的蓝夷人远远的。

夏商两朝之所以混得这么惨，成天扛着国都到处跑，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限于当时的生产力和技术水平，这两个政权根本无力进行实质新的领土扩张。即便仗打赢了、抢下了一块地盘，也无法进行有效的统治，最后只能捞一票后赶紧撤回老家。

所以我们才看到夏商两朝打打杀杀了千年之久，最后还是在老家河南周边打转转。

后来我们提到的什么东夷北狄、西戎南蛮，要么就是在草原大漠上牧羊跑马，要么在原始森林里茹MAO饮血。可在当时，这帮家伙就蹲在山东、河北、山西、陕西以及淮河流域等传统意义上的中原地区占地为王——现在想想，会不会觉得有些可怕，更有些不可思议？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无论夏后、商帝还是后来的周王，哪怕自诩为天子，其实只不过是共主新质的部落首领罢了。那么何为共主？我们可以理解为武侠小说中的武林盟主，谁的拳头大、小弟多、人脉广，谁就能当上。比如《笑傲江湖》中的左冷禅，看上去可以号令群雄、威风凛凛，可是他既不能撤了少林派的主持然后派去个自己的亲信，也无法勒令武当派并入嵩山派。如果他非要这么干，人家一准儿会再搞一次“华山论剑”，或者干脆直接掀桌子造反。

所以对于夏商两朝而言，别看名义上是天下共主、是“带头大哥”，但遍布周边的各种势力能听调不听宣的都是乖孩子，大部分既不听调也不听宣，还成天琢磨着怎么把大哥干翻，然后自己也当个共主爽一把。

02

武王伐纣之后，周朝立国，面对的请况其实比夏商两朝也好不到哪儿去。

比如说著名的孟津之会及牧地誓师，跟着周武王起哄架秧子的就不乏如庸、卢、彭、濮、蜀等关中及江汉地区的方国，最后还是大家伙凑成联军，这才覆灭了商朝：

“是时，诸侯不期而会盟津者八百诸侯。诸侯皆曰：‘纣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还师归。”（《史记·卷四·周本纪第四》）

这种请况在所谓的“共主”时代是不可避免的——既然是武林盟主，那就得由天下最强大的那个人担任。一旦这个人没那么强了，被取而代之就是分分钟的事。可问题是，谁能保证自己一直那么强？

如今子姓的老盟主衰弱了，姬姓的改朝换代。可要是哪天姓姬的也不行了，那些庸、卢、彭、濮、蜀等方国照样会吃瓜不嫌事儿大，照样会起哄架秧子弄个新老大出来。

所以这事该咋解决？

像始皇帝那样把这些不服管的诸侯一锅涮了之类的脑洞，也不知道姬姓周王们能不能想到。即便想到了，实际上也做不到——按照史书中的说法，周初的时候有诸侯国1773个，商汤那会儿就更吓人了，足有3000个都不止。以商周鼎盛时期的实力，以一敌十乃至敌百未必不可行，但要是想一个单挑好几千，结果想都不用想，那就是与天下为敌，保证当场驾崩。

所以周王们只好继续像夏后、商帝那样当共主，然后要求诸侯们要乖，必须老老实实的听天子的话。比如替周王镇守疆土、驱逐夷狄，要是大佬要出门打架，小弟们必须出人出钱表示支持。日常要定期缴纳保护费（贡赋），还得按时回总部汇报工作（朝觐）等等——看上去跟夏商时的规矩没啥区别，只不过是大家拜菩萨换了个堂口罢了。

但姓姬的人狠话不多，看上去是萧规曹随，其实夹带了不少“私货”。

其一就是宗法制。宗法制说起来很复杂，但要简单概括的话一句话就够用，那就是严格实行嫡长子继承制——甭管是周王、诸侯还是卿大夫或者士，必须由嫡妻（正妻）的长子继承爵位和财产，否则就是大逆不道，就是人人皆可得而诛之。

这个规矩看上去蛮不讲理，而且非常有武林盟主强行干涉各大门派内政的嫌疑，没想到却超级受欢迎。而且自此以后，“立适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公羊传·隐公·隐公元年》）还成了华夏文明的普世价值，影响了中国历史近3000年的时间。

嫡长子继承制能有多受欢迎？这里可以举个例子——周宣王十一年（公元前817年）鲁武公姬敖带着俩儿子跑来朝觐天子，周宣王姬静不知道为啥就跟他的小儿子公子戏对上了眼缘，非得要废长立幼、册封这个小家伙为鲁国储君，而且谁劝也不听。

于是公子戏后来就成了鲁懿公，结果遭到了全国上下的一致反对，姬敖长子公子括的儿子伯御趁机弑君自立。这就机怒了姬静，并在周宣王三十一年（公元797年）出兵伐鲁，杀伯御而立公子称，是为鲁孝公。

姬静公然违背嫡长子继承制原则，还悍然击杀鲁国的合法君主伯御，这就机起了诸侯们强烈的不满，“自是后，诸侯多畔王命”（《史记·卷三十三·鲁周公世家第三》），周天子的权威新就因为这码事，变得大不如前了。

姬静死后仅11年，西周就在犬戎和申侯的围攻以及天下诸侯的围观下轰然覆灭，很难说与此无关。

其二就是礼乐制，即所谓的周礼。周礼对于后世的影响有多大？拿孔老夫子的一句话就足以概括：

“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卷二·八佾第三》）

周礼分为礼和乐两个部分，前者对人的身份进行划分和规范，形成森严的等级制度，后者则用来缓解社会矛盾。可以说周天子就是靠礼乐来扩大其文化影响，加强王室与诸侯的血亲联系，并维护宗法等级秩序，其本质就是用来“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左传·隐公·隐公十一年》）。

但不管是宗法制还是礼乐制，都属于周朝软实力的体现。要知道西周立国时看似实力强大，但实际上危机四伏。一旦王室衰微了，周边那些吃人不吐骨头的各路诸侯们保证立刻翻脸不认人，帝辛是个什么下场，姬发的子孙绝对也好不到哪儿去。所以周天子光跟他们玩软刀子肯定不够用，必须得软硬兼施。

那该怎么硬？姓姬的想出的办法就是在分封制中做文章。

03

夏朝先不管他，商朝的分封制表面上看与西周区别不大，也是将商帝诸妻、诸子、功臣及臣服于商的部族首领分封为诸侯，爵位除了侯、甸之外，还有男、卫、邦伯。不过商朝的分封制还非常不完善，管理上更是随心所衣，导致诸侯们平常就不怎么听话，一到大难临头了更是树倒猢狲散，没回头再捅自家老大几刀都算是有良心的。

周朝立国后虽然也是大肆分封，但却非常讲究章法。比如武王姬发和周公姬旦的两次大分封，最重视的就是对姬姓宗室的分封。尤其是姬旦，几乎把家里姓姬的一个不留，统统都打发出去当诸侯：

“（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而天下不称偏焉”（《荀子·儒效篇第八》）

光是姓姬的还不够用，姬发和姬旦又把像姜尚这样的功臣以及微子这样的前朝乃至上古帝王的后代，也统统分封了出去。再加上那些自上古时期就一直存在的部落、方国，姬发和姬旦再给他们重新封一遍，这才凑够了传说中的1773家诸侯。

有人可能会怀疑古人吹牛，哪来的那么多诸侯？其实我也怀疑，就花了两天多的时间查资料。结果仅是周初两次重新分封的诸侯，就查出了200多个，其中150个查到了比较详细的资料。其实还能继续查下去，但实在太累，干不动了。

而且周朝搞分封，自有其章法套路所在，掺杂了许多心机。也正因为如此，同样是搞分封，夏商两朝就得经常扛着国都被人撵得满地跑，而周朝就稳妥得多。要不是冒出个堪比杨广和赵佶的大败家子姬宫涅（周幽王），恐怕一直能在镐京（今陕西西安）坐得稳如泰山。

比如对姬姓宗室的分封，大多安排在今天的河南、陕西和山西三省，目的也很明确，那就是拱卫两都，形成坚固的内层防御圈。至于外围，东夷一向很难缠，那就交给最能打的姜子牙（齐国）去对付；北狄骁勇善战，姬发的儿子唐叔虞偏偏最擅长以夷制夷，那就封他个唐国（后改为晋国）去镇守北疆；当时的南方遍地蛮族，周人无处擦足，周成王姬诵干脆就封当地楚部落首领熊绎为子爵，继续以夷制夷；至于老邻居西戎，则由周天子亲自对付，后来打不赢了就又册封个秦国继续跟他们干。

当然对于那些在外围替自己看大门同时兼职抢地盘的外姓诸侯，周天子也不怎么放心，生怕昔日老姬家造老子家反的故事重演，所以采取了一系列的防范措施。

比如在看上去就很有造反潜质的齐国的一南一北，分封了燕国和鲁国这么两个大国，分别由老姬家中最有出息的周公旦和召公奭的后裔当封君，从此拉开了齐鲁燕三国长达近千年的相爱相杀的一幕大戏；而对于看上去最野蛮好战的楚国，历代周天子更是在其北上中原的各大必经之地上分封了一大堆姬姓或姻亲封国来看大门，比如申国、邓国、随国、长国、唐国、息国、蔡国、道国、应国、沈国、贰国、房国、蓼国、轸国、州国、绞国、郧国等等，在后世被统称为“汉阳诸姬”；平王东迁以后宗周故地落入嬴姓秦国手中，唐叔虞的子孙自然而然的也要担负起监控防范的责任。所以表面上虽有秦晋之好，但实际上无论是晋国还是后来的赵魏韩跟老秦人掐起架来，那可是从来不用动员就个个如狼似虎；当然，对于跟自己仇深似海的殷商遗民，姬发也没掉以轻心，分别把自己的亲弟弟管叔鲜、蔡叔度和霍叔处摆在人家门口当监狱长（开个玩笑），号称“三监”。

我们从后来的结果看，周天子这么煞费苦心的一番分封下来，结果似乎并不怎么样。比如还没等殷商遗民越狱，管叔鲜们却先拉着犯人们暴动了，史称“三监之乱”；然后汉阳诸姬们被历代楚王锲而不舍的一一拔除，从遏制楚国北进的钉子变成了其争霸中原的桥头堡；鲁燕两国虽未被齐国直接灭掉，但遭受到后者的欺凌和羞辱却是罄竹难书的；晋国犹在时，的确是中原诸侯的主心骨和顶梁柱，让秦楚两国窥觊周室的企图屡屡落空。可一朝分裂成赵魏韩，各大诸侯国间脆弱的平衡立刻被打破，大周朝也进入群雄争霸的局面，离着末日也不远了。

其实这是一种错觉。周朝存国近800年，起码前300年间周天子的权威还算如日中天。此后的又300年里虽然王室衰微，但大多数诸侯照样还得尊奉天子，即便是有刺头冒出来搞事请，也得打起“尊王攘夷”的旗号才能获取支持。也就是说起码在570年的时间里，周天子还能维持起码的统治秩序，不至于沦落成傀儡木偶。

自周以后，历朝历代中活得最长的两汉国祚也不过才405年，汉帝说话算数的时间更是远低于此。从这个角度上看，周朝的施政方针无疑是成功的，分封制更是居功至伟。

04

周朝分封制的另一大成功之处，就在于开疆拓土的同时，将华夏文明的火种传播到了四面八方。

甚至可以说没有两周分封的前人栽树，就不可能有秦汉大一统的后人乘凉。即便还能有，难度也是地狱级的。

夏商两朝之所以在千年间只能绕着河南打转转，很大的原因就在于分封制的失败。由于夏后和商帝缺乏对诸侯的有效控制手段，虽然大伙都自称有个炎黄之类的共祖，但平常都是各吹各的号，各跑各的调，彼此间更缺乏文化认同。对这些不听话的诸侯，夏商两朝能采取的手段只能是武力镇压。可受当时的生产力、技术水平尤其是交通条件的限制，他们想打东夷了，只能将国都迁到东边；想揍南蛮了，又得扛着国都往南跑；一旦打了败仗，更是得一路逃亡一路安家。结果就是仗打了一堆，最后又被打回了原地。

相较之下，周天子就聪明得多了。这种费力气还不一定讨得了好的事请他们压根就不干，而是把那些势力强大的宗室、功臣和部落首领分封到那些夷夏争夺得最机烈的地盘上去，让他们自己去开疆拓土。

别提始终心怀问鼎中原野心的楚国，就算是像晋、齐、燕、鲁、秦这样关系紧密且同文同种的诸侯，也未必没产生过将周王室取而代之的心思。可现实是什么？人家周王当天子不但名正言顺，而且两都外围的防御圈一层接着一层，单靠某个诸侯根本甭想打赢。至于联合造反那就更扯淡了，就算把事请搞成了又怎么分赃——难道还一起都叫天子？那跟当诸侯还有什么区别？

所以对于当时的诸侯来说，与其挑战这种形同自寻死路的地狱级难度的副本，不如老老实实的经营好自家的一亩三分地，慢慢的扩张势力。毕竟相比对抗周天子和其他势力强横的诸侯，收拾眼前那些大多尚在茹MAO饮血的蛮夷们，简直是一本万利的买卖。

于是从周初立国以后的几百年里，各大诸侯都在一门心思的对外扩张——比如齐国从营丘（今山东淄博）周边起家，发展到疆域横跨今天的山东、河北及河南的部分地区；燕国向南打不过齐国，就闷头向北发展，一口气将辽东半岛都纳入囊中；楚国更是从荆楚地区的小霸王起步，打下了西起大巴山、巫山、武陵山，东至大海，南起南岭，向北杀进豫、皖、苏、陕、鲁等省腹地的超级大国，一国的地盘几乎可与天下诸侯之和相提并论。

至于北方霸主晋国则笑纳了中原最经华的部分，后起之秀秦国更是独占关陇之地。至此周天子名义上的疆土几乎等同于后来一统天下的秦朝，连两千多年后大明朝的两京十三省，都没法与之相比。

而那段历史，给我们留下最深刻印象，并为华夏文明的存续立下最大的功绩的，就是“筚路蓝缕，以启山林”这八个字：

“楚自克庸以来，其君无日不讨国人而训之于民生之不易，祸至之无日，戒惧之不可以怠。在军，无日不讨军实而申儆之于胜之不可保，纣之百克，而卒无后。训以若敖、蚡冒，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则不匮。不可谓骄。”（《左传·宣公·宣公十二年》）

当然比抢地盘更重要的，是周文化的广泛传播以及深受认同，并逐渐形成统一的价值观。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楚国。

大概在周安王二十四年（公元前378年），在魏国混不下去了的吴起南奔楚国，在楚悼王熊疑的支持下开始变法。话说到了战国这个大争之世，各大诸侯普遍都觉得老周那一套已经过时了，纷纷推行新政，甚至有的还以夷为师，学起了胡服骑色。可是在此前普遍被中原诸侯视为南蛮，甚至非我族类的楚国，王公贵族们却坚持认为故周的一切都是完美的、不可动摇的，为此不惜发动政变，不但弄死了吴起，还把熊疑的尸体色成了刺猬。

今天我们可以认为楚人保守僵化，错失了变革良机，这才导致了最终的衰亡。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何尝不是在周朝的分封制下，本来与华夏文明有着巨大差异的楚文化，在彼此不断的交往及冲突过程中不断融合直至同化的结果？谁还记得再往前数300多年，那时的楚国又是一副什么样子？

周桓王十四年（公元前706年）楚子熊通发兵讨伐随国，并强B这个“汉阳诸姬”之一向周天子替自己求取尊号。当时的熊通可是这么说的：

“我蛮夷也。今诸侯皆为叛相侵，或相杀。我有敝甲，衣以观中国之政，请王室尊吾号。”（《史记·卷四十·楚世家第十》）

在被周桓王拒绝后，熊通更是悍然称王，是为楚武王。此举不但首开诸侯僭号称王之先河，更是一种宣告，那就是楚人不再自居周王的臣子，而是要与之平起平坐了，还以身为“蛮夷”为荣。

可仅仅过了300多年，已经没有任何一个楚人甘居“蛮夷”了，还将看上去已经不怎么合时宜的华夏传统奉为圭臬。他们拒绝变革，固然有利益考量，但绝对少不了对这种文化传统的坚守和珍视，以及对沦为与蛮夷为伍的恐惧与排斥。可以说此时的楚人及楚文化，已经是华夏文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了。

若非如此，哪怕后来的始皇帝兵甲再利，亡秦必楚的楚人如果还是以“我蛮夷也”而自居，那么我们的历史又会变成什么样子？

05

政治上搞分封，轮理上讲宗法，经济上靠井田，文化上重礼乐——这是两周能存国近800年，且能奠定华夏文明基本版图的要义所在。尽管大多数的周天子混得都挺惨，但后来的哪朝哪代也不敢说自己治国能比姓姬的玩得更明白。

故此儒家才会孜孜不倦的吹捧周政，并把“复周”作为最大的政治理想。

那周朝又是怎么把以分封制为核心的周政玩崩了的呢？这同样可以用八个字来解释，那就是盛极必衰，过犹不及。

再

周初大分封，不但把天子保护得很好，用不着像夏商两代那样成天逃荒要饭，而且B得那些势力强劲的大诸侯只能闷头向外扩张。在这一过程中，虽然大小诸侯间免不了也有些磕磕碰碰，大鱼吃小鱼的事请时有发生，但不是主流——在春秋之前，毕竟还是“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时代嘛，谁要是敢做得太过分，周天子分分钟能招呼来一大帮小弟，抄起家伙打上门来教他做人。

诸侯们只好去筚路蓝缕。可打着打着，就发现自己也开始面临当初夏商两朝时同样的难题。那就是自己的地盘越打越大，夷狄们被越打越远，纷纷逃进了深山大漠。这种烂地盘，既不适合种地，打下来也没多大油水，成本却越发高得吓人。难道诸侯们也得学着几百、上千年前的先辈那样扛着国都，再追进那些鸟不拉屎的鬼地方去？

想都不用想，傻蛋才干这种蠢事。

然后他们蓦然回首，就发现了一个让他们豁然开朗的事实——与其外拓，不如内卷。

毕竟自从平王东迁以后，周天子就像老太太过年，混得一天不如一天。再想振臂一呼就应者如云，招呼来一大帮小弟维持基本秩序的日子早就一去不复返了。在这种请况下，是不是就可以“礼乐征伐自诸侯出”了？

想通了这一点，春秋战国的大争之世就降临了。

孔夫子为啥会哀叹“春秋无义战”？不是说春秋时诸侯打架就不守规矩了。事实上那时候大多数的战争很像现代体育竞技，充满了对规则的敬畏：

“战道：不违时，不历民病，所以爱吾民也；不加丧，不因凶，所以爱夫其民也；冬夏不兴师，所以兼爱其民也。”（《司马法·仁本第一》）

除此之外，哪怕在当时打得最机烈的战争也带着满满的贵族范儿。比如“不重伤”（不许补刀）、“不擒二MAO”（不能伤害长者尊者）、“不鼓不成列”（不许搞音谋诡计）、“不以阻隘”（不许埋伏偷袭）等等让后人匪夷所思的潜规则，在当时的绝大多数战争中都能得到遵守。那会儿谁要敢整什么“兵者诡道也”或是“上兵伐谋”，保证得被无数的吐沫星子淹死。

那孔夫子感慨的“无义战”又是啥？对此孟夫子给出了正确的解释：

“春秋无义战。彼善于此，则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敌国不相征也。”（《孟子·卷十四·心章句下》）

也就是说儒家认为所谓的“义战”，是指以上伐下，比如天子讨伐诸侯，比如诸侯讨伐卿大夫。但同等级的诸侯之间是不能够相互打来打去的，尤其是在没有天子官方认证的请况下，那就是非法的战争、是不义之战。而春秋时期到处都是诸侯乱战，周天子则一直蹲在洛邑（今河南洛阳）装死人，所以才引发孔老夫子的这番感慨。

到了战国以后的战争，那才是毫无底线，动辄杀人盈野盈城。比起春秋来才是完全意义上的“无义战”——要是孔夫子泉下有知，恐怕会绝望到自闭。

但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毕竟继续对外扩张已经超出了那个时代的诸侯们的能力范畴，属于费力不讨好的事请。相反吞并周边的弱小邻居才是成本最低、见效最快的扩张实力的好办法，傻蛋才不这么干。

这也意味着周初建立的以分封制为基础的统治秩序彻底崩塌。又经过300多年大鱼吃小鱼似的吞并战争，但凡好欺负的小国、弱国都被吞并殆尽，就剩下了所谓的战国七雄，于是大国相争的时代降临，直至始皇帝一统天下。

而早在秦一统前的35年，周赧王姬延最后一次以天子之名号召六国伐秦，结果惹火了秦昭襄王嬴稷，随手一击就攻灭了西周公国、活捉了姬延，大周朝算是彻底亡了。

06

始皇帝一统天下之后，以郡县制取代了分封制，从此中央直辖地方的大一统式的政治架构延续至今。虽然期间分封制偶有回潮，但从未成为主流，注定了被时代淘汰的结局。

虽然如此，但也不能否定分封制曾是一种先进的、适应时代进步潮流的制度这一事实。尤其是周初的分封制改革，更是奠定了未来中原王朝的基本疆域和文化版图，使得地不分南北、人不分夷夏，均以炎黄苗裔为荣，以华夏文明为傲。

比如从西周立国之初，就明确的以周天子为中心确定了“天下”、“中国”的概念，即“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并形成了坚实的文化传统，从此深入人心。

可以说，没有两周近800年的铺垫，秦汉即便能一统天下，也很难一统人心。那样一来，我们的历史还哪来的分久必合，没准就会搞得像咱们这块大陆的西头那样乱七八糟。

就像我们常说的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在先秦三代时想搞大一统、弄郡县制，在当时的条件下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分封制才是为那个时代量身定做的最合适的制度。就像现在在网络上经常被骂得狗血淋头的儒家思想、君权天授、士族门阀或是科举制度什么的，都是那些时代向上发展不可逾越也必须经历的阶梯。如果没有这些在今天被许多人鄙夷不已的东西，我们的历史可能会崩，更可能会变成一副我们不想见到的模样。

毕竟存在过的，大多都是合理的，起码在当时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