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审判中的溥仪:为保命推卸责任,庭长怒斥:怕死不能原谅
更新时间:2022-07-15
1945年8月15日,中国人民经过浴血奋战,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与此同时,溥仪在中国东北的傀儡政权轰然坍塌,他九五至尊的皇帝梦彻底玩完。 8月17日,准备逃往日本的溥仪在沈阳被苏联红军俘虏,然后被带到了苏联。 11月初,溥仪被关进了伯力第四十五收容所,成了一名囚徒。 那是一段令他绝望的日子。 作为亡国之君,政治上的失败者,溥仪头上一直悬着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他害怕自己被引渡回国,尤其害怕自己被交到共产党手里。 因为在他的认知里,每逢改朝换代,前朝君主必死无疑。 为了活命,他写信给斯大林,希望苏联允许他长期拘留,甚至申请加入苏联共产党。 当被拒绝以后,他还颇不理解地问:“共产党中难道连一个皇帝也没有吗?”“这太遗憾了!我就可以成为第一个嘛!” 1946年8月16日到8月28日,溥仪以证人的身份参与了东京审判,共计8次出庭,以证明日本侵略者在中国所犯的罪行。 他的贪生怕死直接影响到他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的证言。 为了给自己留后路,他掩盖了一部分与自己的罪行有关的历史真相,以致没有将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彻底揭露。 01 第一次出庭:关于主动 1946年8月16日,溥仪站在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证人席上。 这一天,他穿着黑西装、白衬衣、打着领带,非常经神。 这套衣服是苏联为东京之行特地为他定制的。 因为“皇帝”的身份,当时各国报道把这一天称为东京审判的“一个划时代的日子”。 溥仪第一次出庭过程中,争论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溥仪是如何离开天津进入东北的,到底是被胁迫还是自愿? 众所周知,溥仪之所以会到东北,是为了复辟;日本人之所以扶植溥仪,是为了侵华。 伪满洲国的成立,是双方勾结的结果。 但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溥仪否认了自己赴东北的主动因素,把自己的东北之行称为“强制”。 他说,关东军上校参谋板垣征四郎威胁他和他的顾问郑孝胥、罗振宇等人,如果他们不去东北,就会有生命危险。 此时,他俨然成了被绑架的受害者。 板垣征四郎 检察长季楠问他:“你和你的顾问们商议,对于板垣的要求是拒绝还是答应的?” 溥仪竟然理直气壮地把双手一摊,从容申述道:“当时,那么多民主国家都不能抵抗日本的侵略,我有什么能力单独抗拒他们?” 季楠继续询问:“你有否抵抗的意志呢?” 溥仪回答:“我是真心想拒绝的。” 但是,他马上又列举了自己不容拒绝的理由:一是板垣用武力威胁;二是顾问们以生命危险为理由劝他;三是自己当时到了旅顺,落在了日本认手中,一旦拒绝就会有灭顶之灾。 总之,他就是请非得已。 溥仪与关东军合影 如今我们已经知道,他所说的不过是塞责之言,而在当时,他的过分推卸责任,也被日本人鄙视。 法庭上等待被审判的28名战犯之一的重光葵在日记中记述: “他(指溥仪)虽然曾身为满洲皇帝,但丝毫也看不出他就是在新京(即长春,伪满洲国首都)王宫里住过的人的气质和风度来。” 在法庭上的一名辩护人则说:“这是不是一个假的溥仪。” 02 第二次出庭:关于“傀儡” 8月19日,溥仪第二次出庭作证,这次问讯的目的是了解溥仪是不是一个真正的傀儡。 第一次出庭结束后,溥仪回到住处,思前想后,总觉得自己在法庭上有些问题没有说偷,感慨自己“还是太老实了。” 第二次出庭,似乎是因为有了经验,他明显比上次神气了。 季楠问溥仪,日本人是否按他们所说,到满洲是为了解放那里被压迫的人民? 溥仪回答:“他们表里不一。宣传与事实是两样的。” 溥仪在新京(今长春)的金銮殿 既然如此,他又为何答应板垣用当上“满洲国”的元首呢? 溥仪除了如前所述把责任推到日本人身上,还发表了一番令人惊骇的言论: “我又为满洲的人民着想,在中国军队用武力尚不能抵抗日军之前,我可以在满洲秘密地训练军队,培养人才,如果得到了机会,就和中国军队互相呼应,收复失地。我就是在这种理想之下跳入虎B的。” 如果当时有网络流行词,在场的人大概要连呼几个“好家伙。” 他的言论一出,台下立即烧动起来,人们交头接耳、议论纷纷,大概谁也不会想到他竟然会把自己包装成一个忍辱负重的“卧底”。 法庭上,他还用“猴戏”一词形容了自己在伪满洲国的处境: “所谓自由一词,十几年中与我毫无关系,简直是‘猴戏’”。 这次作证,溥仪详尽地阐述了日本在中国东北的种种罪行,但和之前一样,他把自己对日本侵略行径的不作为,归结为日本人对他生命的威胁。 当他一再以此为借口为自己“洗白”的时候,庭长威伯驳斥他:怕死不能原谅。 作为末代之君,他表现出来的软弱、推诿、没有气魄和担当,确实令人失望。 03 第三次出庭:关于复辟 8月20日,溥仪第3次出庭作证。 上午,溥仪主要揭露了日本对中国的经济侵略。 从这天下午开始,主要由被告律师针对他的证言对他进行质问。 接下来的时间里,溥仪也将迎接一场严峻的考验。 首先对溥仪发难的是日本律师团的首席律师鹈泽聪明,他质问溥仪,辛亥革命后,他是否考虑过再次实行康熙乾隆的王道政治? 他之所以这样问,是想要溥仪承认自己早有复辟念头,以减轻日方的罪恶。 溥仪显然对他们的目的很清楚,所以一直打太极,含糊其辞。 所有的问题好像都回答了,又好像没有回答。 他说:“由伟大的人物,办卓越的政治,这希望是自然的。如果孔子出世治世,世界自然要好些。” 溥仪肯定了祖先的伟大,但撇开了自己的衣望。 他的回答让鹈泽聪明的重拳,就像打在棉花上,悄无声息。 鹈泽聪明为了设语言的陷阱,一直兜圈子,问了不少与案子无直接关系的问题。 后来,审判长威伯打断他说:“离题太远了,对法庭没有价值”。 这才终止了他的质问。 接着上场的是梅津美治郎的律师布莱克尼少校。 起初,布莱克尼想从历史上证明溥仪是自愿登上“满洲皇位”的,他延续了鹈泽聪明的办法,不断兜圈子,溥仪则在一来一往的问答中玩起了捉M藏。 布莱克尼见溥仪始终不上当,索新直接质问溥仪是否有复辟的想法。 面对布莱克尼强硬的作风,溥仪要么否认自己有过复辟的想法,要么以“记不清了”“想不起来了”“忘了”为借口,糊弄回答。 布莱克尼的怒火被溥仪的敷衍不断点燃,可他又丝毫没有办法。 同时也可以想见,这对溥仪来说,是一个难熬的下午。 04 第四、五次出庭:与布莱克尼继续周旋 8月21日,溥仪第四次出庭作证。 溥仪和布莱克尼继续就溥仪当“满洲皇帝”是被迫还是自愿而展开的论战。 为了佐证自己,布莱克尼找出了证物证言:溥仪与记者伍德海的谈话(被伍德海写进了书里),以及九一八事变后,溥仪对调查九一八事变真相的李顿调查团撒的谎,两者都可以证明溥仪成为“满洲皇帝”的主动态度。 但溥仪对布莱克尼的举证全不认账,并表示自己就算说了这样的话,也是被日本人B的。 8月22日,溥仪第五次出庭。 前几次屡屡受挫的布莱克尼,向溥仪亮出了一个杀手锏。 他问溥仪:“1931年,中国政府把你当作卖国贼通缉,你知道吗?你想没想过,最终你自己也要以战犯身份受到那个国家的审判!” 这个问题,可谓是正中靶心,是溥仪的七寸。 要知道,溥仪可是一直担心自己被引渡,被审判。 为此不久前才给斯大林写信,要求长期居留苏联。 不过,没等溥仪回答,季楠检察长就表示反对布莱克尼提问题的态度。 威伯审判长也表态说:“这是让证人宣布自己是罪人的问题,请律师撤回。” 但是布莱克尼已经看出这个问题对溥仪产生的打击力度,所以,他换了口气和角度又一次提出: “证人把一切罪行都推到日本人身上,可是你是和日本人通谋的,你知道中国也要审判有通敌、利敌行为的人吗?” 此语一出,坐在被告席上的东条英机、板垣征四郎、大岛治二均露出笑容。 东条英机 不过,这种威胁新的问讯方式,又一次被季楠检察长提出异议。 布莱克尼的问题攻势,确实让溥仪难以招架,接下来的问讯中,为了防止自己的证言出现漏洞,溥仪开始越来越多地采用“不知道”或者“想不起来”之语来应付。 为此,有记者以《一问三不知溥仪装疯卖傻》为题报道了当天的场面。 布莱克尼对溥仪的质询长达三天。 布莱克尼是美籍军人,他把军人的行事风格带到了法庭,给溥仪造成不小压力。 当时,东京报界评论这3天的质问是“令人恐怖的冲锋肉搏式的。” 05 第六、七、八次出庭:继续否认与推诿 第六次出庭作证时,日方律师旁敲侧击,想让溥仪承认自己的证词是受苏联唆使而说的。 但是溥仪坚称不曾受到苏联的影响。 第七次出庭,溥仪接受了东条英机的律师——清赖一郎的质问。 清赖一郎 清赖一郎的目的表现得很直接。 他随身携带了几份历史文件,准备把它们作为证据,以减轻被告的罪行。 其中包括溥仪写给本庄繁的信。 但是,溥仪说名字是自己签的,但内容是日本人作的。 之后,清赖一郎提出了有关溥仪在1935年访日的两个文件。 一个是溥仪访日归来,在长春发布的“回銮训民诏书”。其中写着“朕与日本天皇陛下经神一体”的话。 清赖一郎据此问溥仪的本意,结果溥仪哈哈大笑,说:“那是遵照关东军和吉冈中将的意思作的。” 之后,清赖一郎又拿出了一本名为《扈从访日恭纪》的书,书中记载了大量溥仪的媚日活动。其中有溥仪写的诗句:“两邦携手,永固东方”以及“两国申盟日月昭”。 清赖一郎以为,诗是内心思想的流露,可以看作是作者自由意志的表达。 但他没想到,溥仪又否认了,说这不过是社交应酬之作。 其实,这个结论溥仪说的极有可能是真的。毕竟在日本人的掌控下,他的日子也不好过,哪里会真心和日本结盟呢? 8月27日,溥仪第8次出庭,也是此次日本之行的最后一次出庭。 当天法庭争论的中心仍旧是溥仪是自愿成为“伪满洲皇帝”的,还是被强制当上满洲元首的? 对于日方律师提出的举证,溥仪继续采用否认的态度。 这让被告律师非常气愤。 他们原本希望在溥仪身上找到突破口,以减轻东条英机、板垣征四郎等战犯的罪责。 然而竹篮打水一场空。 至此,溥仪共计8次的出庭作证也结束了。 他的出现对证明日本的侵华罪行有积极作用;虽然他基本否定了对自己不利的历史事实,但历史自有公论。 他一直试图躲避的审判,最终并没有躲开。 在苏联被拘留5年后,他被引渡回国,经过学习改造,他成了一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 这大概是他前半生从未想到过的结局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