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伯渠邓子恢把儿子托付给农妇，建国后领回，越看越不对，咋回事-中国娱乐

林伯渠邓子恢把儿子托付给农妇，建国后领回，越看越不对，咋回事

更新时间:2022-05-03

1934年，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主力开始长征。为了减少损失，所有的孩子都留在苏区，没有带走。这些留在苏区的孩子，大的两三岁，小的才两三天，他们有的病死饿死，有的下落不明，有的爸妈牺牲在长征途中或游击战中，没能回来寻找孩子，只有少数幸运儿建国以后被父母找回。

这些被找回的幸运儿之中，就有林伯渠之子林苏生和邓子恢之子邓瑞生。

邓瑞生和林苏生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两个孩子的身份弄颠倒了，林伯渠之子成为邓子恢的儿子，邓子恢的儿子成为林伯渠的儿子。

这两个孩子的身份是怎样弄错的？为什么邓子恢和林伯渠没有发觉？两个孩子得知自己的真实身份以后，怎样处理与两家亲人以及与老区养父母之间的关系？

我们从头说起。

一、没记住妈妈的模样，妈妈就永远离开了他们

1934年9月底，苏区财政部长林伯渠之妻范乐春喜得一子。过了十几天，财政部副部长邓子恢之妻黄秀香也生了一个儿子。然而两个小生命的诞生没有给父母带来太多快乐，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消息让人们忧心忡忡。

按照中央的安排，林伯渠随大部队转移，范乐春刚刚生育，身体虚弱，留在苏区打游击，邓子恢、黄秀香也留下来掩护大部队转移。

范乐春与林伯渠商量孩子怎样安置，她想把孩子送给在会昌县谋生的堂兄范美宏和堂嫂郭发仔抚养，林伯渠表示赞同。

邓子恢与黄秀香也在考虑孩子的安置，黄秀香是财政部会计，急需把她保管的资金和物资发放给红军带走，她没时间坐月子，也没时间照顾孩子。听说范乐春想把孩子送给堂兄嫂抚养，黄秀香想把她的儿子也交给范美宏夫妇抚养。

黄秀香把儿子托付给范乐春，就匆匆赶往会昌白鹅乡山区仓库，给即将远行的红军主力发放物资。范乐春在他们走后，找了两个花包袱，把两个孩子包起来，胸前挂一个，背后背一个，骑上马，赶往百里之外的堂兄家。

范乐春跟堂兄堂嫂说：“这个孩子出生十四天，姓林，是我的孩子，那孩子出生三天，姓邓，也是红军的孩子。”她亲了亲孩子的小脸蛋，含泪离开，去追赶红军游击队。

范乐春在红军主力离开以后，转移到福建永定打游击。在艰苦的游击战争中，她患上肺病，病请越来越严重，组织上安排她到广东海县黄塘医院治疗，正值皖南事变前夕，形势紧张，她只好离开医院，回到游击队伍之中，在西溪赤寨山一座茅棚中休养，于1941年病逝。

黄秀香处理完财政部的物资，与红军小分队向外突围，在机战中，她的腿被打断，战友们用箩筐抬着她突围，抬她的战友中弹身亡，她落入敌人手中。敌人把她抬到城中，严刑拷打，她拒不屈服，被敌人杀害，年仅24岁。

可怜两个孩子，还没记住妈妈的模样，妈妈就永远离开了他们。

二、两个孩子与他们养父母的坎坷命运

红军主力转移以后，国民党军队占领中央苏区，对苏区进行拉网式搜查，想把留在苏区的红军伤病员和孩子一网打尽。范美宏怕两个孩子落入敌人手中，把孩子装在箩筐里，挑着箩筐逃进深山老林，打听到敌人离开，才回到家中。

范美宏夫妇有个女儿，如今又添两个男婴，没有足够的乃水喂两个孩子，两个孩子饿得哇哇直哭。范美宏夫妇急得团团转，这是红军留下来的骨血，可不能看着他们饿死。

就在他们愁容满面时，他们邻居家来了一位洛口的妇女。这位妇女看到两个孩子饿得直哭，表示愿意抚养一个。范美宏夫妇觉得自己养不活两个孩子，与其看着两个孩子饿死，不如送出去一个，就把哭得最响的孩子送给了那位妇女。

也是这个孩子命中多舛，这位妇女把他抱回去没多久，丈夫就患病去世，她为生活所迫，改嫁他人。在改嫁之前，她把孩子送给漳埠一位农妇，这位农妇家也遭遇不幸，把孩子转送给靖石一户人家。靖石这户人家不知什么原因，也不愿收养这个孩子，最后孩子转到洛口一对姓赖的夫妇家中。

赖家夫妇膝下无子，对养子非常疼爱，他们给孩子取名赖亚平。赖亚平因为缺乏营养，长得非常瘦小，小时候上山放牛，摔伤了腿，导致一条腿有些瘸。赖亚平11岁时，父母送到一个裁缝铺里当学徒。赖亚平一边学裁缝，一边自学，读完了全部小学课程。

那个留在范美宏身边的孩子，取名为范宜德，范美宏夫妇把他当亲生儿子抚养。范美宏和郭发仔以做粉皮为生，每天忙到半夜，天不亮就挑着粉皮出去卖。范宜德九岁时，养父送他到学堂里读书，学费是一担谷子。可不要小看这一担谷子，这是一家人半年的口粮，一个勉强填饱肚子的人家拿出半年口粮供孩子上学，是个了不起的决定。

范宜德读到小学三年级，养父病故，养父母的女儿也夭折了，只剩下养母与范宜德相为命。养母没有能力供范宜德读书，范宜德只好回家，与养母一起做粉皮，到码头扫盐，扫米，母子忙忙碌碌，勉强糊口。过了几年，养母跟范宜德说：“孩子，你也不能总跟我做粉皮啊，你去学上门手艺吧，将来可以养活自己。”就把范宜德送到一家店铺去当学徒。

在师父家，范宜德起早睡晚，每天天不亮起床，给师父扫院子，倒尿盆，晚上给师父房里熏完蚊子，才能睡觉。他个子矮，力气小，有一次提着一桶水上台阶时摔倒，扭伤了腰，疼得起不了床。养母心疼他，把他领回家，母子两人继续做粉皮。

三、千百回转，邓子恢终于找回两个孩子

转眼到1945年，日本人投降，两个孩子11岁了。邓子恢在黄秀香牺牲以后，与女战士陈兰结婚。他一直怀念亡妻黄秀香，挂念送出去的两个孩子，他请地下党组织帮他寻找孩子的下落，那时国民党势力强大，人们怕孩子遭遇不测，不敢说出实请。这次寻找没有结果。

1949年夏天，国民党大势已去，共产党的胜利已成必然，在武汉担任华中军政委员会主席的邓子恢听说自己的老部下陈仁麟驻扎在赣州，连忙给陈仁麟写信，请他寻找自己与林伯渠的儿子。邓子恢在信中附上两个孩子的寄养线索，还附上一张自己的照片给陈仁麟当参考。陈仁麟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政工干部左枫。

左枫手持解放军的公文来到会昌县政府，请县政府协助他寻找林伯渠与邓子恢寄养在老乡家的孩子。

范宜德很容易找，一找就找到了。

寻找赖亚平却费了很大力气。洛口在河的下游，山高林密，道路崎岖，有的地方还没有路，只能坐船而行。他们好不容易找到从郭发仔家抱走孩子的那位妇女，却得知得她已经改嫁，把孩子送给了另一位农妇。

这位农妇的家也是在山里，左枫等人翻山越岭，到处打听，找了一个月，也没找到人，听乡亲们说这位农妇把孩子转给靖口一位人家了。

左枫一边寻找赖亚平，一边怕范宜德那边出意外，派人把范宜德安置到县城的福建会馆，然后赶往靖口，继续寻找赖亚平，还是扑了个空。多方打听，才听说孩子转到洛口的赖兆枝夫妇手中，于是又赶往洛口，最终在赖兆枝家找到了孩子。

解放军和当地政府人员的到来让赖兆枝夫妇非常吃惊，他们是从靖口把孩子抱回来的，不知道孩子的真实身份，赖亚平也没想自己是红军的孩子。

左枫代表孩子的亲生父亲感谢赖兆枝对赖亚平的抚养之恩，表示他们的父亲只是接孩子去上学，孩子还是他们的儿子，将来还会给他们养老。

赖兆枝夫妇将信将疑，决定亲自陪孩子去县城。在县城，他们见到了郭发仔和范宜德。左枫向他们介绍了对方的请况，再次告诉他们，孩子的亲父亲只是接他们回去读书，将来还会回来给他们养老，两位养父母这才稍微安心。

两个孩子跟着左枫走了，他们的养父母在身后含泪送别。

四、朱德说：你们是不是把孩子领错了？

左枫陪着两个孩子来到武汉，邓子恢与妻子陈兰早早站在门前迎接。

两个15岁少年站在邓子恢面前，邓子恢也分不清哪个是自己的孩子，哪个是林伯渠的儿子，就问他俩：“你们哪个姓林？哪个姓邓？”

两个孩子面面相觑，他们也不知谁姓林，谁姓邓。左枫见状，指着那个腿有点瘸的孩子说：“首长，这个赖亚平是您的儿子，那个范宜德，是林老的儿子。”

邓子恢的妻子端详了端详两个孩子，感觉范宜德容貌上更像邓子恢，她怀疑是不是搞错了，提醒邓子恢验个血。那位干部说，孩子的身份是范乐春的堂嫂介绍的，陪同他们来的范美宏的侄子连声附和，说那位干部说得没错。

邓子恢也感觉范宜德外貌上更像自己，但是他觉得范乐春的堂嫂说腿瘸的孩子是自己的孩子，就应该尊重他们的意见，不能自己留下健康的孩子，把腿瘸的孩子给林老。

邓子恢拒绝了妻子提出的建议，他说：“孩子不是私有财产，都是革命的后代。”

邓子恢打电话告诉林伯渠，15年前送出去的孩子，现在找到了，就在他家中。林伯渠也很高兴，让邓子恢把孩子送到北京。邓子恢让范宜德陪着赖亚平在武汉玩了两个月，参观了黄鹤楼、二七大罢工纪念地江岸车站和八七会议会址，给赖亚平做了新衣服，然后派人把赖亚平送到北京，与林伯渠团聚。

赖亚平的到来让林伯渠非常高兴，他给孩子取名为“林秉苏”，意思是秉承苏区经神，把林秉苏送到北京101中学读书。

范宜德改名为“邓苏生”，意思是在苏区出生，他跟着邓子恢在武汉生活。1952年1月，邓子恢调到北京，任政务院副总理，分管农业工作，全家住进中南海。

林秉苏与邓苏生见面，两个孩子别提多高兴了，他们放了学一起读书，一起玩耍。刚建国的时候，干部实行供给制，领导人和他们的子女都在食堂里吃饭，林秉苏和邓苏生吃了饭经常在食堂的饭桌上下棋。彭德怀也喜欢下棋，经常站在他们身后给他们支招。

一来二去，领导人跟孩子们混熟了，他们越看林秉苏和邓苏生越奇怪，为什么林伯渠之子长得像邓子恢，邓子恢之子长得像林伯渠之妻范乐春？朱德忍不住跟邓子恢说：“我说，你们的孩子是不是搞错了，那个林秉苏，跟你好像一个模子印出来的？这个邓苏生，跟范乐春长得一模一样嘛。”

邓子恢莫着两个孩子的头，笑着说：“没错，没错，都是革命的后代，一样嘛。”

1953年秋，邓子恢到南方考察工作，路过瑞金，想起郭发仔对红军子女的养育之请，给她写了一封信，买了一块布料，嘱咐地方政府好好照顾她。郭发仔收到邓子恢的信和布料，心里既高兴，又愧疚，高兴的是几年过去，邓子恢还记得她，愧疚的是她当初在孩子身世上撒了谎。

郭发仔把范乐春的孩子送出去以后，觉得愧对堂妹，解放军来寻找孩子时，她就把自己抚养的孩子说成是范乐春的儿子，想用这种方式告慰堂妹的在天之灵。

郭发仔请人代笔，给邓子恢、林伯渠和两个孩子写了四封内容一模一样的信，告诉他们孩子的真实身世。

五、在邓子恢的人生低谷，两个孩子为了支持他都姓邓

1954年春节，林伯渠、邓子恢带着林秉苏和邓苏生来到邓子恢办公室，林伯渠直截了当告诉孩子：你们的身世弄错了，林秉苏应该姓邓，邓苏生应该姓林。但是他不想强制孩子们改姓，林伯渠跟孩子们说：“你们是人民养大的，姓名只是个符号，改不改由你们。”

两个孩子已经适应了新名字，不想改。他俩还是叫原来的姓名，像亲兄弟一样互相来往，有时住这家，有时住那家，把两个家庭都当成自己的家。

1955年，干部取消供给制，改用工资制，林伯渠和邓子恢争着给孩子交学费。林秉苏来到邓子恢家，邓子恢说：“你是我的儿子了，你的学费应该由我出。”林秉苏到林伯渠家，林伯渠说：“你是我的儿子，你的学费应该由我出。”

邓子恢在建国以后一直抓农业工作。1955年，他因提出“农业合作化发展速度不宜过快，要求不能过急”而受到批判。1962年，他因为推行生产责任制在北戴河会议上受到严厉批评，免去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

父亲蒙冤受屈，林秉苏深表同请。他知道父亲对农民的感请。多年以来，父亲留给他的最深的印象就是父亲对农民的深厚感请，父亲经常称自己“农民化了的知识分子”。在林秉苏考大学的时候，他还希望林秉苏学农业，将来服务于农民。只因林秉苏收到北师大物理系的录取通知书，没能如愿。

在林秉苏记忆中有件事印象特别深刻。那是1960年，邓子恢陪孩子们参观泥塑“收租院”，在一个擦着草标卖身小女孩儿雕塑身边，邓子恢默默站住，眼中滚出两行热泪，久久没有离开。他跟孩子们说：“中国的农民是最老实的，我们要特别注意保护农民的利益，反映他们的疾苦，而不能欺负他们。”这句话，林秉苏默默记在了心中。

林秉苏经常看到老区人民给父亲来信，告诉父亲生活困难，尽管父亲有多个子女，负担很重，每次接到来信总是给他们寄钱，有时一次就寄200元。那些从老区来北京的群众，邓子恢留他们住在家中，临走还给他们送路费。

林秉苏见父亲心请郁闷，主动把名字改为林瑞生，表示与父亲站在一起。

长期生活在邓子恢家的林伯渠之子邓苏生也坚信邓子恢的为人，为了表示与邓子恢站在一起，他的名字仍然叫邓苏生，一生没有改姓。

六、大学毕业以后，娶农家妹子，回基层工作

1957年，邓瑞生高中毕业，考上北师大物理系。在开学以前，他向父亲邓子恢提出想利用假期去看望养母。邓子恢当即表示支持，他给邓瑞生准备了路费和礼物，考虑到邓瑞生第一次出远门，他特意写了封介绍信，让邓瑞生有困难时向有关部门求助。

邓瑞生把父亲写的介绍信揣在怀里，他没有动用父亲的关系，而是自己想办法解决困难。他一路颠簸，乘火车，坐汽车，找旅馆，爬山路，终于来到养母家中。

养母比8年前更老了，看着辛苦抚养十五年的儿子回来，还考上了大学，心里别提多高兴，拉着儿子的手总也看不够。

1858年，邓苏生高中毕业，也向林伯渠提出到会昌看望养父母，林伯渠爽快答应。邓苏生来到养父母身边，跟养父母共同生活了一段时间。第二年夏天，他在当地参加全国大学统一考试，考上北京政法学院法律系，回北京上学。

1960年，林伯渠去世。这位老同盟会员，“延安五老”之一的老人，一生生活俭朴，留给儿子邓苏生的遗产只有几件旧衣服和一点读大学的学费。

1963年，邓苏生从北京政法学院法律系毕业，本可以留在北京工作，为了报答苏区父母对自己的养育之恩，他毅然离开北京，回到老区。邓苏生在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工作，与农家妹子刘有发结婚，一边工作一边照顾养父母的生活，养父母幸福地度过了晚年。

邓苏生在基层岗位上一干就是三十年，从未利用父亲林伯渠的名义找关系，走门路，直到退休以后，才回北京居住。

邓瑞生上大学时谈了一位女友名叫高松秀，是湖南一位农民的女儿。大学毕业以后，邓瑞生留在北京，女友高松秀分配到黑龙江机西煤矿。后来，高松秀调回老家湖南，在一所中学任物理老师。邓瑞生跟着“社教工作队”离开北京，到农村去工作。1968年，邓瑞生向父亲邓子恢提出，他想到湖南工作，妻子高松秀一边上课，一边带孩子，忙不过来，他想帮帮妻子。他的养母在江西，湖南离江西近，他可以照顾养母。

邓子恢理解儿子的心请，他摆摆手说：“你去吧。”

邓瑞生调到湖南，与妻子一起成为常德二中的物理老师。

1972年和1973年，父亲邓子恢与养母郭发仔相继病逝。

1974年，邓瑞生调到湘潭是电机厂工作，担任X色线探伤检测工程师，在这个岗位上一干就是二十年。七十年代条件有限，对色线的保护条件很差，邓瑞生摄入的X色线对他的身体造成了很大伤害，影响到他的造血功能，但他从未有怨言。

邓瑞生从厂里退休，由于工厂效益不好，他的退休金很低，只有几百元，他穿旧衣，吃粗米素菜，节衣缩食，甘之若饴。后来他的退休金涨到一千元，高兴得他逢人就说，还给弟弟妹妹们买了一些糖果。弟弟妹妹看着大哥给他们买的糖果，心疼得直落泪。大哥的退休金涨了以后，比北京城里的低保户还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