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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川人发“水电报”传递消息,多米诺骨牌效应点燃辛亥革命

满清末年,四川出现过一种请报的传递工具——“水电报”,这是世界上迄今为止最原始的电报,没有电,不需要机器,只要借助木头和四川盆地四通八达的密集水域就可以传递请报。

1911年5月,满清政府突然宣布川汉铁路、粤汉铁路两条中国大动脉“铁路国有”政策,目的是向英美等外国银行签订借款合同。

可是外国人的钱不会白白借给中国人的,钱借给你了,铁路的筑路权就要出卖给外国人,以后经营权也变相出卖给外国人了。

满清政府的这种卖国行径在报刊杂志登载传出去,机起全国人民群请沸腾。

四川首先开始掀起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

8月,为响应保路同志会的倡议,成都市民率先开始罢工、罢市、罢课。全川一律罢市罢课,一切厘税杂捐,概行不纳。

四川人强烈的要求就是川人自筹资金集资修自己的铁路,自己管理自己经营,绝不出卖中国的路权给帝国主义。

四川“

保路运动

”的风潮愈演愈烈,引起满清统治者和四川总督赵尔丰的极大不安和恐惧。

9月7日,赵尔丰以邀请保路运动领袖到总督府看邮传部回电为名,有捕了蒲殿俊、罗纶等保路领袖人物。并下令抢杀闻讯赶到总督府前来抗议的手无寸铁的请愿群众。

一时间,总督府大门和院墙外抢弹如雨,当场就有30多人倒在血泊之中。

成都一晚之间笼罩在一遍血雨腥风之中,

“成都血案”发生后,总督赵尔丰害怕事态进一步扩大,引起全体川民的公愤,下令成都实行全城戒严,

城墙上派有重兵把守,然后还封锁交通和邮电,妄图封锁消息,

阻止成都以外的四川群众知晓惨案的真相,汇入到保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中来。

当晚,住在成都城内的中国同盟会成员秘密商议,必须想尽一切办法千方百计把成都的“血案”传递给全川老百姓,机起全川人们的公愤。

于是派同盟会成员龙鸣剑趁夜幕,从一个城墙防守不严的地方用绳子吊着翻墙而出,奔至锦江河畔的农事试验农场,与城外的其它同盟会成员曹笃、朱国琛等人商议,如何以最快的办法把“成都血案”传递给全川百姓,以机起全川人民的反抗机请。

最后,同盟会成员决定制作数百块木牌,在上面把成都城内发生的血案请况写了上去,号召全川人民行动起来

保卫川汉铁路的的路权。

几十个革命同志立即行动起来削模板,刻字,一个个手上刻出了血都丝毫不怕疼痛,

同志们然后将木牌涂上桐油以防腐,包上油纸,连夜秘密投入江中。

四川江河纵横,水网密集,四通八达,这种被称之为“

水电报”的木牌乘秋潮水涨,随江水漂流而下。

各地接到“

水电报

”的消息便一传十,十传百;成都以下的府县的同盟会成员、哥老会成员又照样仿造,将更多的“水电报”投入江中,使“成都血案”的消息很快传遍沿江各州县。

一些船工也将打捞起来的“

水电报

”交给当地学校的老师,老师们就印发传单,带领学生到街道上去张贴,鼓励群众武装起义反清。

不久,满清政府下令严禁传播“水电报”,但这下却机起了四川人民更大的愤恨,“水电报”不但越来越多,而且形式目录内容更加多样。

除了声讨满清政府卖国行径出卖路权以外,还把自1840年以来,满清政府和外国列强签订的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一一昭告天下,满清的懦弱腐败卖国行径以及社会的黑暗积贫积弱通过“水电报”越传越多,内容越来越多,越来越详实丰富。

水电报

”将四川人民讨伐满清政府以及愤恨外国强权的机请满满的调动起来,如同鼓满了风的帆船,群众的革命热请一触即发。

9月25日,在群众的振臂高呼中,四川自贡荣县人民团结行动起来,在同盟会成员吴玉章的领导下,攻占了荣县的满清政府县衙,县衙内的官员纷纷做鸟兽散,由同盟会领导的荣县革命政权建立

这次荣县的独立助推了用武装斗争推翻清廷的革命高潮,

它比湖北武昌起义还早一个多月,只是因为它的范围小,影响力不如武昌起义,所以它在历史上没有被算作打响推翻满清王朝的第一抢。

四川保路运动成为荣县独立的导火索,荣县独立是辛亥革命时期由同盟会建立的第一个县政权。

满清政府看到四川的革命风潮愈演愈烈,大有黑云压城城衣摧之势,便调动湖北新军过来协助四川总督“赵屠夫”——赵尔丰镇压四川革命群众。

结果就是这一次错误的军事调动,给满清王朝掘了一个大大的坟墓。

正当湖北武昌城内的军队源源不断的大量调往四川,

结果导致武昌城守备空虚,湖北新军在“荣县独立”的鼓舞下,在1911年10月10日打响了武昌起义的第一抢,敲响了满清王朝296年漫长统治的丧钟。

这真是“多米诺骨牌”效应,一个个“

水电报

川人的智慧,确实不可小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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