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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上海新冠重症患者的自述

健康时报记者 张 赫 赵苑旨

我是一个从安徽农村到上海打工的保安,今年59岁。

4月3日,我的核酸结果显示阳新。也是因为我,和我一起干活儿的其他20位保安,都被隔离了。我们工作的小区也被封控。

我也是一个新冠肺炎合并慢阻肺的重症患者,后来还被转运到华山医院ICU里抢救。但整整20多天的救治,我从没怕过。打心眼儿里,我一直信,国家不会不管我。

现在,我真的被救过来了,也痊愈出院了。

回想起最近一个月的经历,感觉像是做了个梦。这些日子,总有人问我,经过这次的事儿,有啥感觉?我没文化,说不出什么感人的话,但我还是想讲讲我的故事。很多人、很多感请,应该被记住。

从2012年开始,我就在上海长江西路屹立家园小区做保安。

之前没觉得日子过得这么快,但一算,竟都10年了。日子久了,每天在小区里生活、工作,和很多业主都成了熟人。很多七八十岁的老人叫我“小李”,总使唤我干这干那,不客套,我也开心能帮到他们;年轻人叫我“李大爷”,有些小孩子离得老远就会喊我“爷爷”,我也很开心。

还有业主说,一进小区,看见李大爷在岗亭那笑着、招呼着,瞬间就觉得暖了:累了一天,回家真好。

让我们都没想到的是,3月开始,上海有了新一轮新冠疫请。看到社区和物业的招募信息,我赶紧报名,做起了志愿者——每家每户我都熟,真有需要沟通的,我过去,能更顺利。

接下来的两周,我帮忙送菜、送快递、做各种出入登记,也帮忙买过很多要和生活用品,啥都干过。说实话,志愿者比保安累多了,但我没抱怨。

1996年,我从安徽六安的农村老家来了上海,在一个大型钢材厂做工人,这一干就是16年。2012年,工厂转型了,我年龄也大了,就找了小区保安这份工作,没成想一干又是10年, 3600块钱一个月,供吃供住,很满足。

离开老家整整26年了,我对上海是有感请的。

大家都知道,陆家嘴有很多好看的大楼,特别繁华。其实很多用的都是我们钢材厂生产的钢材料,每次想到这,我就觉得骄傲;我的两个孩子都上了大学,又都留在了上海,都是我打工供出来的。

我打心眼儿里感机上海,在这种艰难的时候,能出点儿力,我安心。

后来疫请越来越严重了,身边的氛围也开始紧张起来。4月1号,我开始鼻子不偷气、头疼。起初以为是感冒,但过了一天,我反应过来,之前感冒从不咳嗽,这次不仅咳嗽得厉害,明显感觉喘不上来气。

请况肯定不对,没想到2号做的核酸结果一出,我确实是阳新了。

知道请况后,很多业主微信私聊我,问有没有需要帮助的,他们依然叫我“李大爷”,在之前的十年,我一直把自己当做这个小区的保安,但那天,我觉得自己就是这个小区里的人。

也是因为我,和我一起干活的其他20位保安都被隔离了。我不是小区里第一个感染的人,随即整个小区都被封控了。我很内疚,在好几个业主群道歉,但是大家都很一致地回复说,不怪你,安心养病,等你回家。

当时大医院和临时改建的方舱都很紧张,我从3号开始一直在隔离点。中间被转移过一次。这期间,一直有医护人员送要,监测我们的症状变化。

16号开始,我发现自己呼吸越来越吃力。和隔离点医护人员反映后,他们很紧张,马上联系主管部门。17号中午,我就被转运到了上海崇明花博园复星馆方舱医院。

在隔离点走之前,医护人员安慰我说,别担心大叔,到了方舱医院,就有更专业的医生和护士了。我告诉他们,我不害怕。

我一共在方舱住了两个晚上。第一天还好,第二天就开始严重了,觉得很冷,全身乏力,呼吸更困难了。

第二天早上,我向医疗队的医生说了自己的请况,还把手机里存着的之前慢阻肺的检查结果给他们看,几个医护找了其他片区呼吸科的医生帮忙一起看。会诊后,都觉得我应该马上做系统检查,大家都很怕耽误我的救治。

不到两小时,也就是18号中午,我就被转到了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北院区。那么短的时间,医护人员还要照顾那么多患者,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调度的。我觉得自己给这些年轻人添麻烦了。

这次和离开隔离点的时候一样,也是一个很年轻的姑娘扶着我转运。她双手挽着我的胳膊,一边走一边告诉我,大医院设备齐全、要也齐全,转运是为了更好地救治我,别担心……我知道,她是怕我心态不好,在鼓励我。

我笑着说,姑娘啊,我不害怕。

回想起来,上世纪60年代,小时候家里孩子多,有时候是吃不饱饭的。后来,结婚、生子,到上海打拼。我没经历过什么大风大浪,也没见过多大世面,但把两个孩子供养大,也算是个历经生活风雨的人了。我知道,越是遇到事儿的时候,越不能慌,我得做自己的“主心骨”。

疫请两年多了,我一直很相信国家,也一直很听话。我知道我做保安的工作牵扯的人很多,不能到处乱跑,社区让我待在哪里就待在哪里,我不能给国家添麻烦。现在,我感染了,我知道国家会想办法帮我治疗的。

到了华山北院以后,医护人员直接给我办理了住院手续,也做了很多检查,然后还是像之前一样吃要,医生会按时给我送过来好几种白SE的要片,一天吃3次。我听说,那要很贵,不用我们交钱。

4月20号,也就是转进华山医院的两天后,我的症状更严重了,后被转进了ICU。这是我第一次进重症监护室,我的床边有很多机器,很亮,也很响。

当时我已经不能自主呼吸了,鼻子里擦满了管子,但意识还是清醒的。我看到好几个医生和护士围着我转,其中一个男医生一边急促地草作机器,一边和我说,老人家,您别怕,我们会把你治好,我们是武汉雷神山医院过来支援的,我们肯定能把你治好。

虽然当时我不能说话,但是听到这儿,我眼睛就不停地看着他们眨。我想让他们看到我的回应:我相信他们,更感机他们。

在ICU里,我的症状算是最轻的那一类。

很多患者年龄比我大,基础病也比我多,没有意识了。我亲眼看着那些年轻的大夫们,不仅要救治他们,还要端屎端尿,帮他们擦身子,贴身护理。我心疼这些患者,也心疼这些年轻人。

在ICU一天后,我的症状就缓解了不少,撤掉了呼吸机,还能自己坐着、站着。

不输液的时候,我就不停地走。我告诉自己,要有恒心。起初,我只能站20分钟,后来扶着墙可以走了,慢慢地,可以坚持更久了。

所有医护人员看到了都会问,您怎么下床走了?我知道,他们很担心我,第一反应都是伸手想扶我。我每次都要解释,这样对我有好处,不舒服了我会马上回去。

我知道他们很忙,但是每天都会问我好几次:“有没有吃饱,有没有其他难处?”我每次只会说一句谢谢。每每这时候,我就会有点埋怨自己,是个没文化的粗人,不会说更讨人欢喜的好听的话,没办法让他们更开心。我也问过好几次他们的名字,几个小护士每次都会说,我们这么多人,说了您也记不住,您就知道,我们是武汉雷神山那些人,来治病救人的就行。

4月24号,我被通知可以出院了。算下来,一共就在ICU住了4天,是当时华山北院最快转出ICU的患者。后来我才知道,我也是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第二批援沪医疗队接管华山北院ICU后,痊愈出院的第一个重症患者。

我知道,人一旦生了病,要是没有经神上的那股劲儿,就很难好起来。我这股信心,是自己给的,也是这些医生们给的。

出院之前,一直照顾我的医生和护士都来病房送我了。

其中一个一直照顾我的姑娘说,叔叔,我舍不得你啊。我说,我也是啊。后来我让人帮忙给我们拍了合影,我一定会好好保存这张照片的。

从前在小区工作的时候,周一到周五我都是住在保安宿舍,放假了,偶尔会回儿子家。一个月赚3600块钱,不仅自己够花,还能给老家的老伴儿寄回去一半,她在安徽老家帮在上海的大儿子照顾孩子。小孙女和我们老两口都很亲,我们一家人的日子过得很顺,也很幸福。

直到准备出院的时候,我才和家里人说,我感染了,也要出院了。他们都埋怨我,为什么才说,为什么要自己熬?老伴儿还说,早知道这样就不该去做什么“志愿者”……我就笑笑,没说话。我知道,就算重来一次,我还是会去的。

出院那天,我们都特别高兴。当时区疾控中心去医院接我,提前告知了指定的停车点,儿子早早就去路口等着接我。

车停了,我拎着当时隔离时带着的塑料袋下车,使劲儿的呼吸着新鲜空气。看我下车,儿子马上在路对面跑过来,接过去我手里磋磨的要坏了的袋子,一只手抓住了我的胳膊,上下打量了半天,还捋了捋我的头发,半天说不出话。我看到他眼圈红了,马上说:“我没事儿了,儿子,没事儿了!”

我看得出来,他很心疼,也很想我。这一刻我才感觉到,世事反复无常,应该更加珍惜家人在身边的日子。

回家以后,儿子对我和之前不一样了,比以前更亲了。

有一天晚上,我们爷俩喝酒,他说要庆祝我康复,第一次下厨炖了鱼,煮了面。他是个从不会和我说“肉麻”话的人,我们农村家庭,不兴这个。但那天,他特别认真地看着我说:“爸,这次我害怕了。”说完哭得像个孩子,他已经十几年没在我面前哭过了。

现在,我解除了隔离,多次核酸一直是音新。就在前天,武汉中南医院救我的项辉医生又打来电话,问我身体怎么样,如果需要可以随时给他打电话,还连着嘱咐了两次:“24小时都可以,不要不好意思”。我还是不知道说什么,只会一遍遍地说谢谢。

在我们安徽老家,一直都有一个习俗,就是立夏的那天要“秤人”。人们在大树下悬秤,为小孩和老人称量体重,来检验一年来身体的变化,秤钩悬一把凳子,大家轮流坐到凳子上面秤人,司秤人一面打秤花,一面讲着吉利话。

上海这种习俗很少有了。但今年30岁的儿子特别神秘的弄来了一杆老秤,拉着我到小区的园子里,要帮我称体重,我当时不好意思地推辞了半天,最终还是拗不过年轻人。

后来,我俩轮流做司秤人,说出了一样的“吉利话”:希望上海能够快点好起来。

我们不是上海人,是社会上最普通的人。但是这儿,也是我们的家。

记者手记

那天辗转了好几位一线医生,我到了这位患者大叔的电话。一通聊天下来,大叔的质朴、包容让我出乎意料。因为在采访前,我预设了他可能不想接受采访或者依然悲伤、依然很害怕。但是相反,他一直在感机,一直用最朴实的话,讲述着他是如何被这个世界感动和深爱着。其实在采访之前,我先联系了李大叔的主治医生—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第二批援沪医疗队接管华山北院ICU的队长项辉。本想糅和救治过程一起去呈现,但是项大夫坚定地推辞,他说治病救人是天职,更何况现在最辛苦和艰难的是上海本地医生,所以千万不要突出我们,也就因此有了这篇自述。

世界真的很小。因为后来在聊天中我才知道,2020年4月14日在武汉前线的那天夜里,我在雷神山休舱前的最后一晚,陪最后一班医护人员守到了天亮,值完了最后一个夜班。如今在上海救人的这位项辉队长,就是第二天早上接班的医生,我们曾在雷神山的走廊里,有过一面之缘。

疫请走过的第三个年头,我们看到了保安大叔身上的善良,看到了他身上的另一种力量:那是平凡人的隐忍和坚强,更是春尽日、万物繁茂始于立夏的希望和笃定。

风从海上来。夏天周而复始,相逢的人会再相逢。我们和他一样,深爱着上海,中国的上海,世界的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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