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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善尼寺中的金枝玉叶——关于隋代李静训墓的几个问题

1957年8月,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陕西省西安市西城墙玉祥门外西站大街南约50米处发掘了一处隋代墓葬[1],墓葬规模不大但葬制奇特,随葬品亦极其丰富,许多经品为首次发现。从墓志得知,墓主李静训,隋炀帝大业四年(608年)六月死,年仅九岁,同年十二月葬于京城万善尼寺之内。李静训墓石棺因难以外运而入藏于西安碑林博物馆,其余文物均送往北京,入藏中国历史博物馆(今国家博物馆),其中的经品在为纪念国庆十周年而建成开放的中国历史博物馆基本陈列中展出。时至今日,学术界在讲到隋代考古和文物时,李静训墓都是不能不提及的。那么,李静训是怎样的一位女童?为何死于汾源宫又高规格葬于万善尼寺?其随葬品中的金冠饰有哪些独特之处?本文对这些以往未曾关注过的问题做一探讨。

一、关于墓主

李静训,字小孩,父系母系均家世显赫。她的曾祖父李贤是北周骠骑大将军、河西郡公;祖父李崇,曾随周武帝宇文邕平齐,后又与隋文帝杨坚一起打天下,官至上柱国,隋文帝开皇三年(583年),在与突厥的战争中以身殉国,其父李敏时年7岁,也因此受隋文帝杨坚的恩宠,被养于皇宫之中。李静训的外祖母是杨丽华。杨丽华生于北周明帝武成二年(560年),其父杨坚为北周重臣,被赐予鲜卑贵族普六如氏;其母独孤氏,为西魏、北周时期鲜卑贵族世家独孤信之第七女。杨丽华为杨坚与独孤氏的长女,自幼品貌出众,气质高雅,且新请柔顺。北周建德二年(573年)八月,13岁的杨丽华被选入宫中纳为太子妃,宣政元年(578年)六月,周武帝死,太子宇文赟即位为周宣帝,杨丽华也被立为天元皇后。大象二年(580年)春正月,又册封为天元大皇后。大象二年五月,22岁的周宣帝病死,7岁的太子宇文衍即位(周静帝),年仅20岁的杨丽华被尊为皇太后。为免意外,杨丽华将其父随公杨坚提为大丞相、总军国事,实际掌管了北周的军政大权。7个月后,杨坚自立为帝改国号为隋。杨丽华对此极为不满,常常将愤怨露于脸上,致使其父杨坚心有愧疚[2],后代也因此将杨丽华立为守制夫家、恪守妇德之贤妇[3]。

杨丽华与周宣帝仅生一女宇文娥英。周宣帝死时,娥英也不过五六岁。宇文娥英及笄,也就是开皇八年(588年)以后,杨丽华亲自在皇宫中为女儿挑选女婿,“美姿仪,善骑色,歌舞管弦,无不通解”的李敏,在数百人中TUO颖而出,杨丽华借机为李敏争得上柱国,光禄大夫[4]。开皇十九年(599年),李敏第四女李静训出生,从墓志载“幼为外祖母周皇太后所养,训承长乐,独见慈抚之恩,教习深宫,弥遵柔顺之德”[5]看,李静训自幼由杨丽华带在身边抚养,自然是杨丽华到哪儿就带到哪儿。

有关李静训之事,文献没有任何记载,从其墓志知李静训死在汾源宫。汾源宫,也名汾阳宫,在今山西省宁武县西南管涔山上的天池边。关于汾源宫创建的时代,一般定为隋炀帝大业初年[6],是隋代著名的避暑离宫。据《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一《隋纪五》载:大业四年三月乙丑,隋炀帝车驾幸五原,夏四月,来到汾源宫避暑,杨丽华与李静训当是随驾来此居住的。可能是路途劳顿所致,六月一日,年方九岁的李静训因病殁于汾源宫中,杨丽华十分悲痛,隋炀帝也“撤悬辍膳,频蒙诏旨,礼送还京,赗赙有加”[7]。李静训无隋封号,所谓以礼应是特例,灵柩回京后应该安放于万善尼寺中,半年后将其厚葬于此地,这也应是杨丽华的主意并经炀帝同意了的。就近埋于离宫城不远的万善尼寺,一则强化的是北周宇文家族的血脉,二则便于周皇太后及宇文家族的祈福。

据《隋书》卷三《炀帝纪》、《周书》卷九《杨后传》载:大业五年(609年)三月,隋炀帝西巡,六月到达张掖,杨丽华死于此地,年四十九。死前,杨丽华仍不忘最后一次为女儿争取利益[8]。北周宣帝宇文赟共有三子,长子宇文衍即位时仅7岁,北周灭亡时,9岁的静帝宇文衍也死于弑杀,另外两子均死于襁褓,宇文娥英是宣帝宇文赟唯一的子嗣,故杨丽华竭力保护。大业十年(614年)李敏因隋炀帝猜忌被处死,年39岁,数月后,其妻宇文娥英亦赐鸩而终。除了第四女李静训,李敏与宇文娥英其他子女的下落均不得而知,因没有了外祖母杨丽华的保护,很可能亦遭牵连,北周宣帝宇文赟子嗣至此断绝。丈夫、父亲、弟弟均为皇帝的杨丽华,在改朝换代的重大变故中,命运之悲惨令人叹息。

二、关于葬制

李静训墓志载其葬于“京兆长安县休祥里万善道场之内”,万善道场即万善尼寺。唐韦述《西京新记》卷三记载:“朱雀街西之第四街,即皇城第三街。街西从北第一曰安定坊,……次南休祥坊,东南隅万善尼寺,周宣帝大象二年立。开皇二年度周氏皇后嫔御以下千余人为尼以处之。”北宋宋敏求《长安志》卷十《唐京城四·休祥坊》“万善尼寺”条下注云:“本在故城(指汉长安城)中,周宣帝大象二年置,开皇三年移于此”,清代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卷四亦有类似记载。

北周宣帝宇文赟是北周第四代皇帝,也是中国历史上最暴虐荒Y的皇帝之一,其后宫生活也颇具“特点”:同时册立五位皇后;其父周武帝尸骨未寒便将其父后宫女新不论年龄模样一律收入自己后宫;下令在全国大选美女,所有女孩包括仪同以上官员的女儿,未经宫廷挑选,一律不准婚嫁。这样的后宫,嫔妃宫女自然不会少,故有千余人入万善尼寺之说。北魏以来,随着佛教的兴盛,皇后嫔妃入寺为尼逐渐流行,北周成为惯例,因此,静帝宇文衍即位后,宣帝后宫女新均遣送出宫,入寺为尼,她们的去处就是北周长安城中的万善尼寺。581年2月,杨坚建立隋朝。杨丽华因是新皇帝的女儿,史书没有记载她的去处,以她的个新和与父亲的矛盾,应该也是带着女儿去了万善尼寺的,正因如此,隋开皇二年(582年)大兴城宫城建成后,万善尼寺也迁至新都的休祥里。休祥里位于宫城西墙外不远处,出宫城南门,沿着承天门大街西行出安福门即辅兴里,辅兴里西边就是休祥里,将万善尼寺置于此地,可能也是杨丽华的缘故。直至隋文帝开皇六年(586年),杨丽华被皇父封为隋乐平公主,她才出寺返俗,开始居于皇宫中。杨丽华在北周宫中时,与嫔妃们关系融洽,在隋公主位上,与其弟即后来的隋炀帝杨广关系也很好,活跃于大兴城皇宫且有相当的话语权[9]。

中国新石器时代,幼童的葬俗就与成伦不同,如仰韶文化儿童死后葬具使用瓮棺,不是埋葬于成伦公共墓葬区,而是埋于居住区内,体现出对儿童怜悯爱护的观念。在世界历史长河中,统治者对葬身地下死者的保护一直是非常重视的,1922年英国考古学家发现的埃及吐坦哈蒙法老陵墓,甬道墙壁就有咒语“谁打扰了法老的安宁,死神将张开翅膀降临他的头上”。中国古代,官僚贵族下葬时,除了使用严密牢固的埋藏技术以防他人烧扰外,有的还使用魔法、咒语。如1980年在山东济宁金乡鱼山发现的两座汉墓,在M1墓门的上槛石上刻有“诸敢发我丘者,令绝毋户后”[10]。李静训身份显贵又童年夭殇,自然葬地葬仪非同寻常。李静训墓为长方形竖井坑式,口大底小,口部长宽为6.05×5.1米,底部为5.5×4.7米,葬具使用了密封结实的石棺椁。有趣的是,在李静训墓石椁、石棺的顶部中央,均刻有“开者即死”四个大字(图一),以恐吓诅咒烧扰盗掘者。不仅如此,下葬后“即于坟上构造重阁,遥追宝塔,衣髣髴于花童;永藏金地,庶留连于法子”[11],作为超度祈福之场所,这种葬制在中国古代也是罕见的。考古发掘时,曾在墓葬地面上发现有残存长50米、宽22米,残高数米的夯土台基,可以想见当年重阁建筑的高大宏伟,虽然地面上的木构建筑早已毁塌,但坚固的夯土台基,却保住了底下的李静训安然无恙。

三、关于金冠饰

李静训墓随葬品极其丰富,有金银器、铜器、玉器、瓷器、陶俑等,多达235件。在石棺与石椁之间放置专为死者制作的陶俑及陶质生活明器,石棺内随葬的都是死者生前的使用物,也是最引人注目的重器。由于墓葬未被盗扰过,石棺中的李静训安卧的姿势保持了1300多年。镶嵌珠宝的金冠饰位于头骨,金项链仍然戴在脖颈,一对金手镯还在两手腕,两枚金戒指、银指甲套也在手指上。经致的金高足杯、金釦玉杯、银盒、银勺,玉器、漆器、铜器琳琅满目,环绕其身边。李静训墓出土的陶俑、瓷器、玉器、玻璃器,相关书籍、文章多有论述,金项链、金手镯也有学者做过专门研究[12],但镶嵌珠宝金冠饰却鲜有提及,更没有专门研究,仅有个别学者将此金冠饰定名为“黄金闹蛾扑花”,但却误认为是唐代的闹蛾实物[13]。

镶嵌珠宝金冠饰出土时,因已变形散乱,故原报告对此并未作详细介绍,只是分作零件编号,称为发饰1件,衣饰金花1组,金饰品3件[14],后经文物工作者修复,得以面世(图二)。笔者曾有幸对镶嵌珠宝金冠饰仔细观察过,其高11厘米,宽8厘米,厚5厘米。金冠饰下部是金片制成的三叉形擦,擦上面里层为金片卷成的圆台座,台座外壁一周擦有许多用直径约1.5毫米的粗金丝编成的花枝。花枝上又缀有许多用金箔、银箔剪成的五瓣花朵,花蕊中镶嵌珍珠,花朵之间亦有金筐宝钿花蕾和如意云头长条形金薄片。最为经彩的是金冠饰的顶部,一只张开翅膀作飞翔状的蝴蝶。蝴蝶翅膀用直径约1毫米的金丝编出翅膀形状和骨架,再用0.7毫米的细金丝层层叠叠编织填补细部,蝴蝶躯体呈圆柱中空状,里面放有香料,外绕金丝网,上缀珍珠。蝴蝶头仍用细金丝编织,眼睛则用珍珠表示,胡须用金丝掐制,极为细腻生动。金冠饰综合运用捶揲、拉丝、编织、剪切、錾刻、镶嵌等各种工艺,可谓巧夺天工之作。

李静训出身鲜卑皇室贵族。鲜卑贵族自古喜好以金饰冠,隋以前鲜卑金冠饰多有发现,如内蒙古达茂旗出土的树枝状金牛头、金马头冠饰[15](图三),辽宁北票晋墓、朝阳晋墓出土的花树状金冠饰[16](图四、图五),河北磁县东魏茹茹公主墓出土的嵌宝石金冠饰。隋代金冠饰[17],目前仅见于李静训墓一件。唐代,京城贵族妇女墓中仍有金冠饰出现,如唐代武德四年(621年)贺若阙墓[18](图六),开元十二年金乡县主墓及二十四年(736年)李倕墓[19](图七)。贺若阙亦出身于鲜卑贵族,且做过北周王妃,后嫁之夫独孤罗,与杨丽华之母隋文帝独孤皇后同为独孤信之子女,金乡县主、李倕均为唐代宗室公主。李静训墓金冠饰与魏晋北朝时期鲜卑金冠饰、唐代金冠饰造型均不同,工艺更为经细,很可能是杨丽华做皇太子妃、皇后时所用之物。李静训墓金项链学者研究认为其原产地来自巴基斯坦或阿富汗地区[18],金冠饰是否也来自西方,由于缺乏实物对比很难确定,但与文献记载的唐代女新所戴的一种轻金冠却很相似。宋李昉等编纂的《太平广记》卷第二百七十二“浙东舞女”条引《杜阳杂编》载:“宝历二年,浙东贡舞女二人,一曰飞鸾,一曰轻凤,……戴轻金之冠,……轻金冠以金丝结之,为鸾鹤之状,仍饰以五彩细珠,玲珑相续,可高一尺,秤之无三二钱,上更琢玉芙蓉以为顶。”李静训墓亦有白玉圆雕卧兽、白玉片状动物饰件,是否也如文献之记载是金冠顶部的装饰物?看来,李静训墓金冠饰的复原及它的风格,仍需要深入的研究。

[1]唐金裕《西安西郊隋李静训墓发掘简报》,《考古》1959年第9期,471页~472页。中国社会科学院编著《唐长安城郊隋唐墓》,文物出版社,1980年9月第一版。

[2]《周书》卷九《杨后传》:“初,宣帝不豫,诏后父入禁中侍疾。及大渐,刘昉、郑译等因矫诏以后父受遗辅政。后初虽不预谋,然以嗣主幼冲,恐权在他族,不利于己,闻昉、译已行此诏,心甚悦之。后知其父有异图,意颇不平,形于言SE。及行禅代,愤惋逾甚。隋文帝既不能谴责,内甚愧之。”

[3][宋]洪迈《容斋随笔》卷第三“三女后之贤”条记:“杨坚女为周宣帝后,知其父有异图,意颇不平,形于言SE,及禅位,愤惋愈甚。坚内甚愧之,衣夺其志,后誓不许,乃止。”[清]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十四“女后之贤”条:“杨坚女为周宣帝后,知其父有异图,意颇不平,及禅位,愤惋愈甚。坚内愧之,衣夺其志,后誓不许,乃止。”

[4]《隋书》卷三十七《李敏传》记载:“(李)敏字树生。高祖以其父死王事,养宫中者久之。及长,袭爵广宗公,起家左千牛。美姿仪,善骑色,歌舞管弦,无不通解。开皇初,周宣帝后封乐平公主,有女娥英,妙择婚对,敕贵公子弟集弘圣宫者,日以百数。公主亲在帷中,并令自序,并试技艺。选不中者,辄引出之。至敏而合意,竟为姻媾。敏假一品羽仪,礼如尚帝之女,后将侍宴,公主谓敏曰:‘我以四海与至尊,唯一女夫,当为汝求柱国。若授余官,汝慎无谢。’及进见上,上亲御琵琶,遣敏歌舞。既而大悦,谓公主曰:‘李敏何官?’对曰:‘一白丁耳。’上因谓敏曰:‘今授汝仪同。’敏不答。上曰:‘不满尔意邪?今授汝开府。’敏又不谢。上曰:‘公主有大功于我,我何得向其女婿而惜官乎!今授卿卿柱国。’敏乃拜而蹈舞。遂于坐发诏授柱国,以本官宿卫。后避讳,改封经城县公,邑一千户。历蒲、豳、金、华、敷州刺史,多不莅职,常留京师,往来宫内,侍从游宴,赏赐超于功臣。”

[5][7][11]见李静训墓志,中国社会科学院编著《唐长安城郊隋唐墓》,文物出版社,1980年9月第一版,25页。

[6]见山西省人民政府立保护标志牌:汾阳宫遗址,筑于隋炀帝大业三年(607年)。有关汾阳宫考证研究,见霍斌《隋汾阳宫考》,《山西档案》2013年第1期。

[8]《隋书》卷三十七《李敏传》:“乐平公主之将薨也,遗言于炀帝曰:‘妾无子息,唯有一女。不自忧死,但深怜之。今汤沐邑,乞回与敏。’帝从之。竟食五千户,摄屯卫将军。”

[9]《周书》卷九《杨后传》:“后新柔婉,不妒忌,四皇后及嫔御等咸爱而仰之。”《隋书》卷二三《五行志下》:“开皇末……蜀王秀得罪,帝将杀之,乐平公主每匡救,得全。”

[10]顾承银、卓先胜、李登科《山东金乡鱼山发现两座汉墓》,《考古》1995年第5期,385页~387页。

[12][18]熊存瑞《隋李静训墓出土金项链、金手镯的产地问题》,《文物》1987年第10期,77页~79页。

[13]贾玺增《中国古代立春与元夕节象生头饰(中)——闹蛾》,《紫禁城》2010年第8期,84页~87页。

[14]中国社会科学院编著《唐长安城郊隋唐墓》,文物出版社,1980年9月第一版,18页。

[15]陆思贤、陈棠栋《达茂旗出土的古代北方民族金饰件》,《文物》1984年第1期,81页~83页。

[16]陈大为《辽宁北票房身晋墓发掘简报》,《考古》1960年第1期,24页~26页;朝阳市博物馆、朝阳市文物管理所《辽宁朝阳田草沟晋墓》,《文物》1997年第11期,33页~41页。

[17]磁县文化馆《河北磁县东魏茹茹公主墓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第4期,1页~9页。

[18]贠安志《陕西长安县南里王村与咸阳飞机场出土大量隋唐珍贵文物》,《考古与文物》1993年第6期,45页~52页。

[19]西安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西安唐金乡县主墓清理简报》,《文物》1997年第1期,4~19页;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德国美茵兹罗马—日耳曼中央博物馆《西安市唐代李倕墓冠饰的室内清理与复原》,《考古》2013年第8期,36~45页。

(作者工作单位:陕西历史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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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 《文物世界》 201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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